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拜訪過一位朋友所在的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 assembly）。教會外面的牌子上寫著：「除了聖經，沒有信條」。然而一進門，我就收到了一份該教會的月度通訊，標題就引用了他們創始人約翰·納爾遜·達比（John Nelson Darby）的一句名言。這份通訊鼓勵大家參加成人主日學和週三晚上的青年團契——很顯然，聖經中沒有這兩種活動。我的這位弟兄會朋友也談到了「三位一體」和「大使命」（聖經中並沒有這兩個術語）。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擁有信仰告白，但他們確實有一幅巨大的壁掛，繪製了從被提到永恆的所有末世事件。雖然他們說這幅圖僅作參考，沒有權威性，但是當我挑戰了這幅圖上的某個觀點並且親身經歷了挑戰帶來的後果後，我認爲這幅圖的權威性在這間教會裡怎麼強調都不爲過。
坦率地說，我認爲我在這位朋友的教會裡所見到的這種「聖經主義」（biblicism）是無益的。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我們都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教會傳統，否認教會傳統的存在或否定教會傳統的權威都是不誠實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牢記耶穌的告誡，不要讓人的傳統高過了神的話語。那麼，堅持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原則的新教基督徒應當如何一邊在教會生活中擁抱和慶祝傳統，另一方面又適度地保持謹慎呢？爲了尋找答案，我們將拜訪一下十六世紀的意大利。
讓我們先來考慮一下宗教改革之前的幾個世紀裡，教會傳統是如何運作的。事實證明，傳統在教會生活中自始至終都處於核心地位。天主教稱這些傳統的內容爲信仰準則（regula fidei），他們認爲這是對基督和使徒們傳下來的基督教教義主要內容的規範表述。雖然在整個古代世界晚期直到中世紀，聖經一直充當著規範性的權威，但教會傳統的內涵除了聖經之外，還包括了主教制度、教廷和基督教大學等各種觀念。因此，原本根植於早期教會信仰內容的信仰傳統，逐漸被越滾越大，還包括了傳統在數百年來積累的眾多神學規範和教會實踐中的更廣泛應用。
到了16世紀，一些主張教會應當改革的人（這些人大部分後來成了新教基督徒）對神的啓示和人的想法之間缺乏界限的混亂表示了顧慮。瑞士和意大利的改教家比路德更加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他們以人文主義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粗略地閱讀一下布塞爾（Bucer）、加爾文或菲密格里（Vermigli）的著作，你會發現他們經常引用教會歷史上的這類資料（尤其是教父著作）。他們讚美基督教傳統的內涵，認爲其中有許多神聖的積澱，塑造並豐富了福音派的信仰。然而，他們並不把教會傳統、教父著作視爲他們的基本權威，他們的權威僅僅來自聖經。
現在讓我們特別關注一下意大利宗教改革。當宗教改革家如彼得·菲密格里（1499-1562）發現天主教與之對話的神學家未能將聖經置於教會傳統之上時，他有力地加以反對：「我們有一些對手，他們很少或根本不以聖經爲基礎進行判斷，而是以教父和教廷來衡量他們的宗教，以至於他們應當被稱爲是教父學家（Patrologi），而不是神學家（Theologi）。」對於教廷的決議，菲密格里說，這些決議「不應該在沒有選擇和不加判斷的情況下接受，我們應該只接受和敬重那些把自己的教義保持在聖經規範之內的決議。」最後，對於那些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在實踐但卻沒有足夠聖經支持的做法，菲密格里指出基督徒有責任拒絕它們：「教皇一黨的人所主張的祕密懺悔（auricular confession）完全是一種迷信。因此我們完全拒絕這樣做，是教廷把它強加給我們，並且以此爲救贖必需之物，認爲是罪得赦免的必要前提，但他們永遠無法從聖經的話語中給我們提供這樣做的理由。」
當一些具有福音派思想的神職人員們爲了實現改革（他們被稱爲「屬靈派」，Spirituali）而聚集在加斯帕羅·康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周圍時，另一個圈子則團結在紅衣主教吉安·皮特羅·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後來成爲教皇保羅四世）周圍。這個團體被稱爲保守派（Zelanti）。後者認爲「改革並不意味著遷就新教徒，而是意味著加強教會的紀律性，以及迅速、堅決地鎮壓異議者。」保守派樞機們堅持認爲，新教徒必須接受傳統的教會教義，服從教皇的權威，任何欠缺都是對信仰的敗壞。這種信念最終導致了他們列出禁書名單、建立宗教法庭，藉此他們抵擋了來自福音派的更新，尤其是反對福音派把聖經放在首位。
意大利宗教改革的關鍵時刻是在1541-42年。康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已經去世，這場運動中最偉大的兩位傳道人，伯納德諾·奧奇諾（Bernardino Ochino）和彼得·菲密格里不得不從阿爾卑斯山以北逃到了瑞士。與此同時，由於受到意大利新教福音運動發展的威脅，保羅三世加強了宗教裁判所，而保守派則準備逮捕每一個福音派基督徒。維羅納主教、福音派支持者吉安·馬泰奧·吉伯蒂（Gian Matteo Giberti）認識到該運動在意大利天主教內部已經無以爲繼，於是他在1542年給朋友寫信的時候說：「眼看著我們的一些屬靈派（天主教內部的福音派）朋友被處死和放逐，我認爲最好的做法就是離開天主教。」
發生在羅馬城的一件事可以作爲對福音派信仰日益反對的一個例證。1550年2月17日，當一位名叫馬爾康託尼奧·弗拉米尼奧（Marcantonio Flaminio）的著名福音派領袖躺在朋友家奄奄一息時，反福音的保守派「黑勳爵」，紅衣主教卡拉法（Cardinal Carafa）設法躲在弗拉米尼奧的床後面偷聽他的最後懺悔——試圖證實他對弗拉米尼奧是個福音派的懷疑。一位即將加冕爲教皇保羅四世的紅衣主教躲在一個垂死之人的臥室裡聽他的最後懺悔，這一做法足以證明保守派如何不屈不撓地致力於維護羅馬傳統。很遺憾，最後這些看傳統比聖經更重要的保守派在意大利勝過了高舉聖經的福音派。
我喜歡已故的哈羅德·布朗（Harold O. J. Brown）對傳統-聖經這一挑戰的思考。就傳統在教會中的作用而言，他說：「如果我們把基督信仰看成是一個試圖攀登雪山高峰的過程，那麼一種人（天主教徒）會讓登山者擠在厚的過分的衣裳裡幾乎不能動彈，而另一夥人（福音派聖經主義者）可能會讓他赤身裸體，光著腳——或者說得更體面一點，穿上短褲和運動鞋——卻要面臨體溫過低的危險。」
那麼，只承認聖經是神聖啓示的新教基督徒該如何一方面慶祝我們的傳統，另一方面又不允許傳統掩蓋聖經的權威呢？換句話說，我們如何才能一方面避免成爲保守派，另一方面避免成爲「唯有聖經」主義者呢？這裡有三個簡單的建議。首先，讓我們記住，改革宗傳統一直欣賞根植於聖經的傳統，無論是對教會教父、早期大公會議的研究，還是對16世紀末17世紀初改革宗神學家所產生的各種信條聲明的確信，改革宗傳統樂於讚美從聖經中產生的思想、操練和實踐。
其次，我們不要把「唯有聖經」（nuda scriptura）與「唯獨聖經」混爲一談。前者忽視教會生活中的所有傳統，堅持認爲《聖經》是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唯一、明確、排他的權威來源。這種方法雖然用意很好，但結果卻是一種簡化主義。它通過限制上帝話語的應用，剝奪了神的話對聖經文本沒有闡釋的一系列特殊生活情況說話的機會，從而掩蓋了神的話語的意義。第三，我們在如何維護傳統時要謹慎，因爲我們很容易受到人類錯誤的影響。正如布朗所做的有益總結：「我們需要在原則上接受傳統，同時我們需要對傳統進行批判，包括我們自己的和別人的傳統，以免它們成爲耶穌警告我們的那種『人的誡命』。」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elebrate and Beware of 'Church Tradition': A Lesson from 16th-Century Ita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