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流行病:教會歷史給我們的四個功課
2020-04-01
| Glen Scrivener

第一世紀初,卑微且處於邊緣地位的「耶穌運動」,如何在幾個世紀之後成爲了西方世界佔據統治地位的宗教?

這個問題是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所著《基督教的興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本書內容亦收錄於該作者的另一本書《社會學家筆下的基督教史》中,後者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一書的英文版副標題,該書揭示了許多關鍵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瘟疫。事實上,若要理解「卑微且處於邊緣地位的『耶穌運動』」爲何會興起,我們首先需要理解它在應對瘟疫上是如何引人注目的。

我會在本文簡要概述歷史中的四次流行病,以及當時的教會如何以基督的方式回應。看到這些例子時,願我們被他們鼓舞,即使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爲自己的時間和安排做出調整。他們英勇的犧牲所展現的關心貧苦人群的動力,完全是效法基督的;我們也應在落實愛心之時敢於更多自我犧牲。同時,因爲我們有可能成爲病毒的攜帶者,所以在今天如果想要效法這種行爲,我們需要仔細考慮這種智慧。當我們觀察這些歷史中的例子時,聖靈會帶領我們做出應用,我們自己的靈則會因其中的信、望、愛而振作。願我們在這個流行病時代,在這觀望的世界面前活出耶穌的智慧與道路。

第一,亞歷山大主教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塞浦路斯瘟疫(公元249-262年)是一場致命的流行病,在爆發高峯期每天有5000人死於羅馬。儘管瘟疫嚴重削弱了羅馬帝國,但基督教對它的回應卻贏得了欽佩與更多的追隨者。

亞歷山大主教狄奧尼修斯如此記載:

我們絕大多數的弟兄都表現出極大的愛與忠誠,不愛惜自己,單單爲對方考慮。這些弟兄們不顧危險、照顧病人,獻身於對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裡服侍他們,並最終與他們一同安詳地離世。他們認爲自己被感染後,便能體會鄰舍對此病痛的感受,並充滿喜樂地與鄰舍同哀哭。許多人在護理與照顧他人時,使對方的死亡轉移到自己身上,代他們而死。

這種明顯的效法基督(自己取死以給人生命)與教會之外的人形成了顯明對比。狄奧尼修斯繼續寫道:

異教徒的情形則截然相反。他們拋棄了那些剛有疾病端倪的人,逃離至親的朋友。他們避免任何與死亡有關的聯繫與關係。然而,儘管他們竭盡全力,這瘟疫已然難以逃脫。(《教會史》[Eccl. Hist],優西比烏[Eusebius],7.22.7-10)

瘟疫加速了生命的自然歷程,深化了我們對死亡與脆弱的感受,並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展現那反文化與無條件的愛。教會在公元二世紀迎接挑戰,贏得許多人的羨慕以及皈依。一個世紀後,類似的變革再一次發生。

第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

斯塔克估計,公元251年時,基督徒人口僅有120萬,佔帝國的1.9%。儘管教會仍然只代表帝國的一小部分群體,但這與二世紀初相比已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然而與直覺相反,另一場瘟疫也促成了教會的前進。

這場瘟疫與之前不同(我們猜測也許是蕁麻疹),但與一個世紀前的那場瘟疫有著同樣高的死亡率。人們遺棄了意大利的城鎮,有些是永久遺棄。軍隊以及羅馬帝國的基礎結構都遭到大規模削弱。然而,基督徒在那場考試中的表現再一次引人注目。

迦太基主教居普良這樣寫道:

這場看似可怕與致命的瘟疫來的正是時候且必要,它拷問每一個人心中的公義,並考驗人類的心靈;(健康者)是否照顧病患,親友是否盡職盡責地愛護親屬……醫師是否不拋棄受苦之人。

瘟疫「拷問」著我們,暴露出我們所行的是肉體之道(自我保護)還是聖靈之道(自我犧牲)。第三世紀的瘟疫在教會裡找到一群被聖靈充滿、跟隨他們主的道路的人。

基督徒的死亡率明顯低於普通人群的死亡率(只有約10%,雖然「只有」是個可怕的限定詞),弟兄姊妹在基督裡的彼此相愛,一方面意味著提供護理的人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另一方面意味著被感染的人得著更高的存活機率。由於這些基督徒令自己更易死亡,他們實際尋回生命。在瘟疫席捲過後,基督徒變得更有力。由於有更多的倖存者,他們在社會所佔的分量也更有力了。他們更有韌性,因爲他們在面對死亡時有一個強大的希望。他們藉著所遭受的苦難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因此作爲共同體時他們會更強大。

如果你想知道爲何從起初微賤且處於邊緣地位的基督教在公元300年時已擁有600萬信徒,斯塔克會告訴你:瘟疫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第三,威滕堡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從14世紀起,黑死病就困擾著歐洲。它在短短五年內便滅絕了整整一半的人口,城市地區影響尤爲嚴重。疫情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反覆發生,其中包括1527年影響威滕堡的那場瘟疫。許多人逃跑了,然而路德與他懷孕的妻子卡塔琳娜(Katharina)卻留下來照顧病人,他們引用《馬太福音》24章41-46節作爲自己的準則:

我們必須遵從基督的話,「我病了,你們不來看顧我。」根據這段經文,我們彼此結合,即任何人都不能在他人有困難時拋棄對方,相反有義務協助和幫助他,正如我們自己也希望得到幫助一樣。

路德談到允許逃離的情況,並因意識到我們傾向於自以爲是,而警告基督徒不要因他人做出不同的抉擇而相互論斷。 但寫道他自己的責任時,他說:

執事們和我在一起,當然與我們同在的還有基督,因祂的同在我們便不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去面對這一切。雖然祂的腳跟被魔鬼所傷,然而祂卻仍要在我們裡面勝過那古蛇。請爲我們禱告,在主裡向你道別。(1527年8月19日)

我們應注意撒但與基督都在路德的思想中佔了很大比例。撒但從起初就是謀害者(創3:15),牠站在瘟疫背後。

然而基督卻更強大,也更參與其中。祂在那些提供照看的人們中間,在病人們中(參上文的太25),祂也在教會將要經歷的勝過撒但的勝利中,這場勝利甚至包括了瘟疫後之恢復的小型勝利。路德與卡塔琳娜倖免下來,這場激烈的考驗印證了基督的道路是真實的。

第四,倫敦的查爾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截止19世紀50年代,倫敦是世界上最強大及富有的城市,其人口超過兩百萬。1864年爆發的一場霍亂擊中了倫敦人民心中的恐懼。

查爾斯·司布真當時只有20歲,來到首都牧養新花園街禮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el)。他之後回顧這場瘟疫,將其視爲他自己以及這座城市的學習的關鍵時刻。

如果頭腦在某一時刻非常敏銳,那一定是死亡在門外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來到倫敦時,因著霍亂正在肆虐,人們非常渴望地聆聽福音。那時幾乎沒人會嘲笑信仰。

他講述了拜訪一個曾反對他的垂死男子的故事:

那個男人,一生都習慣於嘲笑我。他經常用粗俗的語言譴責我是個僞君子。 然而,他並沒有被死亡的飛鏢迷惑,而是開始尋求我的陪伴與輔導,毫無疑問,他雖然嘴上不說,心裡已將我視爲上帝的僕人。

這個世界如沙般分崩離析已是既定事實,但這往往需要今生生活颳起的風暴來揭示。司布真將那個時代的瘟疫視爲一場風暴,促使許多人到基督這磐石中尋求庇護。

今天呢?

有許多因素使我們今天的時代與眾不同。在有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醫院之前,並不存在專科並專業的醫療保健。更重要的是,前幾代人服侍病人時,並不知道對方的疾病是如何傳播的。但我們知道照顧者可能成爲無症狀的病毒攜帶者。在這種情況下,自我隔離而非感染想要愛的人,可能是眼下最有愛心的事了。雖然愛的外貌在不同的年代可能看起來有所不同,但愛仍然必須以此爲目標,即一種由聖靈引導的、而非以肉身的自我爲中心的愛。 

所以我們可以:

  • 指出這個世界如沙般分崩離析——包括我們肉身的軟弱,市場的難以預料,以及我們的必死性。
  • 宣講並重視基督這磐石——曉得唯有祂可以,也唯有祂將平息風暴。
  • 愛鄰舍——在基督裡,走向那些有需要的人。
  • 也願上帝樂意在這場考驗中再次做工,以榮耀基督的名並擴展祂的國度。

編注:這4個功課整理自Glen Scrivener製作的一部視頻,其中包含教會歷史上三個基督徒在大瘟疫中堅持不懈的例子。 


譯:許志斌,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sponding to Pandemics: 4 Lessons from Church History

Glen Scrivener(格蘭·思科瑞萬那)是一位宣教士,也是幾本書的作者,他同時也是慈善機構 Speak Life的帶領者,他們在2017年聖誕節前發佈了一部四集的福音迷你電影Meet the N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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