文化与艺术
電影作品揣摩福音的三種方式
2021-12-06
—— Gavin Ortlund

我喜歡電影。我一直都喜歡電影,但出於某種原因,在過去的三四年裡我對電影越來越著迷——電影背後有著龐大產業,還有很多在演技和劇情上的錯綜複雜和微妙之處令電影成爲一種獨特的藝術。最重要的是,影片在溝通深刻、複雜的情感上有著偉大的力量。例如,我就喜歡最新的《星球大戰》前傳系列。

可能因爲我生活在南加州。前幾週,威爾·費雷爾(Will Ferrell)和艾米·波勒(Amy Poehler)正在拍攝他們的新電影《瘋狂之家》(The House的一部分鏡頭,就在塞拉·瑪瑞(Sierra Madre)這裡。當我路過拍攝現場時,忍不住停下來看導演指導他們。這很引人入勝。它提醒我,一部電影的每一幕都有多少工作和精力。你知道《社交網絡》(The Social Network中的開場對話被拍攝了大約99次之多嗎?魯尼·馬拉(Rooney Mara):「我當時想,『我快受不了了,我什麼都演不出來了,我覺得我都成了機器人。』但其實我沒有。每一個鏡頭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場景,都是新鮮的。」瘋狂吧?

在使徒行傳第17章的亞略巴古演講中,保羅提醒注意雅典人對一個「未識之神」的敬拜(17:23),並宣告「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上帝,他們也許應該「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17:27)。我看到電影以獨特的方式展現了這種「揣摩」的掙扎。當然,電影業界也有著巨大的醜陋和邪惡(就像保羅在雅典看到的那樣,使徒行傳17:16),因此我們需要辨別看什麼電影,以及它們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但電影也提供了對我們周圍人所問問題的洞察力,它們是瞭解我們文化敘事的窗口,瞭解那些即使是非常世俗的人也在「敬拜一位未識之神」的種種方式。(所有講故事的媒介都在這樣做,我在本文所說大部分內容同樣適用於史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克里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以及埃斯庫羅斯(Aeschylus)、貝奧武夫(Beowulf)和簡·奧斯汀(Jane Austen)。

當我說電影在「揣摩」福音時,我並不是指福音的「內容」,而是指福音的「形狀」。電影能觸動我們最深層的情感,因爲它們所想要發掘的是只有在福音中才有意義的真理和現實,它們提出的問題也只有在福音中才能得著解決。

以下是「揣摩而得」這一過程的三個組成部分。

第一,善與惡 

幾乎每部電影的基本劇情都沿著善與惡這兩條線展開。劇情如果要引人入勝,一般會包含下面幾個要素:

  • 善與惡發生衝突。
  • 善的一方掙扎求生,但是受到打壓。
  • 善戰勝了惡

一般來說,影片中的惡往往具有制度上的優勢。我們喜歡伯恩(《諜影重重》),因爲他在逃亡;我們厭惡典獄長塞繆爾·諾頓(《肖申克的救贖》),因爲他自以爲是地濫用權力;等等。善良的人往往是處於劣勢的人,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倒黴的人。例如,想想洛基·巴爾博(Rocky Balboa,《洛奇》),或者理查德·金波博士(《亡命天涯》),或者想想迪斯尼電影中的許多英雄要麼出生就是孤兒,要麼在成長道路上失去了父親、母親或是雙親。

有時,善與惡是以一個特定的主題來體現的,比如《星球大戰》系列中的「光明」與「黑暗」;有時是以不同的黨派或團體來體現的(比如《變形金剛》系列中的汽車人與霸天虎,或者《X戰警》中查爾斯·澤維爾的變種人與萬磁王的變種人);有時善是圍繞一個人展開的(詹姆斯·邦德、印第安納·瓊斯,等等)。有時,善與惡之間的鬥爭殘酷而黑暗,如蝙蝠俠對小丑;其他時候則更加含蓄和/或輕鬆(例如,《幸福終點站》中弗蘭克·迪克森對維克多·納沃斯基)。通常「好人」和「壞人」是固定的形像出現、一望便知。比如在超級英雄故事中,英雄和惡棍非常明顯。也有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角色在善與惡之間來回掙扎(如《魔戒》中的古魯姆)。有時,「邪惡」一方不是人類,而是大自然(例如《侏羅紀公園》、《大白鯊》等災難片),不過即便在這些場景中你也會經常發現「壞人」接踵而至。其他時候,善與惡是在某個人或某群人內部(《弗蘭肯斯坦》、《教父》系列等)。還有一些時候,它是某個思想、系統、機器(《黑客帝國》、《終結者》等),甚至外星人(《異形》、《獨立日》等)。但無論如何,通常影片都有善惡之分。

但問題是,電影從來都不只是關於不同團伙爲生存和權力而奮鬥的故事。戲劇總有一個道德層面,因此也有了高度的意義感。我們不只是希望一方獲勝,我們是覺得一方應該獲勝。我們知道辛巴廢黜刀疤《獅子王》是好的、正確的,而不僅僅因爲他有好運氣或有本事;當吉恩·哈克曼在《失控陪審團》的結尾獨自坐在那個酒吧裡時,我們感到了舒暢和滿足。

爲什麼這種情況如此普遍?如果不是因爲對善惡的觀念被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心裡,以至於我們沒有注意到它的單調,電影總是講這樣的故事豈不是很單一無趣?對我來說,這就是電影尋找福音的一種方式。唯物主義進化論框架怎麼看我們對善惡的認知呢?他們會說:「我們有正義感,因爲正義感幫助我們的祖先生存,而伴隨著正義感的超越感最終是虛幻的。「說實話,我們很難相信這種說法,我認爲大多數人如果仔細思考都無法接受,然而這卻是我們世界觀的邏輯結論。

或者換一種說法:如果我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爲偶發和盲目的進化,那麼所有的電影都是在告訴我們一個從根本和本質上與現實不符的故事。再看看另一種解釋:有一個三位一體的上帝,出於愛而創造了這個世界,一場道德之戰正發生在忠於祂和反對祂的人之間,那是不是合理多了?電影所傳達的道德超越感是關於一切的一點線索。

第二,幸福的結局

電影不僅僅是關於正義與邪惡的戰爭,更是關於正義戰勝邪惡。電影在「揣摩」的不僅是道德框架,而且還有末世論的框架。再一次,這是很常見的,我們甚至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是,「後來幸福快樂地在一起……」是每個好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換句話說,善是否戰勝了惡,對觀眾來說從來都不是無所謂的事。你看電影的時候不會把這當作一場拳擊賽:「好吧,無論是吉姆·布洛克(Jim Braddock)還是馬克斯·貝爾(Max Baer,兩位都是美國拳擊運動員——譯註)勝出都行,誰在乎呢?」 不,無論善是否最後得勝,影片總是恢復一些在爭戰中被破壞的幸福與和諧。你可以把大多數情節概括爲三個階段。

  • 幸福
  • 幸福的喪失
  • 恢復到某種更大、更持久的幸福

有時影片會讓一切都恢復正常,特別是在《回到未來》和《X戰警:未來的日子》這樣的時間旅行電影中。整個世界分崩離析,但最後變得很好。

但爲什麼這種情況如此普遍?一個「永遠幸福」的想法與現實世界中的任何東西一致嗎?我們自己的故事也是這樣嗎?似乎並非如此。再一次,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中,答案是否定的。唯物主義認定了宇宙最終會因爲能量耗盡而走向滅亡。

但對基督徒來說,和諧 → 緊張 → 解決是現實的基本範式,聖經神學稱之爲創造 → 墮落 →救 贖。換句話說,電影的結尾之所以讓我們有這樣的感覺,因爲基督信仰是真的,是因爲它總有一天會發生。

第三,苦難和犧牲的愛

幾乎每部電影中,正義不僅與邪惡鬥爭並取得勝利,而且這種勝利是通過痛苦和犧牲來實現的。如果好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贏得了勝利,這個故事會有多沒勁?沒有這種電影!

以《追夢赤子心》(Rudy)爲例(我個人最喜歡的電影之一)。魯迪坐在公園裡到跑進聖母大學的那一幕,對我來說永遠不會過時,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它。但是,如果魯迪身高6英尺5英寸(兩米——譯註),智商140,那這故事會有多沒意思啊?這不會成爲一部好電影。他爲達到目的所付出的奮鬥使他的故事對我們來說很有力量:我們都感覺到有一些偉大的意義,不僅是勝利,還有爲達到目的所做的努力和奮鬥。

或者以《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另一部個人最愛)中的約翰·納什所承受的痛苦爲例。在整部影片中,他的痛苦之深,他整個世界被顛覆的方式,使得最後的演講更加美麗——他的妻子也陪伴他一起堅持了下來。這個故事的特點是他取得了勝利,不是戰勝了蘇聯的間諜密碼,而是戰勝了精神疾病;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成就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愛和救贖的故事。

犧牲的主題幾乎總是伴隨著痛苦的主題。我們有多少次看到一個好人爲了拯救世界而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以爲自己正在放棄生命,或者放棄了其他重要的東西?犧牲愛情的選擇是許多情節的關鍵,從《命運規劃局》(The Adjustment Bureau)到《美女與野獸》再到《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這份名單可以一直繼續下去。在這些影片中,有人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有人爲別人犧牲了自己,卻發現自己的生命回到了自己身邊。

再一次,唯物主義進化論很難解釋電影藝術在這方面的努力和呈現。唯物主義者對利他主義的問題抓耳撓腮。但對基督徒來說,犧牲的愛和痛苦是善戰勝惡的關鍵,而我們真正失去的,總能在永恆中得著。

畢竟,這就是我們信仰的偉大中心。耶穌、十字架、空墳墓……這些是我們每個主日歌唱和聽到的,這是我們相信有一天會更新宇宙的東西。這也是我們相信整個世界都在「揣摩」的東西——在我們的電影和生活中。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3 Ways Movies Are Searching for the Gospel.

Gavin Ortlund(蓋文·奧特倫)博士畢業於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他是一位丈夫、父親、牧師和作家,目前在加州奧海鎮第一浸信會(FBC Ojai, CA)擔任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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