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时事
超越文化戰爭
2018-11-09
—— Michael Horton

史普羅曾致信給暢銷書《拒絕文憑的官校畢業生》(the Lords of Discipline)的作者派特·康洛伊(Pat Conroy),讚揚他的寫作風格。這位小說家在羅馬的公寓裡即刻回信,告訴史普羅,他是第一位稱讚他小說的基督徒。康洛伊說自己在基要派的家庭長大,這個他曾經熟悉的圈子如今譴責並嚴厲地攻擊他的著作是屬魔鬼的。福音派唯一參與主流社會的方式似乎就是發發牢騷,發洩敵意。但當聰明能幹、精力充沛的思想家、藝術家、工人進入世界履行自己的使命時,往往被基督徒同胞控告爲投奔世界。

基要派總是對外面的世界懷揣敵意,但現在卻高度政治化了。那些曾經只在高牆圍築的教堂之內的反世俗立場,現在卻出現在公眾場合的群眾集會中。美國參議院牧師查理·霍爾沃森(Richard Halverson)最近說:「所有福音派人士只是關心自己的事。他們總會猛打電話使華盛頓的電話佔線,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的態度很惡劣。可是,當國會面臨許多其他問題的時候,就從來沒有聽到過福音派的聲音。」我們唯一一次參與教育議題上,是抗議公共教育。似乎唯一一次參與到藝術議題上,是抗議利用公共資金舉辦色情藝術。而且,許多的生命派(Pro-life,或作反墮胎聯盟)的領導者把墮胎問題與小紅帽撤出圖書館混爲一談。

從前,我們對這個世界充滿敵意,但與之分離;現在敵意依存,但我們卻積極地參與其中。這正是爲何我們的參與如此苛刻刺耳,而且總是這麼消極的原因。除非我們以積極的眼光看待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否則我們只會批判而非貢獻。我們如同不滿的少數派,要求自己的權力,分一杯羹似的參與到政治討論,而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哲學和文化問題知之甚少,漠不關心。

文化戰爭——就是被稱爲美國社會兩極分化成兩個陣營的戰爭。雙方均以筆桿子作武器,來爭取對國家公共機構的控制權。你可能會問,這一切都與傳福音和護教有關嗎?是的,所有事情都有關。在街上隨便問一個人什麼是福音派,得到的答案可能一個陳舊的畫像、一個福音電視節目形像、特定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立場。但我們幾乎聽不到"福音",而這恰恰應當是福音派唯一的宣言。

基督教不是一種文化

那些參與文化戰爭的教會犯的第一個錯誤是非常基本的:基督教不是一種文化。基督教是一種信仰,環繞著有真生命的人,這生命的意義在於耶穌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並照著所應許的從死裡復活。基督教是一種真理系統。福音在諸多不同文化中興旺,在不同價值觀和風俗的社會中繼續蓬勃發展,福音使社會主義者與上帝和好,就如曾叫資本主義者與上帝和好一樣(編者按:福音是超越政治文化的)。克林頓總統在就職典禮後,召聚了一批美南浸信會的牧師和他一起在小石城禱告。這批牧師向福音派教會和世俗媒體一力擔保,克林頓總統是一位可靠、堅實、相信聖經的福音派人士。爲什麼這麼說呢?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說因爲克林頓總統在唱讚美詩時甚至會哭。當時我在Bible Belt基督教電臺做訪談節目。「克林頓的基督教信仰」似乎成了來電者最感興趣的話題。一位聽眾說:「真是不可思議!你能相信嗎?前兩天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說,『你無法根據一個人唱讚美詩是否會流淚而判斷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想知道你對墮胎的看法。」我回答說:「不,你們都錯了。問題在於他對基督是什麼看法。他認爲基督是誰?」這雙方都沒有抓住重點。一方被敬虔主義影響,另一方受政治形態影響。有人可能會說他對墮胎的立場必須與他的信仰告白一致,我也相信每個基督徒都應該盡力阻止這場世界性大屠殺。但是,反墮胎不在使徒信經裡!反墮胎不是基督教的信條!

我們已經用道德、政治、情感測試代替了福音。這也是爲什麼儘管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有嚴重教義錯誤卻無人質疑,而政治略左人士託尼·坎波洛(Tony Campolo)只因其政治立場就被一群輔助性事工組織拖上異端審判臺。在今天的社會裡,合一的基礎已經是意識形態而非教義了。可是,我們的政治立場與我們作爲基督徒完全是兩碼事。這並不是說公共政策問題對基督徒來說是不重要。恰恰相反,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對公共政策問題感興趣,但卻是作爲公民的身份,而非以教會身份來以此定義何爲福音。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們屢屢把福音與某個文化問題視爲等同。沒人會說薛華(Francis Schaffer)迴避公共問題,但他卻提醒我們,「我們對任何其他事物的忠心,無論是政治、國家或民族,超過對上帝的忠心,就是罪。我們最好從此刻開始就調整心中的量尺。」他說,「隨著時間流逝,一股巨大的壓力迫使我們遺忘宗教改革。我們的首要任務並不是與中產階級結盟,這只會讓我們的孩子因我們的政治立場而反對我們的信仰,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恢復我們失去的宗教改革的遺產。」

這正是爲什麼我們必須要重尋四個半世紀前路德和加爾文清楚表述且符合聖經的兩國論教義。有兩位王和兩個國,各自統治著不同的領域。我記得一位全美福音派協會(N.A.E.)的領袖在克林頓當選時說,「現在,這裡將成爲上帝的國度。」好像克林頓作爲一位公職人員與上帝的國有什麼關係似的。文化之國奧古斯丁稱之爲「人類之城」。其中有眾多統治者,不同的法律,各種人類智慧而出的風俗習慣。而基督的國是「上帝之城」,只有一位統治者,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拓展祂的國,不是通過市場行銷,也不是通過立法或武裝力量,卻是通過福音的宣講與聖禮的施行。如果我們搞混了這兩個國,無疑會混淆福音和文化、道德、政治議題。

巨大障礙

這帶入到第二點:這混亂給教會外的人帶來一個巨大的障礙。當我們混淆福音和社會或政治議題時會發生什麼呢?我們在歷史上已經看過許多了,難道不是嗎?以史爲鑑——十字軍東征時,「你們要進入世界傳福音,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成了政治擴張的正當理由。當這種混亂發生時,對南非種族隔離的受害者,猶太大屠殺的受害者,遭受沙皇俄國東正教迫害的人來說,想說服他們基督教不是政治壓迫手段就十分困難了。

不管這是真是假,或是世俗媒體反映不公平的諷刺畫(我更傾向於認爲兩者都有可能)。現在,福音派基督教被普遍視爲如美國白人中產階級文化一樣奄奄一息的盟友,不願放棄自己的權利。問題是我們是否混淆文化價值與福音,而不是這些價值是對是錯。葛培理(Billy Graham)說,「用任何特定的體系或文化來鑑別福音都是錯誤的,也一直是我自己的危險。當我傳講福音的時候,我是神國的大使,而非美國大使。把福音與任何政治制度、世俗綱領或學會綁定在一起都是錯誤的,這只會將福音轉移。」

我們自問,福音是否還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就在十多年前,傑里·福爾韋爾說,「在今天,可悲的是美國只能殺死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蘇聯人。」這可真是偉大的生命運動啊!這樣才能真正使世人將注意力轉移到福音的工作上,對嗎?他還說,「我們必須與幫助窮人的事情保持距離,因爲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福爾韋爾說「那些懶惰、微不足道的在失業登記處排隊的人雖不在餡餅店工作也可以吃到甜甜圈」時,窮人和失業者沒有理由要聽我們的福音。在五十年代,這位宗教領袖認爲,基督徒不應該支持黑人的權利。無論福爾韋爾還是傑西·傑克遜,當福音被視爲激進的政治和社會議題時,當福音成爲特定的社會部分,該如何推動福音?

我一直好奇,哪個同性戀會聽我們如何把艾滋病說成上帝的審判。我也經常想,感謝上帝沒有伸手攻擊福音派教會裡各樣的讒言、毀謗、貪婪、自我中心、自義,否則今天教會裡早就空空如也。民意調查表明,白人福音派團體比其他團體更反對在社區裡有黑人或西班牙裔鄰舍。好傢伙,這是就是福音關注的問題,不是嗎!?這種態度簡直太幫助我們傳福音了!福音派人士根本早就不關注福音了。福音成了一種文化。福音是保護社會的傳統價值觀。薛華擔心福音派將與保守美國主義中產階級結盟,並且任何對這個聯盟的反對意見都變成對基督的拒絕。而這正是在六十年代發生的事情。基督教在艾森豪威爾任總統時還順應時代。畢竟,艾克曾宣稱,「沒有宗教就沒有好政府,但我並不在乎哪個宗教。」但是,隨著對特定文化表現的排斥和美國人口增長的多樣性,美國沒有足夠的空間給上帝了。爲什麼?因爲我們幫助他們把上帝定義爲一個社會的公眾吉祥物。如葛尼斯(Os Guinness)所言,「嫁給時代精神的人,很快就變成寡婦。」但聖靈不會榮耀任何其他福音。

我們不再是基督的磐石,變成了到處攻擊的瘋子。諷刺的是,我們卻把攻擊性從福音中抹去——我們不再傳講罪和恩典了——爲我們自己,把福音得罪人的地方都抹掉了。我們的攻擊全是因著錯誤的理由,而我們自己卻離開福音本身,沒有了福音的力量。少數派、女權主義者、同性戀群體、或是那些生活不道德的人——那些我們不認同的群體——他們不會在二十世紀末再給我們一個聽證會的機會。這不是因爲我們傳福音、呼召他們悔改而招致他們的厭惡,而是因爲我們已經以社會、政治、文化控制的當作與他們交流的方式。耶穌在地上時,與當時宗教領袖不一樣。祂是罪人的朋友。妓女離開了淫行,因爲耶穌說「赦免多的,愛就多」(路七47)。聖靈不會使用道德十字軍使半個靈魂歸信,也不會用參議院242號法案使妓女歸信,或者用電視黃金檔的道德主義講師的譴責來改變同性戀的性取向。我們雖然被呼召傳福音,呼召男男女女悔改,但這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在本質上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是一個福音問題。悔改之心無法因人受迫於國家而產生,信心亦是如此,因爲這兩者都是上帝恩典的禮物。

大罪

最後,這混淆在上帝面前是個大罪。今年,在洛杉磯的國家宗教廣播NRB大會上,《她書寫謀殺》(Murder, She Wrote,美國偵探類電視連續劇)的女主角安吉拉·蘭斯伯里(Angela Lansbury)被邀請向代表們致辭。但主辦方因她在即將上映的一部影片中飾演妓女而取消了她在這次大會中的出席。那天早上,《早安美國》的主持人忍不住發表評論,「這真是一個諷刺!一個電視傳道人的大會竟然容不下一個扮演不道德角色的人。」最近,我被邀請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律師上一個的非宗教性談話節目討論所謂的「文化戰爭」。主持人承認,我是他的第二選擇,因爲她的牧師剛因貪污被捕。我也碰巧知道,正在寫關於傳統價值觀書籍的幾位傑出基督教領袖,一位爲了另一個女人拋棄妻子,另一位有外遇,還有一位(一位生命派活動家)爲他的女兒做流產後的輔導。當我們看到如今基督教的現狀,真不知道我們是如何有勇氣從虛僞的自我裡找到任何怒火來抨擊世界的世俗化。蓋洛普民意調查和巴納調查都顯示:福音派基督徒很可能以享樂主義、唯物主義、自我中心、淫亂這類如世界上大多數人一樣來擁抱生活的點點滴滴。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調查結果不相上下。這正是爲什麼民意調查家盧·哈里斯(Lou Harris)報導說,「經過十多年的宗教和意識形態,美國人民受夠了宗教類的方法。」我們何時才能意識到上帝正在譴責我們,「因你們的緣故,我的名在列邦中受了褻瀆」(羅二24)?我們還要看到多少個電視傳道人因道德破產在全國電視上蒙羞,才能像保羅一樣說「我不以福音爲恥;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人」(羅一16)?

從各方面來看,文化戰爭不僅是因爲神學上的錯誤引起,也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文化戰爭是一種錯覺,認爲我們有些許可能把獅子趕回籠子裡。世俗主義已經由來已久,只能以更好的方法將其扭轉。世俗主義恰恰是我們自己創造的真空的後果。提姆·萊西(Tim LaHaye)主張,世俗人文主義問題的根源在於道德,而非神學。這恰恰就是問題所在。像提姆·萊西這樣的人都認爲,這個問題歸根結底是道德問題,而不是更深層的神學問題。如果你相信社會的最大問題或者個人的最大問題只是行爲上的,那麼你對罪的認識是不夠的,必然導致對恩典的認識不足。如果你只用行爲而非狀態來看待罪,你便會只會用道德改革來解決問題,而非投身於上帝的恩典之中。這也是爲什麼查爾斯·芬尼,禁酒運動之父這樣說,「復興是人的工作,而非上帝的工作;只需要正確運用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你不需要十字架,你需要的是能讓你的生活恢復原樣的工具箱,或者一套法律規則來規範你的行爲不至失控。不,我堅持認爲世俗人文主義是一個神學問題,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在今天的神學大環境中,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發現自己就是世俗人文主義者。萊西指出世俗人文主義的主要標誌就是將人置於萬物中心。但這豈不正是今天美國各地教會所做的嗎?我們的見證豈不正是向人們展示上帝如何使我開心,如何滿足我,如何爲我效力的嗎?我們的崇拜豈不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嗜好,而非上帝的要求嗎?我們豈不是告訴人們一旦他們成爲基督徒就會享受豐盛人生嗎?可是,我們真正應該告訴人們的是,救恩不是上帝向我們保證和他在一起我們就會開心,而是神保證他悅納了我們,這就是我們需要十字架在這一切中間的原因。但是,教會不再以古舊十架爲中心,這十架是上帝救我們脫離他自己,把自己的兒子放在我們的位置上,承受我們該受的忿怒。不行,談論忿怒與地獄會我們不開心的。教會的敬拜時常把以我們爲中心,彷彿我們的快樂才是宇宙存在的目的。這根本就是提姆·萊西所認爲的世俗人文主義。我不是第一次談到這種諷刺。史學家哈奇(Hatch)、諾蘭(Nolan)和馬斯頓(Marston)寫道,

人文主義或對人性的信念幾乎與美國全部宗教混合,包括了福音派與基要派。自十九世紀以來,最常見的就是許多美國人,包括許多福音派基督徒的美國人,更傾向於相信人性本善、相信自我、自信、自助的重要性,並相信自由人能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

這聽起來像是目前在大多普通基督教書店出售的書籍。此外,這些抗議侵犯道德絕對真理人往往很可以接受在教義上絕對真理的侵犯。這是多麼諷刺!我絕對肯定上帝在巴拿馬運河條約上有明確的立場,但是我不確定上帝對稱義和揀選的教義怎麼看!因爲假如我們像對道德議題像對待教義一樣無動於衷,那麼我們就真的有麻煩了,我們就要被打入冷宮了。

總結

我們提出一項雙重戰略。首先,我們必須清除福音與文化價值的混淆。我相信,支持墮胎是一個道德錯誤,但不是異端。上帝永遠不會成爲某個人的吉祥物,也永遠不會讓自己以驢或大象的雕刻圖像被敬拜。我們再也不能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美國選民,我們必須停止。我們必須停止對我們鄰舍的傷害。我們必須呼召教會與軍營裡的同性戀議題停火,並投身屬靈爭戰來贏取他們的心思意念。第二,我們不僅要恢復福音的本質,也要學會如何再次合宜地影響文化。當教會在第一世紀面臨著一種真正的敵對文化時——有大量比當代更具敵意的文化——保羅教導初期信徒,「又要立志過安靜的生活,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正如我們從前吩咐過你們,使你們行事爲人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自己也不會有什麼缺乏了。」(帖前四11-12)

在何西阿書中記載,上帝對以色列民的譴責。以色列的道德崩潰的事實,歸咎於百姓對自己敬拜的上帝的無知。真理在街上被殺害,兇手不是邪惡的世俗人文主義者,而是沾沾自喜的信徒。無知之民必走向滅亡。不是沒有法律的民,不是沒有警察的民,不是沒有規矩的民,不是沒有道德價值的民,是無知的民!歸根到底,道德只是一種更深層次信念的表達。艾略特(T. S. Elliot)曾說,

爲基督教辯護,將其說成是爲普世文化提供了道德基礎,而不是從基督教的真理出發,表明基督教道德的必要性,是非常危險的本末倒置。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區別不在於其熱忱,而是在於教義。

對於那些拆毀草木禾秸,嚮往優質材料的人,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穌基督爲房角石,是有希望的。對於那些將自己的錨拋在這塊磐石上,並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人,應許是給你們的,「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死亡的權勢不能勝過他。」(太十六18)主還曾說過,「人就是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好處呢?」(可八36)


譯/岑躍環,校/王一。原文刊載於Modern Reformation總第十七期及白馬驛站博客:Beyond Culture Wars

Michael Horton(邁克爾·霍頓)博士是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系統神學教授;White Horse Inn 電臺主持人;Modern Reformation 雜誌主編;著作頗豐,包括《沒有基督的基督教》(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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