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基督徒的精神帶來富裕」,可那又怎麼樣呢? 
2021-08-25
—— P. J. Hill

編注:福音聯盟「荊棘與蒺藜」專欄旨在信仰,工作和經濟領域給出基於聖經的智慧忠告。


問題

很多基督徒的自律和道德標準對創造社會財富貢獻頗豐,但這些財富卻反過來正在侵蝕這個創造它的基礎,我們該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呢?

思考

當我們在思考基督徒對現代富裕社會的回應時,我們必須從瞭解我們現在活著的世界是有多麼的不尋常開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大部分人都活在貧窮的陰影之下,不過同樣在這些社會中,有些人總可以累積大量的財富,留下了他們的房子、紀念館和當時的生活方式讓我們參觀。

可是,對於大部分人口來說並沒有任何可持續的方法使他們的物質生活得到增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約十九世紀英格蘭和荷蘭的經濟騰飛爲止。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其他西方國家也經歷了人均收入的增長。而這增長現在已擴散至世界其他地方,不過國與國之間物質生活差距仍然很大。

跟據馬克羅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教授的研究,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均財富已經是十九世紀的30倍。在美國,每40至50年間人均收入便上升了一倍。這跟十九世紀之前的世界很不一樣,那時無論過多少年人均收入都沒有什麼變化。

信仰如何帶來富裕

基督教從這幾方面給這一經濟起飛作出了貢獻。第一,關於宇宙有秩序和可理解的聖經教導,導致了17世紀的技術革命。

第二,在任何時間和空間裡,信任是一個可運行市場的重要部分,而基督教使信任更加容易,使人跟願意和自己家庭或族群以外的人進行交易。

第三,「每一個人都有尊嚴」這個來自聖經的概念,使法治變成可能,而法治帶來與陌生人合作變得可能。

富裕的好處

過去200年人均收入的上升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意味著個體之間或群體之間的合作比以前更多了。我們是社交的生物,而參與幫助鄰舍的活動是一個很重要的呼召。

我們爲了各種競爭而歡欣,也爲個別個體在各種有意義的工作所作出的貢獻而歡喜。工作的機會就是以我們的生命參與上帝改變人心的工作,我們應該視職場爲服務他人和使我們更像耶穌的地方。

當我們看到過去200年物質生活大大改善時,我們也該記念上帝對窮人的關懷和經濟增長對邊緣人群和受壓迫的人的影響。在1820年,世界上大約90%的人口處於世界銀行定義下之極端貧窮,即每天收入1.90美元以下。但在2020年初,這個數字跌至8.5%。最近這個數字上升了一點,大概是9.5%,原因是因爲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但我們還是該爲過去200年整個世界物質財富的改善而感恩。

在《馬太福音》第25章,當耶穌表彰那些看到有需要的人、給他們食物和衣服的門徒時,我們該記著那不單單是一個扶貧的慈善行動。那些普通的經濟活動如生產和銷售物品和服務,也是遵行基督誡命的重要方法。

財富的壞處

這一系列的論點都給我們基督徒很好的動力去願意和樂意參與這個新經濟世界。但是,就如很多從神而來的禮物一樣,我們都從幾方面把它們扭曲了。

《申命記》第8章給我們一個清晰的警告,就是伴隨物質而來的驕傲和不信:我們可能會忘記了所有那些美好的禮物是來自神的,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和個人成就上。更多的財富只會使我們更加不滿足,把我們放在一個享樂主義的跑步機上。

一個穩定的財務狀況是專業和交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金錢也可以引誘我們誤入歧途。我們可以金融方法去建立關係和持守一些價值,而這些方法違反重要的道德倫理。

收入的增長也代表了經濟性的流動,這是一般人對各種工作機會的合理響應。可是,這種流動性會對社區帶來破壞,而且也讓一些人逃避了一些道德上的責任。

現代經濟系統建基於宗教的多樣性,個人權利是企業發展和經濟交換的基礎。這些權利的道德和神學基礎在我們這個世俗社會受到更大的挑戰,也使維繫這些使市場運作的基本系統更困難。以自我創造去定義自己的身份、以自己的意願去定義我們的責任,使一個國家的人民只在乎自己,對道德真理毫不關心,但這些真理卻是支撐一個自由和負責任人民的國家的重要要素。

刻意的經濟參與

總括來說,我們在參與現代的經濟體一定要經歷思考。我們應該要知道基督教思想和行爲對一個創造財富的系統和態度的貢獻。

我們也應該視這個生產和交易世界爲服事其他人的機會,我們也該爲現代世界對消滅貧窮的效果感恩。

但是,我們也一定要知道在現代多元社會生活下的壞處,而且我們也應該要刻意參與信仰群體,讓我們更能夠認識神和參與到神所賜的豐富屬靈生命中。


譯:何坤閱;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hristian Principles Made Us Wealthy. So What?

P. J. Hill(希爾)是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經濟學榮譽教授,也是蒙大那州波茲文市(Bozeman, Montana)財產和環境研究中心(The Property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的高級院士。除了在惠頓的工作外,他也曾在普渡大學(Purdue)、蒙大那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和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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