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 年 12 月，老浸信會牧師約翰·利蘭（John Leland）在日記裡寫下這樣一段話：「過去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值得載入史冊的大事。」頭一件是兩位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竟在同一天逝世，而這一天正是 7 月 4 日美國獨立日。利蘭特別強調：「這距離他們簽署《獨立宣言》，剛好整整五十年。」
第二件事在普通人看來可能微不足道，卻讓利蘭激動不已：「如今佛蒙特州的州長和副州長，都是我們浸信會的牧師......這在美國歷史上可是破天荒頭一遭。」要知道，當年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開國先賢中，浸信會信徒只有孤零零的一位。
利蘭絕對想不到，150 年後的 1976 年，美國會迎來這樣一位總統：他出身佐治亞州的鄉下，是地道的浸信會信徒，平時還在主日學校教書。雖然《新聞週刊》把這一年稱作「福音派之年」，但對浸信會來說，適逢美國建國兩百週年的這次大選，標誌著他們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兩百年的積澱，浸信會終於等來了這一刻——憑藉在政治、文化、經濟各個領域的深厚根基，一位標榜「重生得救」的浸信會信徒，昂首邁進了白宮大門。
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並非首位入主白宮的浸信會信徒——沃倫·哈定（Warren G. Harding）和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也是浸信會成員。但與前兩位不同的是，卡特毫不避諱自己的福音派信仰：他常向人見證「重生」如何改變了自己的生命，公開分享對耶穌基督的信仰。這位南方花生農出身的政客甚至不顧競選顧問勸阻，多次對媒體自稱「重生基督徒」，引得不少美國人紛紛查閱「重生」的含義。
「福音派」（evangelical）一詞源於 18 世紀大覺醒運動，其核心並非政治標籤或社會學術語，而是根植於希臘語"euangelion"（意爲「好消息」）的神學立場。正如卡特在新罕布什爾州演講時所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對神的信靠與委身。」強調悔改歸信、聖經權威與社會實踐的卡特，與深陷醜聞的哈定之流截然不同。
簡而言之，卡特是首位高調彰顯信仰的浸信會總統。1974 年他在全國記者俱樂部宣佈參選時，就引用聖經經文。自 1908 年長老會信徒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之後，再沒有候選人像他這樣在競選期間公開宣揚重生基督徒這一信念。儘管「福音派」與「浸信會」並非同義詞，卡特卻將二者完美融合了。
作爲第三代美南浸信會信徒，卡特一言一行都帶著鮮明印記。「若當選總統，」他在浸信會媒體專訪中宣稱，「我將以畢生言行彰顯基督徒的品格。」
一方面，他與美南浸信會溫和派淵源深厚；另一方面，在主流美國人眼中，他仍是保守派代表。1975 年《洛杉磯時報》直接稱他爲「宗教信徒、道德主義總統候選人」。
這一策略最終大獲成功。水門事件與越戰陰霾之下，卡特憑藉正直品格、民權立場、扶貧主張及敬虔信仰，凝聚黑人新教徒與白人福音派選民，橫掃除弗吉尼亞州外所有南方州，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因赦免尼克松而備受爭議的時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
雖然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同樣來自南方，但卡特卻是內戰結束後首位來自「深南部」（Deep South）的總統。不過，卡特代表的不僅是「新南方」政治勢力的崛起——儘管他後來在墮胎和同性戀權益問題上的立場讓保守派大失所望（直接催生了基督教右翼運動和 1980 年里根的當選），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他身上浸信會信仰的深刻烙印。事實上，1976 年他的當選堪稱美國浸信會傳統的一次集體亮相。
卡特的公開信仰植根於美南浸信會的土壤。20 世紀 60 年代末經歷重生後，他曾在賓夕法尼亞州逐戶傳福音。1973 年籌備葛培理亞特蘭大佈道會時，時任佐治亞州長的卡特第一時間宣佈願意爲美南浸信會信徒效力。
這位骨子裡帶著宣教使命的總統，對地方教會同樣忠心。當記者質疑普萊恩斯浸信會（Plains Baptist）沒有黑人信徒可能隱含種族歧視時，卡特回應道：
「我認爲最好的方式是留在教會內部改變這些令我痛心的觀念。如果這是個鄉村俱樂部，我會立刻退出。但這不是我的教會，這是神的教會。」
至少直到 1976 年時，他的救贖觀、復興觀和教會觀都深深打著美南浸信會的印記。
但卡特的成功同樣離不開美北浸信會的鋪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些北方信徒爲美南浸信會總統的誕生鋪平了道路。其實卡特並非首位在主日學課堂接待大都市記者的社會關懷型浸信會信徒。早在幾十年前，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就在曼哈頓第五大道浸信會（Fifth Avenue Baptist）帶領著名的弟兄查經班。
在同一間教會，後來成爲紐約州長、美國首席大法官及北方浸信會首任會長的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也在授課。在洛克菲勒家族支持下，休斯最終成爲哈定總統的國務卿。
1924 年卡特出生時，浸信會信徒正首次主導國家外交政策走向。洛克菲勒家族成功讓浸信會政治領袖成爲常態。而歷史總是充滿巧合——洛克菲勒的孫子納爾遜（Nelson Rockefeller），正是卡特對手福特總統的副手，美國歷史上第三位浸信會副總統。
若沒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金支持，以及黑人浸信會的影響力，卡特恐怕很難贏得南方黑白福音派選民的一致支持。當年約翰·洛克菲勒曾向亞特蘭大友誼浸信會（Friendship Baptist Church）地下室創辦的女子神學院慷慨解囊——這所爲年輕黑人女性設立的學校，許多學生曾是文盲奴隸。校方提議以「洛克菲勒學院」命名以示感謝，卻被他婉拒。最終學校以岳父哈維·斯佩爾曼（Harvey Spelman）命名，這位美國自由民聯合委員會的執委，成爲了斯佩爾曼神學院（Spelman Seminary）的名字由來。
歷史總有奇妙的交匯：1924 年卡特出生那年，這所學院正式更名爲斯佩爾曼學院（Spelman College）。日後，馬丁·路德·金的母親和祖母都曾在此求學。1976 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閉幕式上，當卡特與競選搭檔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與科雷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老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Sr.）同臺時，這位埃比尼澤浸信會（Ebenezer Baptist Church）牧師、民權運動象徵的精神遺產，在復興運動的氛圍中得到了完美彰顯。
正是借助葛培理佈道運動的影響力、金博士的精神遺產，以及洛克菲勒家族打下的基礎，卡特對公共信仰和種族正義的倡導，最終將他送進了白宮。
在佐治亞州這個浸信會信徒傑西·墨瑟（Jesse Mercer）曾爲州憲法撰寫宗教自由條款的地方，卡特繼承了一種獨特的宗教自由傳統。這種傳統使他既能堅守保守的福音派信仰，又能包容州內多元的政治觀點。佐治亞州的浸信會政治傳統兼容幷蓄，既孕育了卡特這樣的溫和派，也培養了像神學家兼社會活動家克拉倫斯·喬丹（Clarence Jordan）這樣的進步人士——這位佐治亞西南部科伊諾尼亞農場的創始人，正是他將卡特引薦給了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創始人米勒德·富勒（Millard Fuller）。
卡特的從政風格深受各類浸信會信徒的影響。到 1980 年，那些曾將他送入白宮的保守派聯盟已然瓦解——就連葛培理也轉而暗中支持里根。但 1976 年確實當之無愧是「浸信會之年」：在美國建國兩百週年之際，當福音派選票在卡特與福特之間搖擺時，形形色色的浸信會基督徒罕見地團結一致，終於將他們中的一員——首位美南浸信會基督徒送進了總統辦公室。
時至今日，卡特仍被視爲美國歷史上少數幾位「福音派」總統之一。但鮮爲人知的是，他鮮明的浸信會身份同樣深刻影響著其執政風格。頗具浸信會特色的是，卡特在任時的特勤局代號竟是「執事」。不過，這位僅任職一屆的總統也再次印證了一個政治現實：在美國歷史上，浸信會更多扮演的是「造王者」而非「王者」的角色。
這種境況與兩百年前約翰·利蘭評價傑斐遜的時代並無二致。隨著 2026 年美國建國 250 週年臨近，面對行政分支中浸信會成員依然寥寥的現狀，我們更應重溫卡特總統那份坦蕩的信仰告白——在那個「福音派」尚未被政治標籤裹挾的年代，這個稱謂所承載的，不過是對福音重生大能的樸素信念。
無論白宮主人是否浸信會人士，對基督信仰與重生這一神蹟的見證，在今日依然如同 1976 年那般重要。這份跨越時空的呼召，始終在叩擊著每個信徒的心門。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Year of the Baptists: Jimmy Carter and the Election of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