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開始了一個新的系列文章，討論新宗教右派（neo-Religious Right）爲何崛起，分別是（1）文化戰爭的簡要歷史，（2）將信念與文明對立起來的傾向，（3）仔細觀察我們現在居住在一個「負面消極」文化中這一想法，（4）爲什麼我覺得這像是「昨日重現」的話題，以及（5）需要轉變視角，以使「負面消極」的框架更加豐富與複雜。
在後面的專欄文章中，我將對如何以富有成效和忠心的方式參與公共話題討論展開更多的討論。但在這篇文章裡，我想先討論一個話題：提摩太·凱勒牧師和他對文化的態度。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寫了一篇《我爲何改變了對凱勒的看法》（「How I Evolved on Tim Keller」），這可能是對凱勒在政治參與上的前沿交鋒「第三條道路」進行建設性批評的最佳代表。伍德寫道：「將冒犯降到最低以獲得福音聽眾的傳福音願望可能會掩蓋我們政治時刻的緊迫要求。」
伍德同意亞倫·雷恩對教會現在處於「消極負面文化」這一評估，後者認爲在我們這個世界裡，社會已經決定性地轉向了反對基督信仰的道德觀。凱勒的策略對「中立」世界有效，但對「消極負面」的世界無效，他對「第三條道路」的追求常常使他「置身事外」——不願意在必須作出務實選擇和讓步妥協的政治世界裡弄髒自己的手。（那些不同意伍德評估的人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曼哈頓對基督信仰已經是「消極負面」了，而不僅僅是「中立的」。我們這些在國內其他地區服事的人多年來一直聽到凱勒警告說，曼哈頓的許多文化假設正向我們走來。）
在他的後續文章《本文說的不是提摩太·凱勒》（「This Article Is Not About Tim Keller」 ）中，伍德澄清說他仍然欣賞凱勒，並將他的批評集中在凱勒的框架如何「被他的門徒們濫用」上，這帶來了這樣的印象：要紳士般禮貌地解決部落主義，很多基督教領袖暗示了不同的政治選擇在道德上是等價的：
我提議，我們需要一劑基督徒現實主義。或者，用朋霍費爾的術語來說，我們需要更貼近我們所處的「具體」環境，並尋求理解其中「負責任」的行動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我把伍德的第二篇文章放在我每週爲通訊訂戶提供的郵件推薦文章裡——不是因爲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而是因爲我相信在這個文化時刻，基督徒尋找新的前進方向是很好的。更重要的是，我對這種對話有興趣和保持開放，這正是因爲提摩太·凱勒對我思想的影響，而不是相反。
因此，我希望本系列文章能得到兩類人的公平考慮和評價：（1）那些現在嘲笑和譏諷凱勒的人，他們認爲他代表了一種過時的、老頑固式的（甚至可能稱之爲「衣櫃裡的進步」）文化方法；（2）那些認爲凱勒神聖不可侵犯、不容批評的人，這些人認爲任何質疑凱勒公共神學的人肯定懷有仇恨、恐懼或不義的動機。
首先，如果可以總結凱勒在他幾十年的事奉中強調了什麼，我會說那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特別是因信稱義的改變大能。
當我們因耶穌基督的義被歸算在我們身上而被神看爲義這一真理滲入我們的內心時，在受到批評時我們就不再那麼容易做出防禦性和自以爲是的反應。福音讓我們樂於看到有人能揭示我們性格和觀念中揮之不去的缺陷。福音讓我們不再看不起別人，如果我們變得勢利，我們就尋求神的饒恕，並求祂能藉著我們使恩典流向他人。凱勒的跟隨者們如果對那些政治算盤或公共姿態與他們不同的人嗤之以鼻，那就背叛了凱勒本人對恩典及其大能的重視。
其次，所有的事工模式最終都會受到後人的檢視、改變，有時還會被後世的領袖拒絕。
凱勒本人也曾寫下各種事工模式，並對他在不同的事工理念中看到的過度濫用進行了批評。所有的事工模式都有優點和缺點，沒有人比凱勒更善於指出它們，也沒有哪一種事工模式是不可批評的。
因此，當凱勒自己對待政治和文化的方式受到年輕福音派人士的批評時，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凱勒所警告的是堅持一種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方法的做法，這意味著人們不應該認爲凱勒在這些問題上能夠「一錘定音」，更不能把他的方法奉爲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的忠心方法。
第三，凱勒強調了處境化的重要性，以及需要根據社區的需要調整我們的姿態、方法和做法。他寫道：
處境化並不是像人們經常爭論的那樣，「給人們他們想聽的東西」。相反，它是用人們能夠理解的語言和形式，通過他們能夠感受到的呼籲和論證，向人們提供他們可能根本不想聽的聖經答案，回答他們在某個時期、某個文化提出的實際問題，即便他們拒絕這些答案。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小組，與凱勒花了幾個小時討論諸如護教學、教義的必要性、文化轉化和事工回應等話題。在我們一起討論的時間快結束時，他令人驚訝地對我們說，他不認爲他過去的講道是對我們這天所討論內容的一個最好回覆。他告訴我們，下一代人需要做一些與他不同的事情。
明確地說，凱勒並沒有對自己的講道方式表示遺憾。他的意思是：下一代需要的是不只是模仿他的方法或方式的講道，而是考慮到新的文化時刻，並以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所有方式作出回應。換句話說，是處境化，而不僅僅是模仿！
第四，如果在展望未來時，我們不把自己與先前參與文化戰爭的忠心信徒隔絕開來，年輕的福音派就能很好地爲教會服務。相反，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工作看作是建立在他們的洞察力之上，有時要超越他們的工作，有時要改變不再適合此時這個文化時刻的方面。
今天有太多的討論導致了一種「照單全收」或「閉門造車」的方法，即每一位神學家、作家、領袖、牧師或政治家都簡單地被貼上了「好」或「壞」的標籤。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結果使我們陷入貧困。如果我們拒絕向任何牧師或神學家學習——無論他們個人多麼敬虔、多麼以聖經爲根基，或在神學上與我們多麼有益——如果他們不與我們喜歡的神學立場或政治建議完全一致，我們就拒絕了智慧之路。
在一個被社交媒體上的謾罵所主導的世界裡，很容易通過拆毀他人所構建的良好工作來建立一個平台。我經常失望地看到牧師或神學院學生在網上對他們認爲「無知」或「邪惡」的對手流露出不屑和蔑視。凱勒一直在接受這種嘲笑，是的，但有些人聲稱凱勒是個榜樣，但他們對待對手的方式與凱勒受到的待遇一樣。這種「照單全收」或「閉門造車」的做法損害了我們的見證，阻礙了我們前進的道路。
最後，仔細閱讀提摩太·凱勒的文章，可以根據教會所處的「季節」，就最佳的政治姿態進行各種對話。以下是凱勒對「季節」的描述：
他總結說：
我們應該使用適合我們信念的事工模式中，其「工具包」最適合我們的恩賜。一旦我們知道自己的模式，我們應該能夠根據文化季節和背景，使用其他工具包中的工具。
換句話說，凱勒本人對尋求將其恩賜最好地應用於當前時刻的各種教會和個人持開放態度。
我最欣賞提摩太·凱勒的一點是他傾聽那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人的方式。
在最近一集《保持忠心》（Mere Fidelity）節目中，凱勒聲稱基督教不是一個容易被納入政治意識形態範疇的宗教。它不是一個中間道路，而是一個「極端的拼湊」。然而，在每一個問題上尋找「第三條道路」，這是凱勒經常做的事情，這來自於一種建立和平的衝動，這種衝動既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神學。然而他也會承認：「有時我做得過頭了。」
這種自我意識——認識到神在許多事工模式中和通過許多類型的人工作的敏感性——來自於以基督的義爲基礎的信心、對上帝主權的堅定信心，以及相信聖靈會從忠心傳道中帶來果實的信心。無論凱勒的方法和模式中哪一部分在未來的50年中得以延續，我的禱告是這些開放和謙卑的特點都將得到保存。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Let's Contextualize Tim Ke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