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七君子審判》
阿比·霍夫曼的信息娛樂洞察力 
2020-11-09
| Brett McCracken

就像艾倫·索金(Aaron Sorkin,《白宮風雲》、《社交網絡》的編劇)筆下其他作品一樣,他的最新電影《芝加哥七君子審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有很多臺詞,因此也有很多想法。這部冗長的法庭劇(因語言和暴力被評爲R級)描述了圍繞著1969-70年一場備受關注的真實審判。在那場審判中,七名政治活動家和反文化領袖被控在1968年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策劃陰謀和煽動騷亂

索金利用這些歷史事件探討了一系列具有當代意義的大問題:政治激進人士相互競爭的利益和策略、司法系統中的種族主義、警察暴力、表演性的政治活動、大眾媒體在政治變革中的作用等等。事實上,即使它記錄的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件,但影片在2020年10月的公映卻因爲這一年仍然與1968年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使它完全成爲對政治現狀的評論。

其中,對當代政治最有見地的評論來自「七君子」之一的阿比·霍夫曼(薩沙·拜倫·科恩飾),他的信息娛樂(Infotainment)、行爲藝術活動方式其實預言了21世紀的媒體和政治動態。

從霍夫曼到特朗普的信息娛樂化。

霍夫曼在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師從赫伯特·馬爾庫塞學習,並深受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影響。霍夫曼認識到媒體和流行文化對於發揮力量和改變人心的重要性,這使得他的政治活動主張與湯姆·海登(Thomas Emmet Hayden,埃迪·雷德梅恩飾)等更傳統的政治活動家產生了分歧,後者在影片中這樣告訴霍夫曼:「我沒有時間去改革文化,那會分散我們對實際革命的注意力。」但霍夫曼堅信,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正如諺語所說:「政治是文化的下游」。

霍夫曼認爲,拍照和吸引人的宣傳噱頭比有說服力的政策更重要,成爲名人比有社運資歷更重要。因此,他於1960年代開展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對著攝像機的表演。他的煽動性戲劇和將喜劇融入表面上嚴肅的事務的癖好,也就是把「行爲藝術」放入政治運動之中的做法當時得到許多人的嘲笑,但後來卻被證明是具有先知性的。

在美國政治史上,可以說有一條相當直接的線把阿比·霍夫曼與唐納德·特朗普聯繫起來。雖然他們的政治立場是極端對立的,但兩人都認識到政治中表演性挑釁的力量。兩人都直觀地認識到,在大眾媒體時代,政治與娛樂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意識到狂歡節表演者的魅力可能是政治成功的資產。

《芝加哥七君子審判》強調這種觀念的方式之一,是通過插播阿比·霍夫曼在脫口秀俱樂部的場景,講述他論述1968年抗議活動和隨後審判的版本。這些場景流暢地穿插在審判證人在法庭上的證詞和新聞檔案中真實事件的場景之間,影片通過用各種版本的「表演」:脫口秀、馬戲團審判的「劇場」和偶爾的新聞檔案片段,交替地講述這個故事。藉此,索金觀察到了我們這個「信息娛樂」時代的超現實性,在這個時代,我們以觀看「新聞」爲樂,政治就是一場大型的真人秀。誰都不會想到,居然會有一位在任美國總統把「巴比倫蜜蜂」(一個美國虛構諷刺故事網站——譯註)的諷刺故事當作「新聞」分享,卻常常把真正的新聞稱爲「假新聞」。

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一些事情讓這一現象更加清晰和帶來動盪。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出版的《媒介就是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等書觀察到大眾媒體的形式如何改變了我們與現實的關係。電影製作人哈斯克爾·韋克斯勒(Haskell Wexler)在其1969年電影《冷酷媒體》(Medium Cool中探討了這一點,該片的片名取自麥克盧漢的書,至今仍是關於1968年芝加哥的權威電影。韋克斯勒的這部著名影片在當時是激進的,它以發生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抗議活動爲背景,融合了虛構和非虛構情節。影片的主演(羅伯特·福斯特和維娜-·魯姆)有時會在芝加哥街頭真實的抗議者(和真實的催淚瓦斯)中扮演他們的劇本故事情節。索金的電影和《冷酷媒體》對媒體在1968年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有著共同的興趣,這從兩者的最後一句話都是標誌性詠歎「整個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就可以看出。

碎片化時代的眾多文化革命

但全世界真的都在看了嗎?1968年,大眾傳媒中的「大眾」是實實在在的。當時媒體平台相對較少,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在看新聞中的同一個「現實」。這意味著大量的權力被整合到了相對較少的「控制敘事」的媒體寡頭手中。這意味著法蘭克福學派對通過「文化產業」實現傳媒霸權的擔憂至少有一定的道理。霍夫曼談論的「文化革命」在一個大眾文化是一個真實而有力的存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是有意義的。控制電波和在攝像機面前推進一個引人注目的敘事,這兩者都被證明能夠推動公眾輿論的指針,因爲世界是真的在看。

但這在現在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爲我們已經不能真正談論何謂「大眾」文化。當然,媒體仍然有相當大的力量來推動思想和改變人心,只是當今社會的超碎片化,那種「每個小眾都有一個媒體渠道」的現狀意味著媒體力量被分散到一個越來越大的、每個人自己設計的回聲室中。可以肯定的是,個人在這些自製的媒體泡沫中不斷得到塑造,但卻是被對現實各種版本迥然不同的敘事和信念方向所塑造。我們可以說眾多的「文化革命」正在當今這個被算法碎片化的世界中發生,而這些「文化革命」都是微觀的,並進而催生了各種不同的激進表達方式(從「安提法」到「驕傲男孩」,從BLM到QAnon),它們存在於完全獨立的世界中,彼此不但沒有互相理解,甚至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這對國家政治的意義深遠,廣泛的、意識形態上一致的聯盟不再可能形成。取而代之的是,成功的政黨和競選活動將需要藉助微觀文化革命的必然大雜燴(因此是不穩定的,而且常常是自我矛盾的)性質,以某種方式努力同時吸引各種信念不同的群體(例如,特朗普同時吸引LGBT活動家和保守的福音派)。這將不可避免地顯得混亂,並在選舉中滋生不穩定因素,因爲微觀革命的動態迅速變形並會相互反應。長期的政治變革,擁有廣泛共享的意識形態信念和期待相同的目標或結果,將變得幾乎不可能。永久(但相當無力)的波動和僵局,而不是持久的革命,將成爲常態。

只有持久的革命

這對教會來說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警告。當政治聯盟作爲意義和目的平台變得更加脆弱和令人沮喪的時候,基督徒的普世性合作聯盟卻可以作爲一個吸引人的穩定、持續的變革媒介而脫穎而出。

當政治越來越被鎖定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循環中,並且總是受制於目前可以混入聯盟中的任何極端主義怪異雞尾酒時,基督徒應該接受他們的信仰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相對連續性的信仰和實踐。當各個政黨在醫療解決方案上產生分歧,並在解決無家可歸、教育和大規模監禁問題上無法努力取得進展時,教會卻一如既往地在這些領域——醫院、學校、醫療宣教、危機懷孕中心、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監獄事工——繼續著自己的努力。對於今天以霍夫曼和「芝加哥七君子」爲模版又受挫的年輕活動家來說,如果基督的教會被視爲最可靠的運動,能夠實現有效的、持久的改變,那會怎樣?

同時,隨著人們對充滿偏見、容易出錯的媒體越來越懷疑,基督徒有一個可靠的智慧源泉,即《聖經》,它仍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實用,並幫助我們抵禦政治家釋放的虛假和平鴿。但這也是一個警戒的提醒,因爲可悲的是,今天的許多基督徒並沒有被聖經塑造,他們更多是被各自的媒體泡沫所塑造。他們被耶穌基督呼籲的靈命改變感動的程度,遠遠不如被他們的臉書上掀起的任何一場「微革命」感動的程度。許多基督徒沒有緊緊抓住聖經堅實的認識論基礎,而是在我們的信息娛樂沼澤的後真理流沙中沉淪。而我們往往沒有利用媒體的平台來聚焦耶穌,而是跟著世界簡單地聚焦自己。

當阿比·霍夫曼認識到媒體推動革命的力量時,基督徒可以跟著他點頭。但我們必須清楚,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很容易被吸進各種各樣的被社交媒體推動的微革命中。但其實只有一場革命值得爲之奮鬥,這場革命不是在芝加哥街頭或手機屏幕上發起的,而是在加利利海岸上發起的。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hicago 7』: Abbie Hoffman’s Infotainment Insight

Brett McCracken(布雷特·麥卡拉根)是福音聯盟高級編輯,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及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布雷特和妻子琪拉居於加州聖安娜市,二人都是薩瑟蘭教會(Southlands Church)的成員,布雷特在教會擔任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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