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福音聯盟「荊棘與蒺藜」專欄旨在信仰，工作和經濟領域給出基於聖經的智慧忠告。如果您有關於如何在工作中榮耀神的問題，或在工作倫理上有困擾，歡迎來信：chinese@tgc.org。
我知道貧富差距在增大。但另一方面，窮人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富有。貧富差距是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的必然結果嗎？這個問題應該得到解決嗎？如果應該，那麼要如何解決？如果不應該，理由是什麼？
在過去一年裡，美國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出現了分裂。有些人在家上班，爲延期的活動和假期存錢，看著他們的退休投資組合暴漲。有些人失業，或者不得不辭掉工作在家看著上網課的孩子，看著自己的存款減少。
這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只是過去幾十年我們司空見慣的問題現在加速惡化了。那麼，我們該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說到不平等，經濟學家要考慮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兩個因素。這兩種衡量標準是不同的：收入是一個人每年賺多少錢，而財富是一個人現在擁有的所有資產的淨值。這兩個標準放在一起向我們見證了人們能夠購買自己需要或想要東西的難易程度。換句話說，這兩個數據幫助我們意識到人們現在以及將來都能夠獲得哪些資源。
下面有三個問題與此相關。
首先，貧富差距是國民財富增長的結果嗎？
收入不均幾十年來一直在加劇。美國富人（尤其是前10%和1%的富人）的收入增長速度遠比窮人快，而且比經濟增長速度也要快。算上通貨膨脹，處於收入分配底層一半人的收入基本沒有增長。窮人——尤其是在美國——並不比幾十年前的狀況好多少。
收入不均的加劇並不是財富增長的必然結果。二戰後的幾十年，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收入不均並沒有增加。相反，所有美國人的收入幾乎都在增加——「水漲船高」，經濟發展給每個人都帶來了益處。用經濟術語來說，每個人的產值都在增長，因此他們的收入也一起增長。
變化始於70年代。隨著美國經濟發展，收入主要流向了頂層人士。70年代，前1%的人賺取了前10%的收入；今天則賺了接近前20%的收入。有很多因素導致了這種變化，經濟學家對於諸多原因的相對重要性持有不同觀點。計算機和信息技術（IT）重要性的增加似乎以「技術偏向」的方式改變了生產力增長的本性：如果你的工作需要「技術」，那麼更好的技術會使你更有效率。同時，對低技能工人的效率就看不到提高。
全球化也增加了高收入者的收入，他們能夠利用進入新市場的優勢，而低技能工人必須與海外的「廉價勞動力」競爭。還有證據表明稅收比例的降低也增加了收入差距。
在全球範圍內這樣說是對的，自2000年以來貧困率已經降低了一半，但在美國最貧困的人實際上變得更窮了。1983年，最貧困的10%的美國家庭平均擁有724美元的財產（以2016年美元計），但到2016年最貧困的美國家庭平均負債達950美元。
同時財富變得更加集中。1984年，前0.1%的富人擁有總財富的9%。今天他們擁有20%。
其次，我們應該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嗎？
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應該解決不平等問題。收入不平等的加劇降低了社會的流動性：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增加之後，窮人的孩子就更容易一直貧窮。據一種衡量方式顯示，加拿大的窮人致富的可能性是美國窮人的兩倍。
還有證據表明貧富差距的加大破壞了政治的穩定性。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
最重要的是，我們關注人類本身。布萊恩·費克特（Brian Fikkert）解釋的很好，貧困不只是缺乏資源，更是隨之而來的羞恥感和不足感。一項研究表明年收入少於$34,000的人自殺的可能性高出50%。特蕾莎修女說美國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的貧困程度比印度加爾各答還要嚴重，因爲隔著曼哈頓河就是美國最富裕之地。
第三，我們應該做什麼？
解決不平等問題有很好的理由，但是經濟學家們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稅收政策、工作培訓、更多平等的教育機會、對低收入家庭的經濟支持以及提供更多的保險和醫療途徑這些手段的綜合應用會有所幫助。意外和未投保的突發健康事件是導致破產的最大原因之一。
認識到我們的社會已經變得多麼不平等是找到好解決辦法的關鍵。人們總是低估了美國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儘管數據否認，但美國夢的神話還在持續。1940年，90%的人收入高過父母。今天，卻只有一半的人。
將富人妖魔化，因他們的處境責怪窮人都不會有所幫助。對全球化的興起和1970年代以來技能偏向的技術變化雙方都沒有責任。同樣我們也不能詆譭全球化。儘管它加劇了不平等，但也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尤其對全球範圍內的貧困人口而言。
相反，教會應該做的是加強國家的社會結構。在社會關係緊密的社區中，經濟流動性更大，在這些社區中，人們的關係跨越社會經濟狀態。
教會將社會資本投資於那些資源不足的人——這種投資是指建立真正的關係，不是做慈善——可以爲窮人提供各種機會，幫助他們得到更好的工作從而積累財富。
譯：Ping Zhang；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Can We Address Income Ine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