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舒適文化和奮鬥文化如何填補了意義上的空白
2023-03-21
—— Cory Brock , Andrew Kelley

當尼采說出他那句著名的宣稱「上帝已死」時,我們通常會認爲這位無神論哲學家是帶著得勝的態度說出這句話的。然而,尼采並沒有真的宣佈上帝的死亡——他的意思是在理性和科學的勝利之後,上帝和宗教的觀念已經死亡——而這是一場無神論的全面勝利。

一方面,這是一場得勝(按照他的理解),另一方面,尼采看到了代價。「我們整個歐洲的道德,」尼采預言,「接下來將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一個崩潰和恐怖的過程,屆時將沒有理由再提道德。」他預言,一個後上帝的世界不僅會導致「基督教」道德的喪失,還會導致人們陷入無意義的境地,以及對自我、身份和目的等等意識的崩潰。

在後基督教的西方,我們看到尼采所預言的正在上演。如果有任何可駕馭的、有意義的盼望,這樣的東西就必須被拿來取代神。上帝的缺席必須由某種存在來填補——有許多候選人都在爭相填補這一空白。特別是,我們注意到有兩種意義抓住了許多人的心:舒適文化和奮鬥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對立的;在另一個意義上,它們又是一對雙胞胎:特徵不同,父母相同。

舒適文化

舒適文化,我們指的是在網飛(Netflix)上刷劇、玩在線遊戲,玩幾個小時的手機遊戲、不斷地刷Instagram或抖音、極限運動、自我放縱的亞馬遜購物狂歡,美食打卡……所有帶來舒適的沙發式安慰,以填補意義的空白。從本質上講,這是現代後期的消費主義,是一種追求屬靈性、超越性的形式。這並不是說這些活動本身是壞的。但是,當它們創造了一種「舒適文化」,把休閒當作偶像,以至於在懶散中尋找意義,用消費來改善焦慮時,它們就會成爲一個問題。這是一種「工作僅僅是爲了玩」的心態。

舒適文化的批評者恰如其分地指出,把休閒當作偶像是糟糕管理神賜給我們的時間。雖然這是事實,但相反的極端——不斷自我優化、對超級生產力的極度追求,也同樣是錯誤和令人失望的。

根據我們對年輕人的了解,特別是在他們職業生活的開始階段,或者也許是尋求從多年來浪費在舒適文化中的反彈,奮鬥文化可能是尋找意義的另一個充實途徑。

奮鬥文化

如果你懷疑奮鬥文化在當今世界的普遍性,可以想想有多少人在聽「喬·羅根體驗」(The Joe Rogan Experience)。該節目有超過1300萬訂閱者和數十億的瀏覽量。數十億!儘管羅根涵蓋了極其廣泛的主題(從武術到替代醫學到外星飛船),但有一條強烈的主線貫穿節目,即努力工作,挑戰自我,永不放棄,以及接受磨練,直到你獲得勝出。羅根的巨大影響力(特別是在年輕男性中)說明了這種日益流行的奮鬥文化對人的吸引。

我所說的奮鬥文化並不只是指努力工作的生活方式。相反,它是一種通過不懈的自我完善來追求未來的自我——更艱難、更努力、更成功、更完整的自我。

例如,這種態度表現在大量告訴你如何提高生產力的書籍中,也許最直觀的是,在健身界無處不在的柔術、搏擊私教和Crossfit健身角中。

奮鬥大師們

奮鬥文化的一個典範是前海豹突擊隊員大衛·戈金斯(David Goggins)。他著有一本名爲《沒人能傷害我:掌握你的心智,藐視困難》(Can't Hurt Me: Master Your Mind and Defy the Odds)的暢銷書。戈金斯提供了一些鼓舞人心的金句,例如「我不是在累的時候停下來,而是在做完的時候停下來」,還有「如今要成爲偉大的人很容易,因爲其他人都很弱。」這種格言喚起了神化(昇華爲神)自己的想法:成爲偉大、成爲神。而且帶出了一種感覺:如果成爲偉大的目的就是你最偉大的自我,那麼你的更偉大版本——無論怎麼樣——都很了不起,它帶來的是一種高舉自己的偶像崇拜。

諸如上述的格言通過加入現代化的斯多葛主義(stoicism),使之在文化上變得更容易接受。這種被現代思想家如瑞安·霍利德(Ryan Holiday)和唐納德·羅伯遜(Donald Robertson)所認爲是古老哲學的東西將希臘-羅馬世界觀的可信度與現代的奮鬥心態相結合,作爲彌合意義差距的一種方式。斯多葛主義爲處理悲傷、痛苦、悲劇、失敗、甚至死亡等經歷提供了一個世俗的框架——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建立這樣的框架可不容易。

來自基督教的批評

奮鬥文化把工作和增肌當作偶像(讓讀者理解)。但舒適這一偶像崇拜和奮鬥這一偶像崇拜都是想要在一個脫離神而尋求意義的世界中尋求安慰。基督徒必須意識到這些無處不在的誘惑會如何攫取他們的心。

我們在優質電影和遊戲、努力工作和健身等事情上認識到神的諸般厚賜。然而,我們的日常模式——如果基督沒有征服我們的時間表——會自然而然地偏向我們身邊的亞文化規範:對一些人來說,什麼是容易的(追逐舒適),對另一些人來說,什麼是困難的(追逐奮鬥)。刷抖音和刷擼鐵可能看起來對立,但它們都是好的厚賜如何成爲偶像的例子。

當假宗教被包裹在一些最明顯的神所賜普遍恩典時,就很難確定它是試探還是厚賜。這就是爲什麼基督徒必須對這些偶像在他們自己和弟兄姊妹肢體心中的地位特別敏感。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但不要把娛樂的自我或優化的自我當作偶像。這兩種假神都以無意義而告終。

理論上,基督徒知道尼采宣佈上帝「已死」是錯誤的。然而,當我們活得好像我們的舒適或自我奮鬥是意義的最終來源時,我們無意中證明了尼采的觀點。即使我們的世俗鄰居試圖在這些不令人滿意的地方填補意義的空白,基督徒也應該加倍致力於真正令人滿意的意義來源:聖經、教會團體、敬拜、禱告,以及愛上帝和鄰舍的姿態,這些才是基督徒生活的節奏。

當消費舒適的虛假承諾讓我們的鄰居感到匱乏,奮鬥文化讓他們感到疲憊時,我們應該準備好歡迎他們的到來。讓我們擁抱尼采世界的朝聖者,把他們引向提供賜人自由的真理(約8:31-32)、脫去重擔(太11:28-30)和賜下永生(約5:24)的那位。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Comfort Culture and Hustle Ideology Fill the Meaning Gap.

Cory Brock(科里·布洛克)博士畢業於愛丁堡大學,是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牧師,他在愛丁堡的聖科倫巴教會服事,也在愛丁堡神學院講授系統神學和講道學。他是《正統卻現代:赫爾曼·巴文克對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的運用》(Orthodox yet Modern: Herman Bavinck’s Use of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書的作者。他的妻子是希瑟(Heather),育有四個孩子。
Andrew Kelley(安德魯·凱利)博士畢業於愛丁堡大學,是加利福尼亞荷磨沙海灘(Hermosa Beach, California)盼望教會(Hope Chapel)的牧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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