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中文譯文首發於《教會》雜誌 2024 年 12 月第 4 期。
許多牧師都渴望擁有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的講道恩賜與事奉成就，卻很少有人渴望與之相伴的痛苦。司布真的講道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贏得了成群的歸信者。他的名氣也促成了在薩里音樂廳的聚會[1]，以及那場令他崩潰的災難 [2]。福音派人士將這位偉大傳道人對聖經的信念奉爲圭臬；而在他的一生中，這些信念卻遭到了昔日學生與盟友的廣泛譴責。[3] 司布真留下的講章表明，他十分擅長向憂愁的、受折磨的靈魂講道。若不是他自己也經歷憂愁與折磨，就講不出這樣的道來。[4] 許多人會十分欽佩一個能在如此的憂傷與逆境中依然忠心事奉的人，卻很少有人願意親自經歷這些試煉。
然而，對於司布真來說，苦難與事奉是打包在一起的：它們在福音事奉的本質上是緊密關聯的。許多著作都研究了司布真的受苦對他生活及事奉的影響；[5] 我在本文中的論點是，在司布真對教牧事奉的願景中，事奉和苦難在神學上是彼此關聯的。司布真認爲，出於各種原因，尤其是因爲牧師與基督的獨特關係——他們是基督將上帝的恩典傳遞給他人的管道，苦難對於忠心事奉來說是必要的。苦難對於牧師來說同樣是必要的，因爲苦難帶來以下益處：它讓牧師經歷他們向會眾所傳講的真理，使他們謙卑，並給予他們服事所需的同理心。在回顧了關於司布真受苦與事奉的相關文獻後，我特別研究了他在一年一度的牧師大會上對其他牧師的講話，以及《注意！牧者們》（Lectures to My Students）[6] 中的一些文章，從而證明了司布真思想中的這種事奉觀。最後，我認爲，雖然司布真對牧師受苦的理解受到了同時代人的影響，但也具有獨特的要素，對於理解他的生活及事奉應該有所啓發。我還提出了一個當代應用的途徑——今天的牧師應該根據他們獨特的牧師身份來解釋他們特有的試煉。
學者們常常研究司布真在身體、精神與靈性方面的苦難。[7] 從 1867 年開始，司布真飽受痛風和其它疾病所帶來的折磨，常常嚴重到使他連續數週無法講道或服事。從 1879 年開始，這些病症就愈發嚴重，直到他 1892 年去世。[8] 司布真遭受的精神痛苦同樣對他產生了深重的影響，尤其是在薩里音樂廳的災難後，他終生都與抑鬱、失眠以及劇烈的情緒波動作鬥爭。[9] 學者們還發現，在司布真的回憶中，他的精神痛苦與更具體的靈性痛苦之間是區分開來的。[10] 除了精神方面的掙扎——「有任何人是完全精神健全的嗎？」[11]——司布真描述了籠罩在他靈魂上的靈性黑暗，似乎與他對自己得救的絕望有關。[12]
學者們還探討了司布真的苦難與他神學之間的關係。莫登甚至說：「苦難的現實籠罩著他的事工。」[13] 這表明司布真所經歷的苦難是塑造他事奉與講道的決定性因素。莫登還描述了司布真對於苦難的豐富思考，表明他相信苦難：（1）是在上帝美善、主權的眷顧之下；（2）使信徒與基督相交；並且（3）促使信徒在向非信徒作見證，以及同情同受苦難的信徒時發揮更大的作用。[14] 耐託思強調了類似的主題，指出司布真在事奉之初就闡明了一個清晰的神學觀念，即上帝在苦難中的良善與旨意，儘管他多年來飽受苦難，卻依舊持守著這一神學觀念。[15] 最近的一篇論文深入研究了司布真與抑鬱症的鬥爭、他對抑鬱症的神學解釋以及他尋求緩解抑鬱症的各種方法。[16]
司布真的講道與神學信念仍是司布真學術研究的核心內容。[17] 最近，張翰中（Geoff Chang）提出，在這些關於「佈道者司布真」的豐富思考中，「牧師司布真」往往被忽略了：司布真不僅是一位傳達者，更可以說是當地會眾的領袖，而他人生中的這一方面值得仔細研究。[18] 張闡述了司布真的實用教會論，以及他如何以信念與智慧帶領本地教會，以此證明他的事奉觀。然而，張並未探討司布真的一些明確觀點，如事奉的性質、牧師的身份以及特殊苦難與牧師職分間的關聯。
因此，儘管有許多關於司布真受苦與其事奉之間關係的思考，但是這些思考並沒有考慮到他對於牧師身份的明確表述，也沒有考慮到這種身份是如何將受苦與教牧事工聯繫在一起的。
本文旨在表明，司布真主張並勸勉其他牧師「拼命事奉」。他認爲忠心的教牧事奉需要付出凡人難以承受的辛勞，並且伴隨著苦難。牧師必須受苦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是上帝在基督裡的恩典的管道，他們必須體現所傳講的福音。這些必要的苦難，非但不會削弱牧師的果效，反而會對其果效大有裨益。
第一，司布真認爲教牧事奉必然是緊張勞累、具有消耗性的。
在對其他牧師的勸勉中，司布真所設想的教牧事奉必然是緊張的，他堅持認爲牧師要以全部的熱情與力量服事主耶穌，並暗示說真正的牧師會被事奉所消耗。他曾多次說過：「耶穌值得我們盡心盡力地事奉；是的，值得我們竭盡全力，並且是以一種強烈的（intense）、全心全意的（all-consuming）方式事奉。」[19] 司布真還經常呼籲牧師「表現出最大限度的勤奮與熱忱」，以自己的生命爲祭獻給主，將自己的恩賜單單用於事奉，不作其他用途，並且「絕不獻上次好的」。[20] 儘管許多人都認爲這些說法是值得稱讚的教牧敬虔品格，然而司布真使用「強烈」和「全心全意」等詞彙描述牧師的生活方式卻令人吃驚。譬如，司布真幾乎鼓勵牧師因過度勞累而早逝：「如果因爲過度勞累，我們在到達人類平均壽命之前就離世了，在事奉主的過程中精疲力竭，那麼，榮耀歸於上帝。地上的減少了，天上的就增多了。」[21] 他在其它地方還補充說，真正的牧師身上會有艱苦勞動的痕跡，有些牧師會不可避免地過勞而死，而那些沒有竭盡全力的牧師則是懶惰的。[22] 司布真在最極端的時候堅持認爲，輕鬆的事奉就是虛假的事奉，在基督的審判臺前將會難以交帳：「在服事中圖安逸者，必經歷沉重的死亡。」[23] 勞累對於事奉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缺乏勞累就會暴露出虛假的事奉。
司布真以身作則，一生講道超過一萬場，幾次講道時病到後不得不被人擡下講台。[25] 儘管他被日益增長的各種事工需求壓得喘不過氣來，卻似乎從未試圖從責任中得到解脫。[25] 比這些行爲更加令人震驚的是，司布真對過度勞累的看法。在晚年的一次晚間佈道中，他回憶起了自己的早期事奉，以及朋友們是如何勸阻他不要每週講十次道，以免毀了自己的身體。而他卻如此回應：「如果真的是這樣（毀了自己的身體），那我就太高興了。如果現在再讓我選擇，我還是會這樣做。哪怕我有五十個身體，我也會很樂意爲了事奉主耶穌基督把它們都毀了。」[26] 如果必須犧牲健康才能滿足對主的事奉，那麼在福音事工中對主耶穌真實的事奉，就會無視對健康的自然關注。雖然司布真在這方面的著作中有一些折衷性言論——特別是他在《注意！牧者們》中對戰略性休息的稱許——但他最強烈、最常見的的勸告還是，讓牧師們不惜一切代價，爲福音事工的需要奉獻自己。[27] 司布真教牧神學的這一特點在他的言論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他說牧師不應該是「……精心保養的標本，而是活祭。」[28] 本文的結論探討了司布真教牧神學的這一特點如何受到處境的影響，且並非完全值得當代牧者效仿。
司布真在實踐中也明顯調和了他關於事工壓力的言論。例如，從 1871 年開始，司布真每年都會去法國的芒通（Menton）進行恢復與療養，行程時間長短不一，通常在兩個月左右。[29] 他和蘇珊娜還在 1881 年搬到了「韋斯特伍德」（Westwood），一幢爲了減輕司布真的病痛並讓他在更好的天氣中得到休息而特意購買的房子。[30] 這兩件事對於司布真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來說是必要的。然而，這些事確實表明，司布真爲了長期的益處，也尋求從痛苦中得到解脫。這些做法也意味著，他談及事奉中的勞苦時，更多地是與他對教牧身份的觀念有關，而不是對教牧實踐的普遍建議。
司布真堅持認爲事奉的本質就是具有消耗性，第一個原因是事奉的實際需求及屬靈需求。首先，對上帝子民的個人靈命關懷使牧師疲憊不堪，他的「休息最沒有規律；唯一有規律的就是勞苦和失望，但信心使他成爲一個快樂的人。」[31] 雖然不規律的休息是一種不可取的事奉模式，但許多牧師都發現，爲了照顧上帝的子民，在某些時候這樣做是必要的。司布真認爲，牧師的這種疲憊證明他在忠心地滿足群羊的需要——而安逸的牧羊人甘願讓幾隻羊死去！[32] 同樣，司布真言行一致，特別是在用心監督大都會會幕教會的大量成員方面——他曾經在一天之內進行了 40 次成員面談。[33]
教牧工作壓力大的第二個原因是，牧師有責任照顧那些身爲聖徒，但仍然是罪人的人。司布真說：「我好像聽說過，羊的疾病種類和一年中的天數一樣多。但我敢肯定，另一種羊的疾病數量是這種羊的十倍，」因此，「牧師的工作是一項令人焦慮的工作。我們的同工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34] 忠心的牧師會嘗試醫治會眾所經歷的各樣屬靈疾病，並處理教會中因爲罪而產生的分歧和反對。牧師也可能遭受「致命一擊」，比如被信任的領袖背叛，或是成員犯了嚴重的罪。[35] 雖然司布真本人並沒有經歷過大量來自會眾的反對，但他對浸信會的牧師同工在教會中遇到的困難深有體會。[36]
然而，服事中最大的壓力是時常處理救恩的現實問題。這些現實的重壓使忠心的牧師受到精神上與屬靈上的考驗：
當我們熱心去做我們的工作時，這會讓我們敞開，容易受到來自沮喪的攻擊。誰能承受靈魂的重擔，而不會有時候下沉到塵土間呢？熱切渴望人歸正，如果這渴望得不到完全滿足（這什麼時候會得到完全滿足呢？），人心就要被焦急和失望耗盡了。看到有希望的人走上偏路，敬虔的人變得冷淡，認信的人濫用他們的特權，罪人在罪中更加放膽——看到這些，豈不就足以把我們壓垮到泥土中嗎？……所有思想方面的工作都會讓人疲倦、讓人沮喪，因爲讀書多，身體便疲倦；但我們的工作不僅只是思想方面的工作——它是心靈的工作，我們最深處靈魂的工作。[37]
教牧工作是心靈的工作。這是一個人靈魂的勞苦——牧師們爲他人耗盡自己的屬靈力量，變得虛弱。此外，他們熱切渴望在傳福音的工作中取得成功，而當他們看到基督徒陷入各種弊病，他們的靈魂就會變得沮喪。最後，也許與司布真自己的經歷最爲相關的是，忠心的牧師必須「承受靈魂的重擔」，人類永恆命運的沉重現實，壓在那些關心信徒益處的牧師身上。司布真在事奉的最初幾年間，在講道之前曾有過極度的焦慮，甚至生理疾病，這表明了他對講道的責任感有多麼沉重。[38] 綜上所述，司布真對教牧工作的看法，本身就解釋了他爲何認爲忠心的事奉必須伴隨苦難。
第二，司布真視牧師爲將上帝的能力與恩典傳遞給人的管道。
但是，司布真也以一種將教牧事奉與苦難聯繫在一起的方式闡明了教牧事奉的性質。司布真視牧師爲將上帝的能力與恩典傳遞給人的管道。作爲上帝能力的管道固然是一種莫大的榮耀，但這同時也伴隨著苦難，或者正如司布真常說的那樣，被上帝大能的重量壓得喘不過氣來。[39] 有一次，司布真警告牧師們，熱忱的火焰以及聖靈的能力會燃燒他們：
上帝的靈，甚至是無限的神性，駕駛如此脆弱的戰車，怎能不壓傷車軸、使整輛車顫抖，彷彿要在重負之下徹底解體？當上帝以拯救靈魂的大能臨到我們，就好像有燃燒的火焰從天而降，在我們的胸膛裡肆意焚燒，而這時，一切的力量就都消化了。但願如此：我們謙卑地邀請神聖的焚燒。[40]
無法帶領人信主會使牧師感到消耗及壓力，屬靈成就以及能力也會使他們感到壓力！牧師在進行拯救靈魂的講道並服事時，上帝的靈在他們裡面作工，也通過他將屬靈生命賜給他人。特別是在某些時期，「上帝以拯救靈魂的大能臨到我們」，這是聖靈特別的膏抹，每當這種情況發生，「無限的上帝」就駕駛著牧師「脆弱的戰車」。這當然會「壓傷車軸」，也就是牧師的身體及靈魂——上帝特別的、拯救靈魂的同在對於凡人來說實在是太重了，不可能毫髮無損地承受。雖然不應該從聖禮或祭司的角度理解這一點，但司布真認爲牧師生命中的事奉壓力是因爲上帝的臨在，以及祂通過他們作工將生命賜給他人。[41]
在司布真對牧師的勉勵中，事奉的工具性是牧師受苦的根本原因。在一次演講中，司布真勸戒牧師們，要活出他們傳講的真理。如果他們這樣做，「生命就會從我們身上流向他人。」[42] 他斷言，上帝使用一個被喚醒的人去喚醒他人，他接著說：「願活水流入我們裡面，再從我們裡面流出，直到成千上萬的人得到祝福，並將祝福傳遞給他人。」[43] 牧師必須對主以及真正的屬靈生命充滿熱忱，因爲事奉的本質就是讓上帝的生命及能力通過他們流向他人。他以《約翰福音》2:7-10 中的生動比喻充實了這一觀點：「經歷苦難，方得祝福。當我們的主想把酒賜給他的家人，使我們的節日充滿喜樂，祂是怎麼做的？祂說：『把缸倒滿了水。』我們必須被苦難裝滿。」[44] 他接著說，牧師一旦被苦難充滿，主就會說：「把水舀出來。」牧師的苦難（水）就會變成屬靈的生命以及屬主子民而生出的喜樂（酒）。」[45] 然後，令他欣喜的是，這第一個神蹟，不僅發生在迦拿，如今也仍然發生在大不列顛，在他身邊那些受苦的牧師的福音事奉中。[46] 牧師們再一次被描述爲祝福上帝子民的管道；他們的苦難是必要的，因爲他們的事奉具有工具性。這種工具性的事奉觀在今天並不常見；那些懷疑它不符合聖經或必然帶有聖禮性的人應該研究一下保羅對於事奉的描述，雖然不像司布真的描述那樣直接，卻也包含了相同的含義。[47]
然而，司布真謹慎地將基督一次的受苦與牧師在事奉中必要的受苦區分開來，特別是在他將《歌羅西書》1:24 應用於教牧事工時：
此外，你與基督的關係是這樣的：你要「爲基督的身體，就是爲教會……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祂救贖的痛苦已經結束；我們誰也不能踏入那酒榨。但那些使人歸向基督的苦難遠未結束……每個受苦的人，若是爲基督的緣故忍受痛苦、誹謗、損失或個人的惡意，都是在爲基督教會全體的合一，並建立祂所揀選的教會補滿必要的苦難。[48]
司布真將基督一次的代贖性受苦與牧師可能承受的任何苦難區分開來，他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是，爲了「使教會全體合一」並「建立祂所揀選的教會」，有些苦難是必要的。尤其是牧師，他們與基督有著特殊的「關係」，因此他們必須補滿這些必要的苦難。司布真根據另一段經文指出，牧師是「祂（基督）的替代者」。[49] 牧師以某種特殊的方式與基督相像，尤其是在他們的事奉中，這就導致他們必須受苦。因此，在司布真看來，牧師們不僅是工具性的，也是「道成肉身」的，在事工中體現了基督受苦的事實。
司布真將牧師和基督的關係與受苦聯繫在一起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事奉描述爲服事。司布真在對牧師們的一次講話中，將事奉描述爲管家的職分，他說：「牧師是僕人：他們不是客人，而是僕人；不是地主，而是工人。」[50] 接著，他把僕人比作一艘船的下層划槳手，處於最低微也最辛苦的位置，他是這樣說的：
弟兄們，如果我們的勞苦能夠加快我們偉大君王的到來，那麼即使在最低微的位置上，我們也要樂於耗盡我們的生命……我們不是船長，也不是船主，只是基督的槳手……既然在職分上我們是特殊意義上的僕人，就應當樂於承擔聖徒捨己與勞苦的首要責任。[51]
牧職是「特殊意義上」的服事，牧者必須以與其他基督徒相似但又不同的方式服事並承受困難。雖然司布真主要是反對牧師以「主」的身份支配羊群，但他也藉此形像來強調牧職中的捨己。僕人不僅謙卑，而且全心投入工作，願意爲主人承擔最艱辛的勞動。這種服事意識是司布真所描繪的牧師形像的核心。
到目前爲止，我們已經看到，司布真堅持認爲牧師的工作是有壓力的，甚至忠心的教牧事奉就意味著受苦。忠心照看上帝的百姓以及講道的本質就意味著實際的苦難；此外，牧師必須被從天而來的火所充滿，如果他們要在事奉上取得真正的成功，那火就會燃燒他們。因此，牧師在服事上帝的百姓時，應該預料到會遭受損失，會爲了他們的緣故在身體上、精神上或靈命上被燃燒。而且，因爲牧師是基督的僕人，所以他們不僅應該忍受這壓力，而且應該欣然接受。正如我們接下來要看到的，這些苦難非但不會妨礙牧師的果效，反而肯定會祝福到他。
司布真堅信，苦難能以各種方式使信徒受益。他反思了各種苦難能給牧師帶來的益處 [52]，並特別闡述了苦難的兩項特別益處：第一，苦難如何塑造牧師的品格；第二，苦難如何使牧師理解並服事自己的會眾。
第一，苦難塑造牧師的品格。
首先，苦難將人引向信仰基督的真實體驗，使牧師們經歷並檢驗他們向人傳講的內容。下面這段話生動而詼諧地描繪了司布真如何看待苦難對牧師的益處：
我敢說，上帝賜給我們任何人的最大屬世福分就是健康，但對於上帝的聖徒來說，疾病卻往往比健康更加有用。我認識的一些人，若是能體驗一個月的風溼病，那麼靠著神的恩典，他們會奇蹟般地變得柔和。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需要向百姓傳講比現有內容更好的東西；而他們可能會在苦難之境學到這些東西。我不希望任何人長期遭受病痛的折磨，但時不時來個小插曲，幾乎可以說是對他的要求。生病的妻子、新建的墳墓、貧窮、誹謗、心靈的消沉，這些都可能給人帶來別處學不到的經驗。試煉使我們真實經歷信仰。[53]
司布真用諷刺幽默的筆調，生動地描繪了苦難對牧師的益處。對於牧師來說，適度的疾病——「時不時來個小插曲」——是比長久健康更大的祝福！這是一種巨大的「屬世福分」，因爲對於驕傲的牧師來說，這會使他們更加「柔和」或謙卑。此外，「苦難之境」會教導牧師更好的真理，使他可以向他的會眾傳講，因爲「試煉使我們真實經歷信仰」。在安逸順利的時候，牧師可能會依靠自己，而不仰望上帝的應許，不思考永恆，也不倚靠從聖靈而來的力量。然而，各樣的試煉會迫使人觸摸並經歷福音的真實。這對事奉至關重要，因爲一個牧師若不活出自己所宣講的真理，是不可思議且當受譴責的。的確，「若非親身經歷，人怎麼能認識任何福音真理呢？」[54] 他必須通過經歷去認識真理，然後才能向他人傳講。司布真將這一普遍原則應用到具體的牧師身上，暗示牧師們所經歷的特定苦難格外適合他們獨特的事奉領域。一個人的軟弱以及內心的試煉，不僅不會使他失去任職的資格，實際上「甚至可能是神用智慧加在他身上，作爲他走特別服事道路的必要條件。一些植物具有藥用價值，歸功於它們生長在其間的沼澤。」[55] 牧師所具備的特殊功用以及屬靈醫治力，或許是他獨特試煉的結果。
司布真還稱讚了苦難帶來的另外兩項祝福：對牧師品格的保護以及對會眾的同情。他發現，苦難對於維持牧師的品格及事奉果效是必要的，這是他親身經歷後的體會：「很遺憾，我的本質如此糟糕，以至於我的主常常嚴厲地責備我。我就像一隻羽毛筆，若不時常削尖，就無法書寫。」[56] 然而，他並不爲自己的痛苦與十字架感到後悔，只要主能「用我在人心上書寫」。[57] 他接著說道：「這就是許多牧師受苦的原因，苦難對我們的工作是必要的。」[58] 若沒有苦難，許多牧師就會相對缺乏恩典，沒有在事奉中結出果實所需的品格。
謙卑這一特殊的恩典源於苦難。司布真對《哥林多後書》12:7 提出了獨特的解釋，他認爲保羅「肉體中的刺」並非是巨大的苦難，而是一種惱人的小毛病，使保羅因爲這種小事的折磨而謙卑。[59] 同樣，牧師也會經歷惱人的試煉，這些弱點「如此微小，以至於你爲自己注意到它而自我鄙視，然而它卻時常侵擾你的靈魂」。[60] 這些獨特的試煉將謙卑這一必要的福分賜給牧師，並且由於驕傲的致命誘惑，主常常賜下這些試煉：
如果我們不謹慎地持守本位，我們的主必定會責備我們，打擊我們的驕傲。多少痛苦、失敗、沮喪都源於我們的自命不凡！我確信，凡在眾人面前受上帝尊榮的人，沒有一個不經歷隱密的管教，這管教能防止驕傲的肉體不被過分高舉。[61]
司布真注意到，很少有人能在公共事奉中取得榮譽和成功的同時，而不「自命不凡」——即變得驕傲，並把事奉成功的榮耀歸給自己。這種驕傲對成功的牧者來說極易滋生，因此，那些「在眾人面前受上帝尊榮的人」，必須經歷「隱密的管教」——試煉與苦難——以防他們持續處於這種致命的驕傲中。談及屬靈抑鬱，司布真認爲牧師最有可能在取得極大成功時經歷這種特殊的苦難。[62] 司布真以以利亞爲例——以利亞在取得一場大勝後，因恐懼而逃命，指出「主很少把祂的勇士暴露在因得勝大大歡喜而帶來的危險之中」，因爲祂知道很少有人能經受這樣的考驗。[63] 因此，爲了防止牧師被成功衝昏頭腦，「這滿有恩典的管教摧毀我們虛榮的船隻，使我們在萬古磐石上觸礁，赤身露體、絕望無助。」[64] 主在牧師成功時賜下苦難，使他謙卑，拯救他脫離驕傲；當人順服這苦難，它就迫使人投靠基督，重新體驗福音的應許。在司布真的事奉觀中，苦難與成功是循環往復的：苦難帶來恩典，從而在事奉中獲得屬靈勝利；這些勝利又誘使牧師驕傲，所以主賜下更多苦難使他謙卑；這些苦難帶來對福音的全新體驗，從而產生更多的屬靈果實。正因爲這種苦難與屬靈果實之間的交替關係，司布真才能對同工們說：「因著我們在世上被痛苦充滿，天堂就要更充滿祝福；因著我們在逆境的學校受到訓練，這世界就得到更好的耕耘。」[65]
第二，苦難使牧師理解會眾。
苦難帶給牧師的另一種益處是，它使牧師同情自己的會眾：「好人得到神的應許，在這世上要經歷苦難」，好叫他們「可以學會同情主受苦的百姓，這樣，就可以適合做受苦群羊的牧人」。[66] 天使也可以傳講牧師所講的內容，但正是牧師的苦難與軟弱的人性，使他具備獨特的資格擔任這一職分——因爲這職分是爲其他軟弱受苦之人服務的。[67] 這種同情的必要性甚至延伸到了試探：「我們要在每一點上受到試探，好使我們能夠安慰別人。」[68] 苦難對於牧師在同情方面產生果效是必要的，這在司布真對講道的論述中尤爲明顯。他在描述絕望之心的恐怖時斷言：「但是，我親愛的弟兄，如果你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你就不配做傳道人。如果你不曾陷入深淵，你就無法幫助那些抑鬱的人。」[69] 講道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抑鬱的人、鼓舞沮喪的人以及安慰絕望的人。爲要使他人得益處，傳道人自己必須在人們可能經歷的各種心靈痛苦中得幫助、受鼓舞、得安慰。傳道人的苦難往往是難以理解的，卻可以從他人的需要中得到答案。
司布真堅持認爲，牧師必須經歷會眾遭遇的屬靈試煉，才能在這些試煉中服事他們。在一次年度牧師大會的演講中，司布真指出，牧師常常「爲他人的緣故」行過死蔭的幽谷。[70] 他接著說到，自己整週都處於深深的靈性絕望中，並以「我的神，我的神，爲什麼離棄我？」爲題，根據自己的屬靈黑暗講了一篇道。講道結束後，一位有自殺傾向的男人來到司布真面前，告訴他，他講得就好像真正了解自己的內心一樣。司布真成功阻止了他的自殺，並引他歸向基督。對此，司布真評論道：「我知道，如果我自己未曾被困在他所處的牢獄中，我是不可能做到的。」[71] 司布真將這個故事應用到正在聽道的牧師的生活中，他說：「你我必須爲我們所牧養的百姓受許多苦。上帝的羊群四處遊蕩，而我們必須去找他們；有時牧者必須去到自己原本不可能去的地方，追尋迷失的羊。」[72] 這種表述說明，苦難不僅有助於培養同情心，實際上對牧養的果效也至關重要。此外，司布真還用牧羊的比喻指出，「上帝的羊群四處遊蕩」——他們有著各種不同的屬靈經歷與遊蕩的情形。因此，牧者必須經歷那些他們原本不可能經歷的屬靈處境，爲要追尋群羊。所以，當牧師疑惑爲何自己陷入「埃及般的黑暗」或爲何「恐懼寒徹骨髓」，他實際上正是在按照自己的呼召行事，追尋上帝子民中有類似經歷的人（甚至是自己不認識的人）。[73] 司布真在《劍與鏝》（The Sword and the Trowel）雜誌中向更廣泛的讀者傳達了這一異象：「難道嚴厲的管教不會降臨在一些人身上，使他們準備好擔任小牧人的職分嗎？」[74] 他斷言，牧師必須能夠同情會眾，因此也必須像會眾一樣受苦，他說：「完整的牧師生活將是他會眾生活的縮影……他們的需要將成爲他痛苦的原因。正如主自己一樣，只有通過受苦才能完美地預備自己的工作，因此，那些蒙召跟隨主的人也必須如此。」[75] 牧師必須像基督一樣受苦，才能有效地服事自己的會眾——苦難是他們爲事奉工作進行的「完美預備」。像基督一樣，他們的一些苦難只能以代替的角度來理解：他們承受特定的痛苦，是因爲會眾有屬靈的需要。這種觀念再次指出了司布真關於牧師道成肉身的核心理念。既然牧師是基督的代表，是祂恩典的管道，他們就必須效法祂，甚至爲他人承受苦難——要重申的是，這與基督一次的受苦是不同的。
也許通過對以下三個問題的思考，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得出一些結論：
第一，是什麼影響了司布真對事奉壓力的思考？
儘管司布真是一位巨擘，他對事奉中的壓力與繁重工作的感受絕非無中生有。在一次對其他牧師的經典勸勉中，他曾強調在事奉中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他說：「我喜歡亞當·克拉克（Adam Clarke）的教導：『在工作中勞累致死，然後通過禱告重生』」。[77]克拉克生活於 1762-1832 年間，是一位著名的衛理公會牧師。司布真對他教導的明確引用有兩點值得注意。[77] 首先，克拉克是亞米念主義者，因此，司布真對他教導的讚許（儘管他強烈反對亞米念主義）表明，他非常贊同克拉克倡導的「在工作中勞累致死」的事奉態度。其次，司布真引用克拉克的觀點表明，不僅加爾文主義的浸信會牧師強調牧師服事的強度、熱忱以及自我犧牲，其他牧師也持有同樣鮮明的見解。事奉中的強度、難度以及捨己的理念也在畢列治（Charles Bridges）的《基督教牧職——兼論牧職果效甚微的原因》（The Christian Ministry: With Inquiry into Causes of Its Inefficiency）中得到了清晰的表達。雖然該書是針對英國國教牧師寫的，但在司布真的時代廣爲流傳。[78]
換句話說，司布真對事奉中壓力與過勞的正面態度，在十九世紀的各種神學流派中都受到了普遍的認可。司布真還引用了約翰·加爾文和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這兩位傑出的神學家（也是他們各自時代最爲出色的傳道人之一），指出他們的高效是因爲他們是「忍耐的受苦者」。[79] 有趣的是，加爾文與霍爾都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很可能是過度勞累以及精疲力竭所導致的。[80] 在稱讚他們的生活時，司布真或許意識到，自己與歷史上因受苦受難而對他人產生果效的牧師一脈相承。綜上所述，儘管司布真是「拼命事奉」理念最具表達力與影響力的倡導者之一，但他對事奉中過勞的看法並非獨樹一幟。
第二，司布真的事奉觀和苦難觀，如何重塑當代對司布真生平的理解？
在上述背景下，司布真與眾不同的貢獻在於他對教牧苦難的詮釋，特別是他將牧師稱爲上帝施恩的管道，並且提出牧師必須經歷會眾所遭受的苦難；而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的是牧師與基督之間獨特的關係，這並非聖禮性的關係，而是作爲基督的特使與僕人，他們的生命必須體現他們所傳講的信息。對於司布真而言，基督的受苦不僅是福音的基礎，也必須由每一位福音的工人體現並活出來，尤其是在他們的事奉取得成功時。
這一洞見爲理解司布真繁重的工作以及苦難神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雖然許多人都談到司布真繁重的工作以及伴隨而來的苦難，但他們並未將司布真生命中的這些特徵與他的事奉神學聯繫起來。[81] 司布真之所以堅持不懈地工作，是因爲他對教牧事工抱有特殊的信念。他相信，過於繁重的教牧職責所帶來的壓力對於忠心的牧師而言，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必定會對他有益處，使他更加有果效。他對於休息的忽視，可能被視爲是不明智的，或者他是以超人的角度來看待上帝對牧師的要求，但這些信念有助於澄清這些誤解。最實際的是，司布真對牧職的看法不僅令人感到驚奇，更有助於解釋他事奉中一些爲人所知的部分——例如，他一生中講道超過一萬次，並在一天內進行 40 次成員面談。
最後一個歷史性建議是：我們應該以司布真的事奉神學作爲主要視角來看待他的苦難，而不是將他的苦難視爲影響他事奉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將苦難視爲司布真事奉的「重中之重」，而是應該將司布真的事奉神學視爲他所有苦難中的重中之重。正是他的事奉觀導致了他的苦難，激勵他在苦難中前行，這也是他解釋自己耐心承受各種苦難的一貫視角。將司布真的事奉神學而非苦難經歷視爲塑造他的決定性因素，更符合司布真自己的話語、他事奉的背景以及他以何種態度看待自己殷勤事奉的主人——就是爲自己百姓受苦難、被耗盡的那一位。
第三，司布真的教牧苦難神學如何應用於今日的牧師？
今天的牧師要如何重拾司布真的「拼命事奉」觀？雖然司布真牧師並非我們安排日常工作要效法的榜樣，但他在解讀事奉中的試煉方面，的確是一個寶貴的資源。牧師應該如何應對看似偶然的身體、精神與情緒困擾？面臨突如其來且令人苦惱的試探時，牧師該作何反應？如果教會中有個頑固的團體試圖讓你卸任，這是否意味著你該另尋出路？司布真滿有智慧地將這些令人困惑的試煉引向極其鼓舞人的、有關牧師身份的真理：牧師的苦難使他更像基督，培養他的謙卑，幫助他經歷自己所傳講的內容，並且使他對受試探與試煉的會眾產生同情。司布真的例子表明，結合神學視角對牧師身份的理解去解釋牧會的困難，能激勵牧師在事奉中堅持到底。如今，牧師們似乎極爲沮喪，且難以完成全職事奉的生涯，這種幫助就顯得尤爲重要。[82]那些負責培訓未來牧師的人，也應該從司布真（以及他所代表的教牧神學傳統）學習到，忠心的事奉始於並依賴於對牧師蒙召作爲受苦救主代表的深刻反思。[83]
[1] 1856 年 10 月 19 日，發生了薩里花園音樂廳災難。當時司布真年僅 22 歲，大廳裡擠了一萬多人聽他講道。期間，一群人搞惡作劇，大喊「著火了」，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致使人們蜂擁地衝出大樓。衝撞踩踏中，7 人死亡，30 餘人重傷。——編者注
[2] 關於薩里音樂廳災難的回顧與分析，請參見Thomas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The Life and Pastoral Theology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Fearn, Scotland：Christian Focus, 2013), 595-600。司布真本人稱其爲人生中「最嚴峻的考驗」，參見Charles H. Spurgeon，Autobiography, Vol. 1: The Early Year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2), 431。 另參見Geoffrey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Recovering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Vision for Minist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22), 248。
[3] 我在這裡指的是發生在司布真晚年的降格爭議（the Downgrade Controversy）。參見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249–50。
[4] 例如，司布真在一次對同工牧師的演講中提到，他通過主日講道拯救了一名有自殺傾向的男人：「我知道，如果我自己不曾被困在他所處的牢獄中，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參見Charles H.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Direction, Wisdom and Encouragement for Preachers and Pastors,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18), 172。有關這句話的詳細背景，請參見後文（第三部分第2點）。
[5] 司布真的苦難已在兩本面向大眾的書籍中被探討：首先是Zack Eswine, Spurgeon’s Sorrows: Realistic Hope for Those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15）；其次是Elizabeth Skoglund, Found Faithful: The Timeless Stories of Charles Spurgeon, Amy Carmichael, C. S. Lewis, Ruth Bell Graham and Others （Grand Rapids: Discovery House, 2004）中的一個章節。最近有一部詳細探討司布真的講道並深入探索他的苦難神學的權威傳記，請參見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595-629。
[6] Charles H.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reprinted (Scott’s Valley, CA: Pantianos Classics, 2018).
[7] 這些類別顯見於彼得·莫登（Peter J. Morden）的文章，Peter J.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35 (2011): 308–11。耐託思（Nettles）雖然描述了司布真所經歷的這些種種苦難，但他認爲這些苦難在司布真的經歷中有著更爲緊密的聯繫。
[8]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08;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7–603.
[9]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09;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7–603.
[10]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0–11.
[11]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12]莫登描述了薩里音樂花園災難對司布真精神生活的影響，參見Peter Morden, C. H. Spurgeon: The People’s Preacher (Surrey: CWV, 2009), 70–71。
[13]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25.
[14]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5–22.
[15]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5–96, 630.
[16] William Brian Albert, 「『When the Wind Blows Cold』: The Spirituality of Suffering and Depression in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Charles Spurgeon」 (PhD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6).
[17] 司布真的講道已經成爲多部著作的主題，其中包括一些將講道視爲理解他生命的主要途徑的傳記，例如莫登的C. H. Spurgeon: The People’s Preacher以及Patricia Stallings Krupa,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A Preacher’s Progress (New York: Garland, 1982)。主張以司布真的神學（尤其是其人生中的爭議部分）爲核心來了解司布真的一部經典傳記，參見Iain Murray, The Forgotten Spurgeon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6)。
[18]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2–5.
[19] Charles H.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ed. Hannah Wyncoll (London: Wakeman, 2007), 23.
[2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9, 154, 214, 306–7.
[21] Charles H. Spurgeon,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May 1877): 211, 引自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00。
[2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42, 95, 306–7.
[2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12.有關基督審判臺前似乎有定罪威脅的另一段描述，參見An All-Round Ministry, 239。
[24]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1.
[25]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10–12;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16–18.
[26] Charles H. Spurgeon, 「For the Sick and Afflicted,」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London: Passmore & Alabaster, 1863–1911), 22: 45.
[2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6.
[28]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3.
[29] Albert, 「When the Wind Blows Cold,」 166.
[30]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619.
[3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3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4.
[33] 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21.
[3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01.
[35]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6–27.有趣的是，在此段落中，司布真提到，牧師因其柔和性情，比他人更易受到上帝子民中分裂與紛爭的影響。鑑於這是司布真在其著作中關於教牧試煉原因的罕見論述，我並未對此進行分析。
[36] 參Chang, Spurgeon the Pastor, 173–75，關於司布真教會的相對合一與健康，尤其體現於他在成員大會時的喜樂。
[37]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3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2.
[3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39–40.
[4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39–40.
[41] 司布真在其作品中猛烈抨擊了聖禮角度的牧職事奉觀，尤其反對當時英國國教中興起的祭司式的牧職觀。通過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72–74，了解他反對聖品階級的辯論。
[4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50.
[4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50.
[4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5]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6]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47] 例如，西 1:24-2:5；林前 2:1-5，4:8-13；林後 6:3-10，13:3-4。
[4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99.
[4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97.
[5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99.
[5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99.
[52] Morden, 「C. H. Spurgeon and Suffering,」 315–22.
[5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00.
[54]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88.
[55]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2.
[56]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7]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23.
[5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6.
[6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6.
[6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00.
[62]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3]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4]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4.
[65]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9.
[66]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1.
[67] Spurgeon,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121.
[68]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39.
[69] Spurgeon, The Suffering Letters of C. H. Spurgeon, 16–17.
[70]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1]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2]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3]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72.
[74] Charles H. Spurgeon, 「Laid Aside—Why?」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May 1876): 195–98.
[75] Spurgeon, 「Laid Aside—Why?」 195–98.
[76]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212.
[77] J. W. Ethridge, The Life of Adam Clarke, reprint ed. (Albany, OR: AGES Digital Library, 1997), 16, 438.
[78] The Christian Ministry首次出版於 1830 年。關於畢列治對事工中苦難的看法，參Charles Bridges, The Christian Ministry,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9), 11–16.
[79] Spurgeon, An All-Round Ministry, 163.
[80] 關於加爾文因早年過於嚴苛的工作及學習習慣而導致的痛苦，參Bruce F. Gordon, Calv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霍爾也有多種健康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未必與其事工直接相關，但他確實因事工壓力而崩潰，參Cody Heath McNutt, 「The Ministry of Robert Hall, Jr.: The Preacher as Theological Exemplar and Cultural Celebrity」 (PhD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2), 41–45。
[81]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599–601.
[82] 有關牧師健康狀況的一些令人擔憂的統計數據，請參見巴納研究小組於 2021 年 11 月 6 日發佈的報告，「38%的美國牧師在過去一年中曾考慮放棄全職」，2024 年 11 月 15 日存取，https://www.barna.com/research/pastors-well-being/。
[83] 本文未涉及的一個方面是，司布真是如何置身於基督教傳統的長河中，來闡明牧職的獨特性質，即牧職具有受苦的本質。關於這一主題在加爾文神學中的闡述，請參Leland Brown, 「The Standard-Bearer: Pastoral Suffering in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Themelios 47 (2022): 326–36.基督教傳統中的許多教牧神學作品也論及此主題，包括：Richard Baxter, The Reformed Pastor；John Chrysostom, Six Books on the Priesthood，以及Gregory of Nazianzus, Oration 2。
譯：郭晴；校：郭春雨。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神學期刊：An All-Out Ministry: Strain and Suffering in Spurgeon’s Pastoral 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