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的牧師們如何思考美國中產階級化最快的城市事工
2019-04-02
| Sarah Eekhoff Zylstra

30多年前,國會山浸信會正在走向衰敗。被鏽跡斑斑的鐵絲網圍繞著的停車場上都是被丟棄的廢車,建築物外牆上的標記搖搖欲墜,教會爲了防止流浪漢睡在院子裡而在院子周圍種植了帶刺的灌木叢,裡面都是被丟棄的啤酒瓶和垃圾。

教會的周邊地區,或者說整個城市,都沒有好到哪裡去。隨著白人中產階級帶著城市的財富和穩定搬離,毒品和犯罪率開始攀升。1991年某期《華盛頓郵報》的標題新聞是:「華盛頓特區警長聲稱滿城都是暴力犯罪團伙」,還有「華盛頓特區創下了謀殺案新紀錄」。

1999年,安東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當選爲華盛頓特區市長。在隨後的八年中,他爲這個城市帶來了近80億美元的投資。與此同時,行政權擴張的小布什政府和接替他的奧巴馬政府都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因此,城市的人口又開始上升。到去年,華盛頓特區的人口超過70萬,這是1975年以來首次回到這個數字。

今天,華盛頓特區的家庭平均擁有資產是$581,000,相對2000年的$136,000有了很大提升。暴力犯罪大大下降。在過去沒有什麼商業、只有毒品販賣點和廢棄土地的街區裡,現在你可以看到新公寓的工地,有星巴克,還有凍酸奶店(譯註:說明街頭出現了中產階級和孩子——譯註)。

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3年,整個城市的40%被「中產階級化」了,這使華盛頓成爲全美「中產階級化最快」的城市(聖地亞哥以29%的成績緊隨其後)。

國會山浸信會門口的垃圾沒了,帶刺的灌木叢也沒了。每個禮拜天,大約一千多人來到主任牧師狄馬可帶領下的這間教會參與敬拜。在曾經被荒廢的停車場,教會打算興建公寓給教牧實習生住。

但是,在一個被迅速中產階級化的城市建立一間傳講福音的教會,可不像開設瑜伽課或咖啡店那麼簡單。

「這很艱難。」安泰博(Thabiti Anyabwile)牧師如是說。他曾經在國會山浸信會擔任過牧師,現在正在一個貧窮但正在快速中產階級化的地區植堂。這個地方離國會山浸信會只有幾英里遠,大約兩萬多華盛頓特區的非裔美國人從2000年到2013年遷居到那個地區。

安泰博常常糾結於快速的經濟增長給周邊社區帶來的影響,他也嘗試幫助更多人參與和留意到這樣的影響。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階級化,也有越來越多的教會開始思考要如何回應。

這對一間像國會山浸信會一樣已經建立的教會來說不容易,對那些建立全新的「中心教會」(提摩太·凱勒所主張的有文化影響力的城市教會——譯註)的牧師們來說更不容易。

中產階級化帶來的難題

「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又譯「士紳化」)始於1950和60年代,那時所謂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博雅藝術」提高了倫敦部分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這一趨勢在過去的50年裡席捲了美國,尤其在波特蘭、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尤爲顯著。

《治理》(Governing)雜誌把這些城市識別了出來。該雜誌用這樣的方式識別中產階級化最顯著的地區:他們首先找到一個城市最低家庭收入的中值,以及家庭財產保有量的中值,然後找出家庭財產保有量中值的增長速度,以及擁有學士學位的成年人數目。如果你所在的地區從最後的40%上升到前三分之一,那麼這個地區就正式獲得「快速中產階級化地區」的稱號。

「當我們剛搬到這裡的時候,這個地區92%的居住人口都是非裔美國人。」安泰博回憶道,「這個地區在華盛頓特區以最糟糕的統計數據聞名:高犯罪率、高失業率、很多單親家庭、高失學率。」

安納科斯蒂亞在歷史上遭受過兩次打擊。第一次是在馬丁·路德·金在六十年代被刺殺後發生的騷亂,那次騷亂「一夜之間把這個社區從以安居樂業的、中產階級和多元人口爲主的社區變成了幾乎全是黑人的社區。」安泰博這樣說。第二次打擊是90年代的經濟衰退所造成的。

「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個社區還沒有從過去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安泰博說。你可以在街頭留意到這點,例如「禁止闖入」、「禁止傾倒垃圾」這樣的標識在商店櫥窗上比比皆是,街角有放高利貸的小店,大門被貼上了封條、窗上垂著破百葉窗,籬笆上掛著垃圾。

但同時,這個地區有大量的建築工程正在進行。河邊的公寓大樓上懸掛著「正在出租」或「一次買斷」的橫幅,一家星巴克正在準備開張,摩根大通銀行業開進來了,還有全食超市(Whole Foods)也不甘落後。去年12月,安納科斯蒂亞經濟開發公司的總裁告訴記者,這個地區是「一個金礦」。

「如果你問這裡的業主,他們是否喜歡這些開發項目。」安泰博說,「他們當然喜歡這些餐館、商業項目搬進來,喜歡地產價值的攀升。」

但高企的租金同時也在把那些無法承擔房租的人群擠壓出這個地區。要知道,房產升值意味著房產稅的升高,而這有時候也會把業主趕走。業界常見的掠奪性做法是迫使業主以遠低於現在市場價的價格出售房屋。

邁克·凱爾錫(Mike Kelsey)認爲,中產階級化同時也會改變社區的社會架構。他是麥克林聖經教會的一個牧師,住在特區之外,但是他的父親和爺爺都曾經在特區做過牧師。

他的奶奶現在還在華盛頓特區擁有一套房子,在那裡她和丈夫撫育了整個家庭。她的鄰居們過去都是她的老朋友和家人,但現在成了年輕的白領精英,總是呆在家裡足不出戶,即便出門也頭帶耳機。那個互相藉東西、互相看孩子、爭相幫老人割草坪的社區已經消失了。

另一個問題是金錢帶來的權力。新的居民希望增設自行車道,而住了很久的老居民則反對增設自行車道,教會尤爲反對 (這會減少停車場空間),但最後自行車道還是被鋪設了。過去每個主日,街面或小巷裡是允許雙向泊車的,但是現在居民們開始反對了。中產階級們也反對教堂的鐘聲和敬拜的歌聲——這些原本獲得噪音管控的免責,這個案子最後由市政部門轉交給首席檢察官,還好首席檢察官支持了教會。

2015年,有很多華盛頓特區的黑人面對《華盛頓郵報》的社會調查時說:對城市的「再開發」「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不是好事。」——這還是第一次。

2004年搬到中產階級化顯著的哥倫比亞高地(Columbia Heights)的杜克·關(Duke Kwon)牧師說:「中產階級化不好的地方不是帶來改變,而是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中帶來的「不平等」改變,而這些社會改變要麼造成更多的不公義、要麼加深了原有的不公義。」

現有的黑人教會

對大多數已有的華盛頓特區黑人教會來說,這些改變都令他們擔憂。

凱爾錫說:「這裡的黑人教會歷史是如此豐富。在這些黑人教會牧師心裡對湧入的人口有一種真實的高度懷疑和反對。我認爲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他們心裡想的是:『我們在這裡住了那麼久,然後你們來了,認爲我們是噪音、帶來停車限制和不負責任的開發項目,你們毫不尊重我們這些老居民。』如果你和我父親或者街區的其他黑人領袖談論這個問題,你會感受到這種憂慮,牧師們表現得尤其明顯。」

有一些黑人教會搬去了郊區,因爲他們的會眾也搬去了郊區,或者因爲郊區停車沒有限制。也有一些黑人教會留了下來,經歷會眾的萎縮,等待被高房租和一個好房價擠壓出城市的那一天。有一項研究表明,2008-2018十年間,華盛頓地區關閉25%的教會

幾個月前,凱爾錫在一個會議上問所有參會的黑人牧師,他們是否樂意看到黑人教會興起更多領袖以成爲多元文化的教會。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大多數參會者所給予的一致結論都是『恐怕不行』。」凱爾錫回憶道,「黑人牧師們也曾經嘗試過唱不同的詩歌,與不同的組織建立關係,以及到街上去認識新鄰居。但是一般來說,根據科裡·愛德華滋(Korie Edwards)博士的研究,要建立一間多元文化的教會,通常是有色人種加入白人教會,白人並不會走進黑人教會。」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幾代人堅忍不拔、傳講福音、探訪監獄、關懷孤兒的努力正在被新建的工程、白人的文化、昂貴的商品趕出這個城市。一些對此不敏感的新牧師們可能還會以「神在這個城市做一件新事」或「這個地區終於得到了屬靈復興」來描繪這些改變,這讓黑人們感受更糟了。

因爲城市在吸引新居民,這帶來了新的植堂。

教會植堂事工

在七年前,「華盛頓特區只有一間教會是美南浸信會教會。」巴爾的摩和華盛頓特區的宣教士克林特·克裡夫頓(Clint Clifton)回憶說。這間教會就是國會山浸信會。

七年過去了,華盛頓特區有了十三間美南浸信會新植堂。

「這是一個艱難的平衡。」安泰博說。「我們感受到了中產階級化帶來的、不斷增長的階級張力。所以我們意識到階級逐漸地影響了所有的事情:包括講道中的用詞、包括了講道前的問題是不是『你們靠什麼謀生』、還包括了教會的領導層由什麼樣的人構成。但是這種考量和看待很可能是罪所帶來的偏心。我們的主賜給祂身體的合一,我們應當避免給基督的身體帶來分裂,我們希望有一種方式是可以有意識地接納和顧念所有上帝百姓的需要。」

安泰博強調教會需要「教導顧別人的事(腓2:3-4),也要教導合宜地使用自己的自由服事他們但同時不要違背自己的良心(羅14-15)。」

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不同的教會找到了以不同的方式來回應中產階級化的問題。有些教會主張改變公共政策以保護本地居民,因此華盛頓特區政府爲第一次買房的人提供幫助,同時也要求新開發樓盤的10%(或者十套以上的住房)是用作經濟適用房的。

還有一些教會在購買產業時考慮把一些房產提供給社區居民使用。國會山浸信會正在爲教牧實習生和拜訪教會的宣教士建造十個單元的住宅,否則他們無力負擔華盛頓特區的房租。也有一些教會提供求職中介服務或租房補貼。

安泰博說:「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參與,你只需要知道有哪些機會。」

還有什麼?

在這個快速改變的城市處境中,植堂者還可以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學習這個地區的歷史。

關牧師在安泰博植立安納科斯蒂亞河畔教會(ARC)的十年之前就已經來到了華盛頓,他首先是在恩典市區教會牧會,然後在哥倫比亞高地植堂建立了「恩典頂點」(Grace Meridian Hill)教會。那個地區和安納科斯蒂亞一樣,經歷過1968年的種族騷亂和1980-90年代的經濟衰退。

在那些動盪的日子裡,很多非裔美國人家庭仍然住在哥倫比亞高地,因爲那裡是他們的家。關牧師回憶道:「幾十年以來,這個地區都是在社會文化和經濟上極其低落的。所謂的『轉折點』是從1999年市政部門決定在這裡設立地鐵站開始的,因此帶來了很多刺激地方經濟發展的項目。」現在,哥倫比亞高地既有百萬美元豪宅,也有低收入經濟適用房。地區人口組成呈現「四足鼎立」的樣子,也就是包括了黑人、白人、亞裔和拉丁裔。

「當我們開始新植堂的時候,我們與當地的人聊天,問他們喜歡這個街區的什麼。我們通常會得到的答案是『多元化』。」關牧師說,他也是因著同樣的原因來到哥倫比亞高地植堂的。「你在這裡可以遇見非常多元的人群,但同時,你也會看到不斷增長的張力和社會階層造成的彼此分隔。」

安泰博的教會主要關注華盛頓特區的原住民,而關牧師的植堂則主要吸引來自不同人種背景的年輕職業人士。

「我得先承認,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挑戰。」關牧師說。「我們承諾要讓教會反映本地社區人口的組成,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爲一個韓裔美國人,關牧師知道他自己看起來就像是個中產階級(事實上他也是)。「我們需要在智慧上不斷成長,主動意識到中產階級化問題 ……我們需要對跨文化的交流敏感,也需要技巧來與我們的黑人鄰居們建立關係,以及理解爲什麼我們不討街區裡的每個人的喜歡。」

關牧師努力地在建立教會的同時平衡服事本地原住民並尊重他們。「恩典頂點」每年春天都會舉辦一場街區盛會,這是「一種聚集本地社區的方式,這樣我們就不至於只關注自己,而是爲社區提供空間,讓社區居民享受其中。」

教會同時還有一個事工是「高度強調建立關係」的,成員們藉著這個事工在社區服務中心幫助青少年、輔導學生功課、帶領聖經學習,也做運動教練。

「我們的目的是,裝備信徒讓他們走在路上的時候、把每一次與鄰居的偶遇,都是看做服事的機會。」關牧師說。「事工從你是否留意到鄰居的實際需要開始,從你用肢體語言表達自己開始,這是一個很好的、不可避免的方式,讓人感受到歸屬感,看到基督徒學習與服事的姿態。」

例如,關牧師總是會放慢腳步、與年長的鄰居們有目光接觸並且問候他們。他常常和家庭成員在前院滯留,好讓鄰居們有機會跟他說話。他也和鄰居們聊他們的人生故事。

這就是凱爾錫期待他年老的奶奶能擁有的新鄰居。

然而,即便對於一個住了很久的居民,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新居民來說更是如此。如果你沒打算在這個地區常住,那更是難上加難。

短期居民們

華盛頓特區是一個人口流動很快的城市,在2014年和15年,華盛頓特區都被認定是50個搬出人口最多的都市圈第四名。人口遷入速度也很快。在國會山浸信會,去年有20%的成員離開,而50%的成員都是過去三年新加入的。教會的副牧師鄧潔明寫道:「(在這裡當牧師)就好像在擁抱一個遊行隊伍。」

而成爲基督的門徒,就意味著你要跟隨基督去服事邊緣人,鼓勵你的會眾也做同樣的事情。凱爾錫說:「即便我們只來這裡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們也要紮下根來。把別人的興趣、別人的利益放在我們自己的利益之前,關顧最弱勢的人群。」

麥克林聖經教會尋求與華盛頓特區已有的教會建立合作伙伴的關係,也在財務上支持植堂者。恩典市區教會的座右銘則是「在城市、爲城市」(「in and for the city」)。歷史教授喬治·瑪斯格羅夫(George Musgrove)最近來教會舉辦講座,向教會講解華府的種族歷史來幫助會眾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在地區的處境。而國會山浸信會則開發了一套新的成人主日學課程,取名《好鄰舍》。

凱爾錫說:「中產階級化是不可能停下來的。我們需要成爲山上的城,讓人們看到的時候說:『這間教會的門徒們真的以一種反文化的姿態在生活,即便他們很快就會搬走,也比其他居民更認真。』我們願意犧牲,因爲我們有著不同的使命和目的。」

無論傳道人服事誰、住在哪裡、是否在面對中產階級化的挑戰,還是要搬到新的地方,都應當遵循同樣的原則。

「教會的獨特之處,是神使用我們去愛被中產階級化的社區和中產階級們。」國會山浸信會牧師以撒·亞當斯(Isaac Adams)這樣說。是他開發和教授了教會的《好鄰舍》課程。「我們要在這裡忠心,既對神忠心,也對我們的鄰舍忠心。」

「有福音,就有盼望。」凱爾錫說。無論是什麼教會,無論在什麼社區,「神都給了我們資源去做神呼召我們要做的事。」


譯:JFX;校:何之是。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D.C. Pastors Navigate America’s Most Rapidly Gentrifying City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爾察)是福音聯盟的資深作家,於西北大學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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