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路易斯的《黑暗之劫》（That Hideous Strength）通常被認爲是他最奇特、最難以駕馭的作品之一。關於這本書的研究屈指可數，現有的研究也往往集中於它的社會批判主題，而對書中涉及的神學和哲學主題大多未加探討。本文剖析了該小說中的歸信主題，梳理了書中兩位主角馬克和簡·斯塔達克（Mark and Jane Studdock）各自不同的信仰轉變歷程，並將其放置在小說的整體社會信息之中進行分析，最後提出兩點對當今福音傳播有幫助的啓示。
在基督教信仰日漸式微的後基督教時代，若想以巧妙動人的方式傳揚信仰，C.S.路易斯筆下的歸信敘事或能帶來深刻啓迪。歸信這一主題貫穿路易斯著作，無論是《黎明踏浪號》（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中尤斯塔斯·斯克拉布（Eustace Scrubb）的蛻變，《裸顏》（Till We Have Faces）中的奧璐兒女王（Queen Orual）的覺醒，還是《驚悅》（Surprised by Joy）記載的他自身歸主經歷。但在他所有作品中，對歸信描寫最細膩、也可能是最少人知道的，就出現在《黑暗之劫》裡。這是他「空間三部曲」（Space Trilogy）中爲成年人寫的第三部小說。[Space Trilogy， 又名Cosmos Trilogy 或Ransom Trilogy。這幾年西方基督界對路易斯的這套三部曲系列小說愈發感興趣，有關的討論、出版書籍也越來越多，如這本，這本，還有這本。諸多路易斯學者已達成共識，路易斯的這套書更準確的名稱是「宇宙三部曲」（Cosmos Trilogy）， 而不是「空間三部曲」。對於一位以「中世紀人」自居的作家來說，路易斯關注的是宇宙，而不是僅僅是以物理形式存在的空間。基於以上原因，譯者在下文中將路易斯的Space Trilogy 譯爲《宇宙三部曲》。譯註】[注 1]
《黑暗之劫》本質上是一部社會批判作品。開篇就聲明，本書的重點與路易斯另一部著作《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相同。小說的主線圍繞一個科技精英機構——「國家協調實驗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oordinated Experiments， 簡稱N.I.C.E.）的威脅展開，該機構試圖將人類從自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本書展現了路易斯思想的廣度，內容涉及性別角色、刑罰制度、亞瑟王傳說，甚至動物意識的本質等問題。在眾多主題中，歸信可能是最突出的。書中馬克和簡這兩位人物的信仰轉變，分別推動著小說的兩條主要情節線：一條發生在N.I.C.E.內部，另一條則是在聖安娜莊園（St. Anne’s Manor）展開[注 2]。事實上，正是《黑暗之劫》中那些最受批評的元素——壓抑的反烏托邦氛圍[注 3]、節奏緩慢的劇情[注 4]、以及看似突兀打破敘事氛圍的超自然元素[注 5]——幫助展現了這兩位主角內在的屬靈成長。換句話說，那種將平凡與神奇融合的敘事方式，雖然讓一些讀者感到困惑甚至不滿，但如果從歸信這一核心信息來看，這種手法其實更能凸顯主題。[注 6]
正如整本書的結構與語調一樣，《黑暗之劫》中的歸信描寫，也充滿了對比與張力。路易斯在敘述中強調：歸信既是一種掙扎，也是一種釋放；既痛苦，又美麗；既帶有天上的榮耀，也落在凡人的日常；既是一種生與死之間的決斷，也包含了每日每刻的複雜經歷。本文將先探討馬克與簡各自的歸信過程，再將兩者進行對比，並結合小說整體的社會批判主題，提出一些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屬靈啓示。
簡在歸信前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強烈的獨立意識。她極度反感任何形式的順服、依賴、妥協。故事開始，她做了個噩夢，驚醒後跑去找馬克尋求安慰。但第二天早上她就爲自己的「軟弱」感到懊悔，因爲她昨晚的舉動恰好讓自己變成了她最鄙視的那種人：那些情感小說裡哭哭啼啼、依偎在男人懷裡的「嬌弱女人」。[注 7] 路易斯稍後寫道：
避免牽連、遠離干涉，一直是她的首要人生信條之一。想到如果馬克向她求婚，她會應允的那一刻時，她發現自己腦海裡第一時間冒出的念頭就是：「但我還是得有自己的人生。」這個想法幾乎從未真正離開過她的心。她心中一直對「愛情」抱有些許抗拒，因此對馬克這個介入她生活的人也帶著幾分怨意。[注 8]
隨著故事發展，簡開始不斷做一些帶有預知性質的夢，這讓她感到煩躁，因爲這些夢無端侵犯了她原本安靜、獨立的生活。起初她不願與聖安娜莊園的人分享這些夢境，因爲她不想加入某個團體，也不想站隊。路易斯寫的這句話可能也在暗指他自己信主前的心態：「她不想被捲進去。這不公平。她對人生本來就沒要求太多，只是想一個人待著。」[注 9]
簡這種「只想一個人待著」的心態，使她在接觸聖安娜莊園那群人時表現得格外小心謹慎。她雖然覺得丹尼斯頓夫婦（ Dennistons）很友好，但心裡那個熟悉的聲音卻在提醒她：「要當心，別被捲進去，別對任何事做出承諾。你有自己的人生要過。」[注 10]之後，當簡即將見到「主任」（Director）時，她又一次提醒自己：「小心點，別被套進去。走過這些長長的走廊，聽這些低語的聲音，你要是不留神，就會變成這男人的又一個女崇拜者。」[注 11] 這正是簡最害怕的事——被「套進去」。
隨著劇情發展，簡在與聖安娜莊園的眾人互動中漸漸顯露出，她的個體主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性別意識」上的。她不只是抗拒依賴他人，更是特別排斥依賴男性。比如在早先與丹尼斯頓的談話中，激怒她的並不是他說「加入我們這個群體就像是跳入黑暗中」、「像結婚」、「像參軍」、「像出家」或「像嘗試一種新食物」——雖然這些比喻確實在她心裡引起了「複雜的抵觸和排斥」，[注 12] 但真正讓她動怒的，是丹尼斯頓暗示她需要徵得丈夫同意才能加入。[注 13]
簡那種「孤立主義」的姿態——她對需要他人、彼此依靠、委身關係的根深蒂固的抗拒——正是她歸信基督信仰的主要障礙。有趣的是，C.S.路易斯也曾指出，這種態度正是他自己歸信路上的最大攔阻。他曾這樣說：「一直以來我最希望的就是「不被幹涉」。我想要的就是（瘋狂的願望）『做自己靈魂的主人』」。[注 14] 在《驚悅》中，路易斯將自己的歸信比作一場漫長的國際象棋比賽，他一步一步、接連失利，直到最終全盤皆輸。
簡的歸信經歷與此非常相似。她經歷了幾次關鍵事件，這些事件成爲轉折點，一步步打破她的「獨立防線」。其中第一次重要的經歷（或許可以比擬路易斯當年讀喬治·麥克唐納所帶來的觸動），是她與主任（也就是蘭塞姆，聖安娜莊園的領袖）第一次見面。路易斯描述說，當她第一次看到主任時，「她看著他，剎那間，她原有的世界崩塌了。」[注 15] 讓簡震撼不已的，是他身上那種「王者氣概」，這也深深觸動了她關於性別的觀念。她無法判斷他到底是青年還是長者，他的形像讓她聯想起亞瑟王和所羅門王，而且，「多年以來，她第一次真切地品嚐到『君王』這個詞，連帶著它所承載的戰爭、婚姻、祭司、憐憫與權柄的意象。」[注 16] 面對主任，簡暫時忘了她對馬克的怨恨，她原本那種堅硬的獨立感也有所鬆動，以至於當主任挑戰她對婚姻應當平等的看法，並強調「順服」是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她竟然沒有反感。[注 17]
在這次會談快結束時，路易斯寫道，簡此時
腦中只剩下一個念頭：「浩瀚」。或者說，她根本不是在「想」這個概念，而是以某種奇異的方式「經歷」它。有某樣龐大得無法忍受的東西，就像來自大人國（Brobdingnag）[典出《格列佛遊記》中巨人居住的國度。譯註]的巨人，正向她逼近，幾乎已經進入了房間。她感覺自己在縮小，受到擠壓，所有的能力與美德都被抽空。[注 18]
回家的路上，路易斯形容她腦中彷彿有「四個簡」在互相爭吵、辯論著如何回應這次經歷。其中一個簡完全敞開心扉，樂意接受主任的話語；另一個簡則厭惡自己的這種順從，覺得那是低俗和屈辱；第三個簡試圖用道德標準來解釋整件事，對自己不愛丈夫而產生了負罪感；第四個簡——也是最大的那一個——則完全被喜樂充滿。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段經歷並沒有直接導致簡的歸信。它更像是一個「歸信前」（「pre-conversion」）階段：簡的那種孤立、驕傲的姿態被稍微撼動了一下，讓她的心慢慢向那些與她歸信密切相關的人敞開。套用路易斯「下棋」的比喻，這次的經歷就像是她失去了第一個主教或騎士，雖不是致命一擊，但頹勢已現。
簡生命中第二個關鍵的轉折點，是她和聖安娜莊園的其他人一起尋找梅林時，第一次真實地面對她可能會死。在此之前，她從未認真思考過神的存在，但死亡的威脅，再加上她先前面對「王者氣概」和「浩瀚」的經歷，讓她再也無法逃避這個問題。聖安娜莊園的經歷已經徹底顛覆了她對世界的看法，她開始覺得「幾乎什麼都有可能是真的」，並且第一次認真思考天堂和地獄的存在可能。[注 19] 不過，在這個階段，對超自然世界的思考並沒有再次帶給她喜樂，而是讓她充滿了懼怕。
她和主任的第二次重要談話中被「將了一軍」，這也是本書後段的重要場景。在這次談話中，她關於靈性世界「人人平等」的觀念被徹底擊碎。主任向她解釋基督信仰時，簡意識到，自己此前對「超自然世界」的想像，其實不過是一個「中性或民主的真空」，在那裡「平等」是至高無上的價值。但如今，她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也許「在向上攀登的每一級階梯上，都會有更豐富、更尖銳，甚至更強烈的差異與對比」。[注 20]
從這個領悟出發，簡明白過來：表面看上去，婚姻「侵入」了她的獨立，其實這只是某種更深層屬靈現實在生物層面上的一個微小體現。她和馬克之間的關係問題，其實和她與神之間的隔閡，本質相同，只是規模不同。她根深蒂固地拒絕「順服」和「尊崇」，這點必須被拆毀。而對這種需要的認識，正是促成她歸信的關鍵。主任對她說：
你的問題，在古代詩人那裡叫做「倔強」（Daungier）。我們現在稱之爲「驕傲」。你反感的是「陽剛本身」：那喧嚷的、侵略性的、佔有慾強烈的事物：金毛雄獅，髯須公牛……生理層面的雄性尚可逃避，但陽剛之氣無人能逃。那凌駕萬物之上的存在是如此雄渾，以至於在它面前，我們都顯陰柔。[注 21]
路易斯對簡歸信的描寫，引來了不少平權主義者和女性主義學者的批評。即便是他的擁護者中，也有人在面對「性別歧視」的指控時略顯尷尬。[注 22] 然而，如果說路易斯對簡真有某些人所說的那種輕蔑，那麼他在《驚悅》中用幾乎相同的語言描述自己歸信的經歷，豈不顯得很奇怪？路易斯真正的意思是：通往生命的路，必須經歷順服神，降服於祂。既然簡的驕傲同時指向丈夫和神，那她對神的順服也必然會改變她對丈夫的態度。正如伍德拉夫·泰特（Woodruff Tait）所指出的——儘管她在某些地方並不認同路易斯，且明確持平權立場——「路易斯所描繪的簡的降服，並不僅僅是女基督徒的榜樣，而是所有基督徒的榜樣。」[注 23] 換言之，簡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她對性別持平權主義觀點，而是對宇宙萬物持平權主義態度：她的癥結不在於不服從馬克，而在於不服從任何事物。
最終，簡所領悟到的，其實正是所有基督徒在歸信過程中都會領悟到的：與那終極的屬靈實在建立關係，關鍵並不在於自我認同被肯定，而在於順服、降服、服從、改變。天堂最終顯現出來的樣貌，與其說像一個民主社會，不如說更像一個君主國度；歸信也更像是一場「失敗」而不是「勝利」。
和主任談話之後，簡走進一座花園沉思。她心中惴惴不安地想：「假如我終究只是受造物——是某位他者精心設計、按著祂的意願賦予意義，而我自以爲是真實自我的那些特點，其實根本不是祂看重的呢？」[注 24] 她依然爲這個想法感到有點憤憤不平，甚至想：就連神也永遠無法真正理解她，不把她真正當回事——她永遠要受到誤解。然而，走到花園的某處，她忽然意識到，自己正處在某種「新的世界」或某位「新的有位格之人」的同在之中，而在這同在中，她終於明白：
此刻向她逼近的這一要求，任何其他要求都不能相比擬，甚至連類比都無從談起。它與世上一切的要求都不一樣。它是所有正當要求的源頭，並且將它們一並囊括。在它的光中，她才能真正理解其他那些要求；但反過來，憑著其他那些要求，她卻無法認識它……在這無比的高深廣闊之中，那一個她一直以來稱爲「我」的小小自我觀念，瞬間墜落、消散，無聲無息地沉入無底的深淵，如同一只在沒有空氣的空間中的小鳥。[注 25]
這第二次經歷對簡的改變，絲毫不亞於她第一次遇見主任的那一刻，但改變的方式卻不同。第一次，她經歷了「浩瀚」；第二次，她意識到自己在這「浩瀚」面前的渺小。在這位神的同在和榮耀之中，她畢生堅持的獨立自主終於土崩瓦解。她認識到，即使天堂是個君主制的國度，它也與人間任何一種君主制全然不同；神雖是君王與主宰，卻與世間暴君有著雲泥之別；而歸信，儘管看起來像是徹底的失敗與失去，其實卻是一場蒙福的失敗，是通向喜樂與生命的失敗。
與簡的歸信過程相比，馬克的歸信在某些方面恰恰相反。簡內心最深的恐懼是「被牽涉進去」；而馬克最怕的是「被排除在外」。她懼怕別人的闖入；他懼怕被人拒之門外。她總是在築起防禦的高牆；他卻不停地攀登各種「階梯」，然後又拋棄它們。馬克生動體現了路易斯提出的「小圈子」（Inner Ring）[注 26]心理現象。他內心真正的驅動力在某處展露無遺。當他試圖爲自己在媒體宣傳中的角色開脫時，他這樣安慰自己：「以後再也沒人能把我當成無足輕重的角色了。」[注 27] 這正是驅使他一生的巨大恐懼。後來，當他在N.I.C.E.的職位受到威脅時，他的良知也敵不過他內心更強烈的那個「自我」——一個無論如何也不願被歸爲「局外人」的自我。[注 28]
雖然路易斯的歸信經歷在實質上更接近簡的過程，但在馬克那種「圈內主義」的心理中，人們依然可以看出路易斯在馬爾文中學（Melvin College）時期，甚至牛津求學與任教時期的影子。他曾在一封早期寫給哥哥的信中，把「真正的牛津」描繪爲「一個由隨意、不修邊幅、懶散、無所事事卻極具幽默感的老傢伙組成的封閉圈子，自世界之初就一直延續下去，而且還會繼續延續下去。」[注 29]不難想像，路易斯本人在生活中所經歷的「圈子」文化，很可能爲他筆下布萊克頓學院的種種政治與內幕提供了靈感（比如小說開頭那場布萊克頓學院會議，寫得既自然又老練，幾乎有種半自傳的意味）。[注 30]
就像簡和路易斯本人那樣，馬克也經歷了一系列「歸信前的體驗」。第一步，是他被 N.I.C.E.關押時面對死亡的可能性。這一經歷讓他對先前的抱負徹底幻滅，也促使他第一次認真地反省自己的人生。回顧過去，他發現自己在每個階段中都重複著同一模式：爲了獲得歸屬感，他犧牲了真正的喜樂，也漸漸失去了最親近的朋友。路易斯這樣寫道：「他回顧自己的一生，不是帶著羞恥，而是一種對沉悶生活的厭惡……他很清楚，甚至根本不用細想，就知道那是他自己——不是宇宙中的任何別的事物——選擇了那堆灰塵與破瓶、鏽鐵與焦渴之地。」[注 31]
緊接著，在被單獨關押的時候，馬克經歷了一場屬靈的攻擊，他在痛苦中呼求幫助。在那時，他意識到自己曾經相信的那些理念，其實正是這些加害者思想的邏輯終點。他開始對自己「自由思想」與「自由意志」的信心動搖了。[注 32]
之後，馬克又被迫接受一些奇怪的心理折磨，比如被關進比例異常的房間、牆上掛著醜陋怪誕的畫像，或者被命令去做一些毫無意義、似乎完全隨機的任務。這些經歷的目的是要將他「去人格化」，正如他的其中一位看守者弗羅斯特（Frost）所說，這是爲了培養「客觀性」——即一種認爲思想不過是化學反應、而「自我」根本是虛幻的哲學觀。但這些折磨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就像沙漠教會人渴望水，缺席喚起人的渴慕，在這一切扭曲與酸澀的背景之下，某種「甜美與正直」的異象浮現出來。那是某種「他模糊地稱之爲『正常』[Normal]的東西」，竟然確實存在。他從未認真想過這個東西，但它就那樣顯現出來——堅實、沉重、自成形狀，幾乎讓人可以觸摸、品嚐，甚至愛上。[注 33]
於是，馬克逐漸在心裡站在了「正常」和「正直」這一邊，反對囚禁他之人所代表的自然主義哲學。當弗羅斯特最終命令他踐踏一個十字架時，他拒絕了。即便基督教只是一個神話、即便整個宇宙都是一場騙局，他還是這樣對自己說道：「那又怎樣？爲什麼不選擇與這艘船一起沉沒？」[注 34]最後，馬克得到釋放。在小說的最後幾頁，他回到了簡身邊，用一種全新的、謙卑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與婚姻。然而，即便到了這一刻，他是否真正完成了歸信，或是在何時歸信，仍未有明確的交代；這些經歷更像是歸信之前的鋪墊與預備。
許多路易斯的研究者注意到了馬克與簡的歸信在結構上的對稱性：兩人的經歷在時間推進上極爲相似，但結果卻往往南轅北轍。[注 35]他們都被捲入了一個超自然的共同體——一個屬於天使陣營，一個屬於魔鬼陣營。他們都見到了各自陣營的「領袖」，而這場相遇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簡來說是喜樂，對馬克來說則是恐懼與厭惡）。他們都面臨死亡的可能，並因此經歷宗教與存在意義上的危機（簡由此敞開心扉，擁抱生命的激情；馬克則首次察覺到自己生命的乏味與空虛）。兩人也都經歷了具有高潮性質的內在衝突時刻，彷彿在內心中分裂出幾個「自我」，彼此爭執不休（簡是在第七章與「主任」的會談中，馬克則是在第八章與丁布爾[Dimble]的對話中）。
然而，這兩段歸信之路的對比，在置於整本小說更宏觀的社會信息中來解讀時，就顯得更加清晰可辨了。《黑暗之劫》通常被解讀爲對現代性的批判，書中確實可以察覺到一種持續的中世紀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立，這種對立最終在梅林從現代世界「轉譯」回中世紀世界的過程中達到高潮。馬克和簡本身則是典型的現代人物——他們的名字不像書中其他人物那樣富有詩意，反而平淡無奇，他們的轉變也常常被描繪爲一種遠離現代主義觀念和假設的過程。例如，馬克之所以必須先發現那個「正常」的世界，是因爲他的「現代」教育使他成爲路易斯所謂的「稻草人」。[注 36]
從這個角度看，小說中在馬克與簡這兩條敘事線之間不斷交替穿插，不僅僅是爲了展示他們個人的對比，更是構成整本小說的主軸之一：一種持續的辯證對照。這種對照包括善與惡、貝爾伯里（Belbury）與聖安娜莊園、美與實用、大不列顛與洛格瑞斯（Logres），最根本的，則是中世紀與現代這兩種宇宙觀和人類位置的差異。在這種對比之下，聖安娜莊園代表的是那個更古老、更浪漫的世界，在那裡，「愛」與「順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而N.I.C.E.則象徵那個嶄新卻冷酷的世界，在那裡，「無情的進步」與「演化」被視爲人類的最終歸宿。正如N.I.C.E.所追求的是心靈與肉體的分離——由威瑟（Wither）對現實的逃避（將心靈從身體中切割出來）、由弗羅斯特所提倡的「客觀性」（將意志從理性中切割出來）所表現——聖安娜莊園的團體則代表了一種對「人類有機、具身、受限之本性」的肯定（因此小說最終以「性愛」作爲結尾）。[注 37]
路易斯在寫《黑暗之劫》的同時，也正在爲他的學術著作《十六世紀英國文學（不含戲劇）》（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進行研究，這一點並非偶然。[注 38]他的通俗作品與學術作品之間常常有著「交叉授粉」的現象。例如，《皮爾蘭德拉星》（Perelandra）與他爲《失樂園》所寫的序（論《失樂園》，Preface to Paradise Lost）幾乎是同時期的作品，而前者就展現出後者所探討的許多主題。[注 39] 在《十六世紀英國文學》一書的開頭，路易斯反駁了一個廣爲流傳的觀點：即現代性將人類從中世紀的魔法與迷信中解放出來。相反，在他看來，文藝復興時期所帶來的並不是從「魔法」邁入「理性」，而是科學取代了魔法在早期文化中的角色——也就是將自然強行扭曲來服務人的目的，而不是讓人順服於自然的秩序之下。當然，這正是《黑暗之劫》中N.I.C.E.所代表的威脅——它正是路易斯筆下對「巴別塔之罪」的現代版本。
在此脈絡下，小說中出現的亞瑟王傳說元素，雖讓部分評論家困惑，也就不再顯得突兀。它實際上強化了小說所表達的歷史對比。但它或許還能解釋小說中的另一個「怪異」之處：爲何本書不像前兩部那樣是「星際小說」。最初，《宇宙三部曲》的創作是路易斯與他好友J.R.R.托爾金達成的一項協議：兩人都寫一部他們想看卻市面上沒人寫的小說。路易斯抽籤抽到太空旅行（於是他寫了《沉寂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而托爾金則負責時間旅行的題材（但他的嘗試《失落之路》 The Lost Road未能完成）。如果《黑暗之劫》是路易斯用來彌補托爾金未完成那部分的作品——以「時間旅行」替代「太空旅行」——那麼路易斯筆下所採取的時間旅行方式（以梅林與中世紀爲媒介）就恰好契合他對現代性的批判。換句話說，如果《宇宙三部曲》前兩部的目標是用中世紀宇宙觀去顛覆現代宇宙觀——在那裡「宇宙」不再是冰冷虛無，而是充滿生命與秩序——那麼三部曲的最終篇《黑暗之劫》，則旨在顛覆現代對「歷史」的看法——在路易斯看來，現代性並不是對前現代的超越，而是一種墮落，是「第二個巴別塔」。[注 40]
雖然路易斯在小說中對「中世紀」與「現代性」的對比極爲鮮明，但這種對比中也暗含著微妙的諷刺。如桑福德·施瓦茨（Schwartz）所指出的：小說中段揭示，N.I.C.E.的首腦們其實是在受惡靈的影響下，試圖尋找梅林的墓地。[注 41]這表明，在路易斯看來，「中世紀」與「現代」之間的差異，並不在於一個呼喚超自然，一個追求進步——彷彿他是在主張一種文化的停滯或簡單回歸過去。相反，路易斯認爲，「現代性」本身也有其「神祕主義」與「魔法」；而基督教本身，並不反對「發展」或「演化」。[注 42] 這正是馬克與簡的歸信歷程（從心靈荒蕪到喜樂充盈的漫長漸進）在全書核心命題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原因。
實際上，若將路易斯宏大的社會寓意納入考量，也許能回應一些批評者對《黑暗之劫》的質疑，他們認爲他草率地糅合了世俗與神蹟的內容。倘若路易斯的創作意圖之一，正是要顛覆那種將現代性視爲理性與節制取代中世紀迷信與神祕主義的普遍誤解，那麼我們就更透徹地理解馬克與簡在小說中扮演的角色。他們的日常掙扎（如簡對婚姻的厭倦、馬克對學術地位的渴望），與小說中所展現的奇幻現實（全球性災難、魔鬼入侵、梅林復活）形成如此強烈的反差，若缺了其中任一維度，讀者恐怕難以參透路易斯那個耐人尋味的副標題——「給成年人的現代童話」。顯然，將「現代/成年人」與「童話」並列，正是路易斯的精心設計，是他解構「現代等於脫離魔法」這一神話的策略組成部分。還有什麼比讓一對典型「現代」夫婦從惡魔與巫術的國度（N.I.C.E.）逐步遷徙至有機自然的淨土（聖安娜莊園），更能犀利地完成這種社會批判呢？
路易斯筆下關於歸信的描述有兩個方面尤其值得我們反思。這對我們理解當代語境下的信仰轉變——特別是在後基督教處境中的福音傳播工作——具有啓示意義。首先，馬克與簡的歸信過程都不是簡單、瞬間的「甦醒」，而是複雜、漸進的過程。雖然兩人都經歷了某個戲劇性的轉折點，但真正的蛻變其實發生在通往那個關鍵時刻的漫長過程中。他們的歸信徹底而全面，卻並不是簡單瞬間完成的。就像路易斯自己的歸信經歷，整個過程宛如一場緩慢的棋局對弈。第二，兩人歸信前的生命體驗——「歸信前經歷」（pre-conversion experiences）——因其各自遠離神的生活形態而迥然不同。簡的「孤立主義」在經歷榮耀（即「浩瀚」）之後被拆毀；而馬克的「圈子」則在面對道德（即「正常」）的衝擊下而動搖。
這些「歸信前經歷」既是轉變所必需的，也因人而異。事實上，二人的經歷不僅彼此相異，甚至近乎對立。馬克的歸信前經歷主要是倫理道德層面的，通過與惡人的交往展開；而簡的歸信前經歷則則充滿超驗與美學色彩，經由與善者的聯結而生。馬克踏入魔鬼統領的群體，並在內部反思自己；簡則步入天使引領的團體，並從中轉向外部世界。馬克必須經歷痛苦、拷問與失敗，才能在良知中挺身而立；而簡必須先嚐到令人陶醉的喜悅，才能在甘願順服中低頭敬拜。
每位人物歸信過程的緩慢與獨特性，並未削弱其超自然的本質。馬克和簡都逐漸意識到，他們的生命若沒有神，不僅是殘缺的，更是在全力衝向毀滅與痛苦的深淵。兩人的歸信故事都充滿張力：掙扎的激烈、翻轉的徹底，以及那種美得令人戰慄的更新。透過路易斯的想像，我們可以理解爲何耶穌在與尼哥底母談話時會把歸信稱作「重生」（約 3:3）；但我們也能看出，耶穌爲何極少用同一種方式向兩個不同的人傳福音：就在他向尼哥底母談論「重生」之後（約 3），他便轉而向另一個更世俗化的罪人講述活水之道（約 4）。
路易斯對歸信本質的洞察提醒我們：在面對非基督徒的朋友與鄰舍時，我們需要帶著敏感與洞察力去詮釋他們的內心與生活。若在馬克·斯塔達克遇見真道之前就遞給他一份福音單張，可能收效甚微；同樣，若在簡·斯塔達克嚐到喜樂之前就向她發出悔改的呼召，恐怕只會引起反感。然而，我們身邊每天又有多少個馬克或簡在生活與工作中與我們擦肩而過？對當今大多數非基督徒而言，要歸信基督教，往往意味著必須（或至少同時）脫離一種反客觀、反理想主義、反柏拉圖主義、反超越性的世界觀——而這正是後基督教西方文化中日益盛行的思維方式。
換句話說，歸信既是斷開又是重新連接，既是死亡也是復活；而死亡/斷開這一部分，有時候會是一個漫長、混亂的過程。這是路易斯自己的經歷，也是教會歷史上無數信徒的共同經歷。[注 43] 正因爲這個過程因人而異，福音的宣講通常也需要與之相應的「福音應用」。薛華（Francis Schaeffer）曾說，如果他只有一小時與人分享基督，他會用前五十五分鐘傾聽，僅用最後五分鐘講述基督。傾聽，是傳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爲歸信意味著從罪中走出來，而罪在不同人身上纏繞的偶像各不相同。
當然，人類靈魂最根本的需要不會改變。每個人最深的需要就是神，因此每個墮落的人都需要除去那攔阻人與神之間關係的障礙：罪/愧疚/死亡。然而，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處境中，以不同的方式體會到自己對福音的需要，以及福音帶來的滿足。不是每個人都會像路德一樣，經歷一場良心與罪咎的危機；有些人經歷的是奧古斯丁式的靈魂與慾望的掙扎，有些人則面臨齊克果（Kierkegaard）筆下那種「自我」與焦慮的危機；當然，還有很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任何危機之中。
因此，也許在對後現代人傳福音時，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喚醒他們對神的感知。在後基督教文化中，我們無法再把神的存在當作理所當然的形而上或倫理前提。對馬克·斯塔達克而言，在他被囚禁在N.I.C.E.的牢房中，尚未站在「正常」的一邊之前，「基督爲你的罪而死」這句話對他並無太多意義；對簡·斯塔達克來說，在她經歷那震撼她個體主義的「浩瀚」與喜樂之前，這句話同樣無法觸動她；而對於那些懷疑真、善、美、意義乃至靈魂是否存在的後現代人來說，這句話也大體不會產生太大的觸動。
最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路易斯爲何選擇用小說，而不是更抽象的寫作形式來表達這些觀點。在一個後基督教的語境中，藝術在傳達屬靈真理方面或許有著特別的價值，尤其在激發「歸信前」的體驗方面顯得尤爲重要。舉個例子，許多後現代人正是通過閱讀托爾金的《魔戒》而獲得了一種超越的感受，而這種感受在他們歸信基督的過程中往往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這本書本身並不包含明確的基督教寓言。[注 44]
藝術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爲它能喚起人對榮耀（想想「浩瀚」）和善良（想想「正常」）的渴望，這正是後現代社會中那些渴求超越的人們所極度嚮往的特質。你身邊的鄰居，或與你隔壁的同事，或許會對奇蹟或天堂的概念嗤之以鼻，也可能對罪與審判的說法感到反感。但他們也許會在中土世界、在納尼亞、或是在聖安娜莊園的描繪中，隱隱感受到某種無法用其世界觀解釋的美與魅力。[注 45]
* * * * *
[1] 我這裡所說的「最不爲人知」，一方面是指大眾讀者普遍更喜歡《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和《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這樣的作品，而對《宇宙三部曲》（The Space Trilogy，也稱爲The Ransom Trilogy）興趣較少；另一方面也指關於《宇宙三部曲》的學術研究明顯較少。T·A·希佩（T. A. Shippey）在《劍橋路易斯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 S. Lewis，羅伯特·麥克斯韋因 [Robert MacSwain] 與邁克爾·沃德 [Michael Ward] 編，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 年）一文中指出，目前只有三本專著是專門研究《宇宙三部曲》的：大衛·C·唐寧（David C. Downing）的《危險中的星球：C.S.路易斯〈蘭塞姆三部曲〉批評研究》（Planets in Peril: A Critical Study of C. S. Lewis』 Ransom Trilogy，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2 年）；賈羅德·洛布戴爾（Jarod Lobdell）的《C.S.路易斯的科學小說：〈蘭塞姆故事〉中的空間與時間》（The Scientific Novels of C. S. Lewis: Space and Time in the Ransom Stories，北卡羅來納州傑斐遜，McFarland，2004）；以及桑福德·施瓦茨（Sanford Schwartz）的《C.S.路易斯與最後的邊疆：〈宇宙三部曲〉中的科學與超自然》（C. S. Lewis on the Final Frontier: Science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Space Trilogy，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 在解讀《黑暗之劫》時，學者們通常將注意力集中在貝爾伯里和聖安娜莊園之間那場宏大的對抗上，往往忽略了馬克與簡這對夫婦在內心和婚姻中的變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韋斯利·A·科特（Wesley A. Kort），他在《閱讀C.S.路易斯：評註》（Reading C. S. Lewis: A Commentary，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133–149 頁）中指出，這部小說其實有兩條敘事主線：一條是關於貝爾伯里如何試圖掌控社會的「大故事」，另一條是馬克與簡在婚姻中努力適應彼此的「個人故事」。在科特看來，這兩條線索其實是緊密相連的，而其中較爲平凡的「婚姻掙扎」其實更爲關鍵，因爲正是它構成了整個故事的框架（第 134 頁）。
[3] 桑福德·施瓦茨（Sanford Schwartz）在《C.S.路易斯與最後的邊疆》(93–94 頁）中指出，《黑暗之劫》與 18 世紀哥特小說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尤其體現在兩者都融合了「現實可信與奇異神祕」（"the Probable and the Marvellous"）。施瓦茨認爲，這種相似之處與路易斯的朋友，同是淡墨會（Inklings）成員的查爾斯·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有關。威廉斯擅長創作具有屬靈震撼力的小說，常從哥特小說中汲取靈感，而路易斯在《黑暗之劫》中幾乎完全模仿了這種風格，以至於這本書常被稱爲「C.S.路易斯寫的一本查爾斯·威廉斯小說」（見《C.S.路易斯與最後的邊疆》92 頁）。查爾斯·威廉斯以及哥特文學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部作品的陰鬱基調。
[4] 路易斯的寫作風格通常簡潔凝練。而相比之下，《黑暗之劫》顯得篇幅冗長，內容龐雜，其字數超過三部曲中前兩本書加起來的兩倍。此外，書中人物眾多，也早已引起評論者的注意。參見T·A·希佩〈蘭塞姆三部曲〉，載於《劍橋路易斯指南》，244 頁。
[5]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早期對本書的評論中，表達了一種後來成爲普遍看法的批評：「如果路易斯先生能把整本書維持在同一層面上，那我會毫無保留地推薦這本書。可惜，超自然的元素不斷闖入，而且方式相當混亂、缺乏節制。」他特別指出書中關於梅林的情節、蘭塞姆始終年輕、簡的夢境，以及「各類來自外太空的超人造訪者，其中一些的名字實在令人頭疼」。他尤其批評了故事結尾的突兀，稱「這本書的結局荒唐得令人無法認真對待，即使有大量流血場面，也無法讓人感到恐怖」。引自喬治·奧威爾〈科學家接管一切：評《黑暗之劫》〉（「The Scientists Take Over: Review of That Hideous Strength」），曼徹斯特晚報（Manchester Evening News），1945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www.lewisiana.nl/orwell
近年來，羅文·威廉斯（Rowan Williams）也以略帶諷刺的語氣評價了小說結尾那些邪惡角色的滅亡：「『誇張』（over the top）——我想，這是唯一能用來形容那段情節的詞。我覺得，當那頭大象突然失控闖入餐廳並開始踩死人時，我彷彿感覺作者的心理有什麼地方斷裂了。」引自〈黑暗之劫：重新評估〉（「That Hideous Strength: A Reassessment」），載於《C.S.路易斯與他的圈子：牛津C.S.路易斯協會論文與回憶錄集》（C. S. Lewis and His Circle: Essays and Memoirs from the Oxford C. S. Lewis Society），羅傑·懷特（Roger White）、朱迪思·沃爾夫（Judith Wolfe）、布倫丹·N·沃爾夫（Brendan N. Wolfe）編，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99 頁。
[6] 如果說小說中看似隨意地將日常現實與超自然混合在一起的做法還不夠明顯，那麼從書的副標題就已可略見端倪。而 1945 年路易斯寫給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的一封信更是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創作意圖。在收到一連串負面評論後，他寫道：「評論家們顯然無法容忍現實與超自然的混合。這真可惜，因爲：（a）我恰好最喜歡這種混合；（b）現實生活中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這樣的混合。」引自《C.S.路易斯：導讀與指南》（C. S. Lewis: A Companion & Guide），沃爾特·胡珀（Walter Hooper）編，哈珀出版社，1996 年，231 頁，粗體爲原文所加。儘管許多評論者都批評《黑暗之劫》中將對立元素強行拼接，但也有一些人對此表示肯定。例如，H.P.埃登斯（H. P. Edens）在 1945 年 8 月的《Punch》雜誌中寫道：「路易斯先生最令人震撼的成就，在於他如此令人信服地描繪出：簡與馬克·斯塔多克那兩個可憐的小靈魂，竟成了天堂與地獄之間啓示錄般的戰場。」引自《C.S.路易斯：導讀與指南》，240 頁。
[7] 路易斯，《黑暗之劫：獻給成年人的現代童話》，1945 年初版；紐約：斯克里布納出版社（Scribner），2003 年重印），44 頁。中譯參考譯林出版社版本。
[8] 同上，70–71 頁。
[9] 同上，81–82 頁，斜體爲原文所加。
[10] 同上，112 頁。
[11] 同上，139 頁。
[12] 同上，113 頁。
[13] 同上，114–115 頁。
[14] C·S·路易斯，《驚悅》（Surprised By Joy），收錄於《C.S.路易斯靈感文集》（The Inspirational Writings of C. S. Lewis，紐約：Inspirational Press出版社，1987 年），125 頁。參見大衛·C.唐寧（David C. Downing）在《危險中的星球》28–29 頁中的很有幫助的討論。
[15] 路易斯，《黑暗之劫》，139 頁。
[16] 同上，第 140 頁。
[17] 有些學者認爲，該段對話是仿照聖盃傳說中珀西瓦爾（Percival）與漁人王（fisher-king）之間的對話而寫的。參見唐寧在《危險中的星球》77–78 頁的相關討論。
[18] 路易斯，《黑暗之劫》，第 147 頁。值得注意的是，在簡前往莊園的途中，她就已被「世界的浩瀚」所震撼，爲她在那裡的經歷埋下了伏筆（見 44 頁）。
[19] 同上，231 頁。
[20] 同上，312 頁。
[21] 同上，312–313 頁。
[22] 關於路易斯性別觀的批評中，最誇張且誤導性最大的，可能要數A.N.威爾遜（A. N. Wilson）所著的《C.S.路易斯傳》（C. S. Lewis: A Biography，紐約：諾頓出版社，2002 年）；若說還有更極端的，大概就只有菲利普·普爾曼（Philip Pullman）對《納尼亞傳奇》的猛烈抨擊了。他形容這套書「怪誕」「令人作嘔」「醜陋」「有毒」甚至「噁心」（見邁克爾·沃德〈C.S.路易斯與菲利普·普爾曼〉[Michael Ward, 「C. S. Lewis and Philip Pullman」]，載於《火星山評論》（The Mars Hill Review），第21期，2003 年，網址：http://www.planetnarnia.com/assets/documents/74/Lewis_and_Pullman.pdf）
而作爲較爲平衡、欣賞路易斯思想的主要詮釋者之一，艾倫·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討論簡·斯塔多克（Jane Studdock）這一角色所揭示的路易斯性別觀時，似乎也略顯不安（參見他的《納尼亞人：C.S.路易斯的生命與想像》（The Narnian: The Life and Imagination of C. S. Lewis），舊金山：哈珀舊金山出版社，2005 年，258–259 頁）。
有趣的是，莫妮卡·B.希爾德（Monika B. Hilder）在其著作《因女性而驚喜：重新閱讀C.S.路易斯與性別》（Surprised by the Feminine: A Rereading of C. S. Lewis and Gender，收錄於《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叢書第 12 卷，紐約：Peter Lang出版社，2013 年）中提出，路易斯對性別的理解其實非常細膩，建立在一個神學框架之上，最終肯定並尊重女性氣質。她認爲，正因爲這種觀點顛覆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義預設，才使得今天的人們往往誤解了路易斯。
[23] 珍妮弗·L.伍德拉夫·泰特（Jennifer L. Woodruff Tait）在一篇題爲〈「你不會再做夢了；去生孩子吧」：或者，「像你這樣的平權女孩怎麼會出現在這樣的書裡？」〉（「『You Will Have No More Dreams; Have Children Instead:』 Or, What’s a Nice Egalitarian Girl Like You Doing in a Book Like This?」）的文章中寫道：「（導演）說平等並非最根本的東西，語氣雖堅定，實際卻不無諷刺。」（載於《永恆的淡墨會》第 6 期，2008 年，第 10 頁，網址：www.taylor.edu/cslewis，粗體爲原文所加）泰特還指出一個頗具啓發性的事實：儘管主任（蘭塞姆）強調「平等」不是最根本的原則，但實際上聖安娜莊園的生活方式卻遠比N.I.C.E.或其他大多數群體更爲民主。莊園裡沒有僕人，無論男女，都輪流做飯、打掃房屋、照顧花園。
[24] 路易斯，《黑暗之劫》，315 頁。
[25] 同上。
[26] 關於這一問題的有益討論，參見艾倫·雅各布斯《納尼亞人》，180–183 頁。另參見C.S.路易斯〈圈內〉（"The Inner Ring"），網址：http://www.lewissociety.org/innerring.php。
[27] 路易斯，《黑暗之劫》，132 頁。
[28] 同上，98 頁。
[29] 引自大衛·C.唐寧，《危險中的星球》，119 頁。
[30] 正是這些內容讓唐寧稱《黑暗之劫》是一部「對現代學術界的諷刺作品」（《危險中的星球》，第 6 頁）。
[31] 路易斯，《黑暗之劫》，243–244 頁。
[32] 同上，264–267 頁。
[33] 同上，296–297 頁。
[34] 同上，333–334 頁。
[35] 理查德·J.珀蒂爾（Richard J. Purtill）指出：「斯塔多剋夫婦之間的軌跡所形成的複雜結構，絕非偶然，其秩序性過於精巧」，他隨後概述了二人行動路徑中彼此對稱的安排，令人印象深刻（見〈黑暗之劫：一部雙重結構的故事〉[「That Hideous Strength: A Double Story」]，收錄於《對形式的渴慕：C.S.路易斯小說研究論文集》（Longing for a Form: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C. S. Lewis），彼得·J.沙克爾（Peter J. Schackel）編，俄亥俄州肯特：肯特州立大學出版社，1977 年，第 97 頁）。例如，簡遇見了哈德卡索（Hardcastle）——她丈夫所在陣營的一員，而馬克則與丹尼斯頓——簡所在社區的成員——交談，兩者形成對照。施瓦茨也在其著作《C.S.路易斯的終極邊疆》第 111 頁中作了有益的分析。珀蒂爾還特別指出蘭塞姆與威瑟之間的對立關係——他們分別是各自陣營的「領導者」，但使用語言的方式卻截然相反：前者是語言學家，追求清晰明確；後者則利用語言進行掩飾與迷惑（見〈黑暗之劫：一部雙重結構的故事〉，100 頁）。唐寧（David C. Downing）在《危險中的星球》58 頁中也進一步指出了幾處值得注意的對比：「簡一開始便處於一種無力感中，對婚姻也好、學術也好，都缺乏真正的投入；而馬克則是盲目投入，爲了迅速實現抱負不惜鋌而走險。簡所夢見的是真實的事情，但她卻以爲那是幻覺；而馬克恰恰相反，他對布拉克頓學院（Bracton）和N.I.C.E.的實際運作狀況完全被蒙蔽，卻自以爲了解真相。簡是乘坐慢車前往聖安娜莊園的，而馬克則由魯莽的費弗斯通（Feverstone）開著一輛張揚的大車，疾駛前往貝爾伯里。簡是被邀請加入聖安娜莊園的，而馬克則是被脅迫加入N.I.C.E.的。聖安娜莊園中的花園生機盎然，讓簡聯想到伊甸樂園；而N.I.C.E.的『花園』則是人爲建造、死氣沉沉的，就像『市政公墓』一般（見 101 頁）。當簡第一次見到聖安娜莊園的首領——那位神聖而威嚴的蘭塞姆（自皮爾蘭德拉星歸來）時，內心充滿難以言喻的喜樂；而當馬克見到N.I.C.E.的「首腦」時，卻感到難以言說的恐懼與厭惡——那是一個被斬首卻靠科學設備維持「生命」的頭顱，實際上卻是被黑暗之靈[eldils]操縱的。」
[36] 路易斯在《黑暗之劫》中寫道，182 頁：「在馬克的腦中，無論是基督教還是異教的高尚思想，幾乎沒有一絲能安身立命。他所受的教育既非科學，也非古典，而是純粹的『現代』教育。」
[37] 施瓦茨在《C.S.路易斯的終極邊疆》第 139 頁中，進一步評論了此一主題。
[38] C.S.路易斯的學術著作《十六世紀的英國文學（不含戲劇）》，收錄於《牛津英國文學史》第三卷（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3），最初出版於 1954 年，1973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
[39] 謝皮甚至稱《皮爾蘭德拉星》爲《失樂園》第四卷與第九至十卷的「重奏」（「reprise」），見其論文〈蘭塞姆三部曲〉，收錄於《劍橋C.S.路易斯指南》，242 頁。
[40] 《黑暗之劫》書名出自蘇格蘭詩人大衛·林賽（David Lyndsay）在十六世紀所寫的一首詩，其中關於巴別塔的描述有這樣一對詩句：「那可怖之影遮天蔽日，其長足有六英里有餘。」（「the shadow of that hyddeous strength, sax myle and more it is of length.」）
[41] 施瓦茨在《C.S.路易斯的終極邊疆》95 頁也對書名的來源與象徵意義進行了說明。
[42] 同書 3–18 頁提供了詳細論述，尤其在第 14–15 頁探討了路易斯筆下「善」的形像——它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充滿活力和發展的，是一種「不斷演化的伊甸園」（an 「evolving Eden」）。
[43] 聖奧古斯丁的經歷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奧古斯丁於公元 386 年經歷了一次戲劇性的歸信，但這之前，他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在基督教與其他非基督教或次一等基督教的宗教與哲學之間來回徘徊。他曾是摩尼教徒近十年，而促使他脫離摩尼教的，倒並非正統的天主教信仰，而是某種程度上的新柏拉圖主義歸信，使他意識到摩尼教關於善與惡的觀念之謬誤。一些歷史學家往往把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融合來看待，視爲奧古斯丁思想發展的一個整體階段，但彼得·布朗（Peter Brown）指出，柏拉圖主義在奧古斯丁的思想中是一個獨立的（雖然短暫的）階段，剛好發生在他歸信之前（見《希波的奧古斯丁傳》[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修訂版，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140 頁）。奧古斯丁在 380 年代對普羅提諾（Plotinus）的吸收，可以看作是一段思想上的「孵化期」，爲他 386 年在花園中的決定性時刻作好了預備。有意思的是，奧古斯丁在歸信基督教後，並未立即放棄新柏拉圖主義，相反，它在他的思想中繼續與基督教並行發展。直到接下來的十年中，隨著他逐漸遠離那種理性主義式的信仰，也就是柏拉圖式的「哲人」追求智慧的理想，新柏拉圖主義才逐漸退居次位。到了他撰寫《懺悔錄》（The Confessions）的公元 397 年，他的信仰面貌已明顯更純粹、也更直接地體現爲基督教信仰。而與摩尼教相比，新柏拉圖主義對他思想和表達的影響更爲深遠，例如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413–426 年間寫成）中，他對異教哲學仍懷有某種敬意。或許可以說，新柏拉圖主義在他身上並不是被簡單取代，而是被基督教信仰吸收、轉化了。但即便如此，這個過程也經歷了將近十年。
[44] 針對有人認爲「魔戒」象徵原子彈的說法，托爾金予以堅決否認。他寫道：「我打心底裡不喜歡各種形式的寓言，而且一直如此……我更喜歡『歷史』，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因爲它能以不同方式與讀者的思想和經驗產生聯結。」J.R.R.托爾金，《魔戒》前言（1966 年版；2004 年紐約：霍頓·米夫林出版社再版），xxiv頁。
[45] 感謝布萊恩·塔布（Brian Tabb）在編輯上的建議，並爲我指引了幾部有關《黑暗之劫》的近期研究成果。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神學期刊：Conversion in C. S. Lewis’s That Hideous Streng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