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楚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趣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楚曼是格羅夫城市大學（Grove City College）的教授，著有《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文化失憶症、表現型個人主義和性革命之路》（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等書，他爲傳統基督徒提出了介於當前美國基督徒中極端的「覺醒的迎合主義」（woke accommodationism）和粗魯的川普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我可以把這第三條路稱爲「忠心的現實主義」：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神學和文化中保持嚴格的正統性，雖然我們在這樣做時應該以一種文明的方式，但我們不應該指望觀看我們的世俗世界會爲我們的這些正統神學而鼓掌。

楚曼在「第一要務」（First Things）的一篇長文中解釋了他的第三種方式，題目是「福音派精英的失敗」（"The Failure of Evangelical Elites"），這是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我非常鼓勵大家閱讀。這篇文章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但在這裡我重點討論與我最相關的部分：他對歷史學家樂馬可（Mark Noll）和喬治·馬斯登（George M. Marsden，我在聖母大學讀博時的導師）的著作和思想的評論：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爲恢復和捍衛正統基督徒的智識和學術誠信做出了持續努力。這一運動的領導者是歷史學家樂馬克和喬治·馬斯登，他們勇敢地主張基督徒要成爲有智識之人。在《福音派心智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一書中，樂馬可認爲美國的福音派因爲過度委身於一些缺乏智識可信度的立場而飽受束縛。因此，福音派遭到教會外受過高等教育之人的蔑視。更糟糕的是，反智主義和智識缺乏使教會內有思想深度的人過的艱難。樂馬可把注意力集中在時代論和按著字面相信六天創造的年輕地球論上，認爲這些觀點在理性的準則下都站不住腳，也不是相信正統基督教所必須的。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是一本暢銷書，並被《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評爲年度圖書，《今日基督教》可是福音派的旗艦雜誌，其目的便是希望基督信仰在捍衛正統教義的同時避免過度極端的基要主義。此後不久，馬斯登在名爲《基督教學術令人髮指的想法》（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的著作中論證了他的想法。他的論證中歷史的部分基於他早先發表的關於許多美國頂尖高等院校基督教起源的研究。馬斯登的結論是，當反對和鄙視基督信仰的精英人士聲稱信仰使一個人的宗教信仰與他的智識和學術抵觸時，他們是完全錯誤的。在他論證的建設性部分，馬斯登認爲，基督教學術界可以在不損害信仰正統性的前提下，培養對學術準則的謹慎尊重，並與同行其他學者進行深思熟慮的真誠接觸。

與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不同，樂馬可和馬斯登都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對正統基督教信仰的充分肯定。同樣與施萊爾馬赫不同，我覺得他們的論點很有說服力。對耶穌基督的救贖之死和身體復活的信仰並沒有破壞智識的嚴謹或損害學術標準——當然，除非這些標準從一開始就反對基督教義。但毫無疑問的是，樂馬可和馬斯登的觀點之所以受到特別積極的歡迎，是因爲1990年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福音派人士想要確認自己的信仰並不反智——因爲他們就讀的大學越來越多地告訴他們，他們的信仰不符合理性和學術要求。樂馬可和馬斯登卻不這麼認爲，他們表明，一個信靠基督之人只要願意自我批判、摒棄信仰中反智的觀點，仍然可以充分參與現代學術生活。

儘管馬斯登和樂馬可在不到三十年前就提出了他們的觀點，但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的論點屬於一個早已逝去的時代。回想起來，那種認爲致力於誠實和正直的學術研究可以使一個人獲得今天的大學和其他主要研究機構成員資格的想法是幼稚的。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覺醒者」的地盤。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傑出的生物化學家，或者對米諾斯文明有深刻的了解，但如果他在種族、性、甚至代詞使用等主流文化上有任何偏離都會在招聘和任職過程中遭到冷落，事實證明這些東西比學術能力和仔細研究等因素更重要。

楚曼指出，當他在格羅夫城教授馬斯登的著作時，學生們發現馬斯登的論證很有吸引力，但有些不切實際，這都是因爲目前精英學術界和企業文化的不寬容情緒。

我認爲楚曼說到點子上了，而且我確實發現樂馬可和馬斯登的論點聽起來越來越像上一代人的東西。我還想說，他們的福音派和基要主義立場及歷史學術成果，對我來說仍然是精闢和歷史研究方法的黃金標準，現在看來也（可悲的是）有點過時了。他們的作品雖然批判了福音派，但同時也對福音派有同情心。過去十年中最流行的福音派歷史反而是以積極反福音派的模式寫成的。在對美國福音派的研究中，厭惡往往取代了同情，甚至在一些基督教歷史學家中也是如此。

然而，馬斯登也對現代學術界提出了批評，這一點楚曼沒有完全解釋（當然，就這一點就可以寫一篇長文章了！）。在《基督教學術令人髮指的想法》和《美國大學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中，馬斯登挑戰現代世俗學術界要對其宣稱的後現代主義和多樣性負責任。他認爲，如果我們都承認每個人都有其文化視角，如果一個更有活力的學術界需要包括一系列不同的視角和經驗，那麼爲什麼要把直言不諱的基督徒排除在學術界之外？爲什麼基督徒（或其他傳統信仰的人，如猶太人）不應該有「一席之地」？馬斯登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意識到，學術「多樣性」通常並不真正具有意識形態的多樣性。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一個短暫時刻，馬斯登對意識形態多元化一致性的呼籲似乎有機會在精英學術界爲更多的基督教觀點騰出空間。他本人因爲寫了即批判又稱讚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的傳記而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班克羅夫特美國歷史研究獎（the 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這可以說是頒給美國學術派歷史學家最負盛名的獎項。我無法想像一個基督教歷史學家今天會因爲這樣一本書而獲得如此褒獎。

此外，在21世紀初，貝勒大學的「2012願景」開始了。貝勒希望自己能夠成爲一所研究型大學，同時保持對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明確認信，至少是一種寬泛的認信。這一願景的命運是另一個話題，但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連續的領導層變動，以及貝勒可怕的橄欖球隊性侵醜聞，肯定沒有能夠幫助貝勒保持住整個高校的信仰焦點乃至信譽，特別是在其對基督信仰委身這件事上。

楚曼提出，在學術界獲得精英認可需要神學上和道德上的努力，需要基督徒在聖經研究、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等各個領域都付上努力。然而，我仍然不相信傳統基督徒與精英學術界之間是像楚曼所說的那樣黑白分明的。（有人可能期待我作爲馬斯登的學生說點與楚曼不同的想法）畢竟，楚曼本人在一所優秀的基督教學院任教，按照通常的世俗學術標準這間學校也相當不錯，而且他還在包括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內的精英學術機構出版過著作。他作爲一個基督教學者不可否認的可信度已經是他觀點的明證了。

對於學術界的大多數基督徒來說，似乎沒有任何必要的理由讓一個人因爲對神學或文化問題的信念而致使其無法獲得一個大學教職。（糟糕的就業市場可能是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更有甚者，像楚曼、我、樂馬可、馬斯登和其他學者都發現著名的大學出版社其實都願意出版我們在宗教史方面的工作，因爲我們的工作符合在那裡出版必須達到的正常學術標準。我確實遇到過來自未來僱主和出版社及期刊的匿名讀者所給的微妙或公開的反基督教偏見，但我不相信在所有領域或努力中，一個人的信仰本身會阻礙你的學術成功。

正如楚曼指出的那樣，當你表達的觀點被主流世俗學術界認爲是可憎的時候，問題就來了。這幾乎不僅限於傳統基督徒。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取消了芝加哥大學地球物理學家多里安·阿博特（Dorian Abbot）的講座邀請，因爲MIT對他批評了目前學術界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規則感到失望。由於教職終身制的存在，這種情況很少導致解僱，但大學仍然可以讓那些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人生活困難。

職業生涯早期、還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可能會意識到，他們最好不要（或不想要）就違背主流意識形態的問題發表意見。當然，當你的研究與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直接相關時，這就變得更加困難。德克薩斯大學社會學家馬克·雷格納斯（Mark Regnerus，天主教徒）因爲敢於在2012年發表研究報告，對同性父母撫養的孩子的成長提出質疑，而陷入了一場大規模的騷擾、羞辱和調查運動。但他已經獲得了終身教職，因此在這場風暴中倖存下來。

然而，在許多領域和主題中，一個人的信仰或個人信念不見得必然引發文化戰爭的爭吵，例如楚曼1994年經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路德的精神：救恩與英國改教家，1525-1556》（Luther's Legacy: Salvation and English Reformers, 1525-1556）。人們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基督徒從各宗派的角度撰寫宗教歷史，還是能夠在牛津或耶魯等頂級世俗出版社找到出路的（馬斯登在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愛德華茲傳記）。

對於那些（如多里安·阿博特）在其他方面的觀點爲主流學術和媒體利益所厭惡的人，出版社和期刊有可能停止出版他們的作品嗎？當然，而且肯定已經在某些情況下發生了（至少是巧妙地）。但只要傳統主義者和其他有世俗社會所不喜悅觀點的人仍然可以在世俗頂尖出版社出版著作，他們就應該這樣做。對許多基督教學者來說，有專門的基督教出版社支持他們也是很有必要的，很少有世俗出版社願意出楚曼的《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謝天謝地，一些基督教出版社，如十架路出版社仍然願意！）。

但一些基督教學者仍然能夠在世俗學術界精英當中保持一席之地，特別是在他們有機會的時候在世俗媒體上發表文章。只要仍有可能，長期以來的基督教傳統就是繼續這樣做。愛德華茲、巴文克和路易斯等基督教知識領袖都在他們那個時代的精英學術界保持著獨特的基督教聲音——儘管每個人所處的工作環境都比我們的文化更加「基督化」。

一個整全的基督教學者最好在學術界作爲基督教學者繼續存在，只要保持這個位置不需要在神學和文化上做出妥協。我們可以爲之禱告，在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我們的文化表面上對古典自由主義和寬容原則的承諾可以爲基督教知識分子在主流學術文化零星角落裡的見證打開大門。

上帝幾乎不需要我們的學術貢獻來建立祂的國度。但從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護教直到今天，一直有基督徒的聲音在學術界的小樹林裡捍衛著福音真理。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讓我們在我們這一代繼續進行這種見證。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Carl Trueman and the Evangelical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