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年前，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出版了《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這部著作雖然內容深奧，卻生動描繪了現代西方人及其生活中的道德觀念。此後多年來，許多西方文化一直沿著他在這部嚴謹著作中描述的軌跡前行。這一點在安樂死問題上表現得尤爲明顯，或許這正是觀察西方迷失靈魂的最佳視角。
繼加拿大、瑞士、荷蘭、比利時和美國部分州之後，英格蘭和威爾士也開始重新審視最基本的社會價值觀：生命的神聖性和無條件價值、人的尊嚴不可剝奪（無論是患病、貧困還是殘疾），以及醫生應當維護而非終結生命。目前，蘇格蘭和歐洲其他地區也正在討論這一問題。
對基督徒來說，這種局面令人困惑不安。我們難以理解，爲什麼有些鄰舍和政界人士會興高采烈地破壞這些價值觀，而另一些人卻感到恐懼和絕望。在倫敦，當那些坐輪椅的人士在國會大廈外悲痛哭泣時，一位議員透露，支持安樂死的同僚們正在議員餐廳舉杯慶祝。就在那些不知所措、惶恐不安的殘障人士維權人士吶喊聲可及之處，有名人支持者正在電視直播中接受記者的祝賀。面對如此場景，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呢？
查爾斯·泰勒認爲，現代西方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自我認知。與祖輩以及當今許多非西方人相比，他們認爲人有義務表達內心的真實自我，主張他們的自由和個性理想。在他們看來，不這樣做反而是一種道德上的失職。
然而，要踐行這些道德義務並非易事。畢竟，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不是獨立的個體。當一個人執意表達自我時，難免會影響到他人彰顯個性的權利。如何拿捏這個分寸，始終是個難題。試想，如果爲了實現「真我」、充分展現個性，就必須讓他人付出重大代價，這又該如何是好？這種權衡一直深深困擾著西方人的心理，但正如泰勒所言，人們往往難以說清其中的倫理問題。
泰勒提出的「難以言說的倫理」困境一直困擾著現代西方人。英格蘭和威爾士最近的議會辯論就是個典型案例：面對關乎整個社會生死存亡的重大議題，竟然只用了五個小時進行辯論，每位發言者僅有短短几分鐘時間來討論這份剛公佈幾週的法案。批評者指出，許多議員似乎連他們支持的法案最基本的內容都沒弄明白。爲什麼他們會僅憑直覺就在如此重大的事務上立法？遺憾的是，如果泰勒的判斷沒錯，這恰恰反映了現代西方文化處理倫理問題的普遍方式。
查爾斯·泰勒還提出了一個觀點：與歷史上其他時期相比，現代西方人對「尊嚴」這個概念有著獨特的理解。在討論安樂死議題時，「尊嚴」是個經常提及卻又說不清道不明的熱門詞彙。我們雖然經常談論尊嚴，但我們對待尊嚴的方式卻可能會讓祖先們覺得難以理解。
在遠古的前基督教時代，尊嚴更多是一種通過奮鬥而獲得的成就，而非與生俱來的品質。人們需要通過克服困境或承受苦難來獲得尊嚴。基督教改變了這種觀念，教導人們既要把尊嚴看作上帝賜予的禮物，也要把它視爲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標。
然而在今天，這種理解已變得空洞。在現代世俗社會中，尊嚴淪爲一種自我宣告（「作爲自由人，我擁有尊嚴，因爲這是我說了算」）。但深入思考就會發現，一個自由的個體同樣可能作出這樣令人不安的宣告：「我認爲自己已經失去了尊嚴，因爲這是我說了算。」（安樂死的反對者經常指出，弱勢群體很容易在這方面受到脅迫：如果他們實際上是因爲社會暗示他們的生命毫無價值才作出這種宣告的呢？）
泰勒還發現，除了這種現代式的自我宣告，現代西方人對苦難和死亡的恐懼也變得格外強烈。與先輩們不同，現代人很少有在家庭和社區中照顧病人的經歷。死亡往往發生在私密的、消毒的環境中，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個逐漸遠離信仰的世界裡，我們也失去了幫助我們從生存本質層面理解死亡的共同認知。（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國，那些服務於臨終患者的醫療工作者，往往比那些無神論的政治家更反對安樂死。）
由此可見，安樂死是世俗化西方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化培養出來的許多人會把它的推進視爲一種進步，這並不奇怪。但即使在世俗的西方文化內部，安樂死也永遠不可能獲得所有人的認同。面對議員餐廳裡舉杯慶祝、而坐在輪椅上的殘障人士在外痛哭的場景，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呢？
查爾斯·泰勒的觀點在這裡很有啓發。對某些人來說，世俗化也許拋棄了上帝，但作爲自由個體，我們仍然需要爲某些事物而活。我們可能覺得很多事物都很美好（比如自由、自我掌控、名聲、事業、本真性、自我接納等）。然而，只有當我們認爲其中一些事物比其他更重要時，生活才真正有意義。如果完全持相對主義態度，認爲所有事物都同等重要，這樣的生活是行不通的。
泰勒認爲，世俗化的人們會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第一條是在所有可能的「美好」事物中，選擇一個並將其奉爲至高。實際上，它成了你的偶像，成了唯一的美好——不僅對你而言，對他人也是如此。在不知不覺中，你開始想把自己心中最高的美好強加給他人。
舉個例子，那些向梵高珍貴畫作潑湯的「停止石油」抗議者，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展廳裡其他人正在欣賞這幅傑作。在這種情況下，抗議者推崇某一種「美好」（環保）。然而，在她眼中，環保成了唯一真正的美好，其他參觀者的審美享受或藝術理想已不再重要。類似地，那些深度世俗化的政治家，他們將個人自主視爲唯一真正的美好，投票支持安樂死，對身邊殘障人士維權者的眼淚無動於衷。儘管他們推崇的最高價值不同——一個是個人自主，一個是氣候變化——但背後的心態是一樣的。
不過，將某一美好擡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並非唯一選擇。泰勒還指出，有些世俗化的人會同時重視幾種不同的「美好」，較爲溫和地對待這些價值，試圖在它們之間尋求一種看似不可能的平衡。
比如有些人絕不會想到去損毀梵高的畫作，但會選擇使用竹製牙刷，每週只吃幾次肉，爲飛行碳排放付費抵消飛行對環境造成的傷害（他們會解釋說，這次飛行是爲了照顧遠方的家人，而且是全年唯一的一次），同時又總是擔心自己在平衡這些相互衝突的「美好」時是否做得夠好。再比如某些世俗化的政治家「原則上支持安樂死」，但又在思考如何在個人自主原則與其他美好價值（如生命平等）之間取得平衡。這種權衡可能導向任何結果，而且每種選擇都充滿焦慮。在英格蘭，一位知名支持者坦言，追求自主的真正代價將由殘障人士和窮人承擔。儘管這讓他「感到不安」，但他仍然選擇支持。與此相反，其他議員則對安樂死持謹慎態度，同時思考著如何在社會中分擔這種自主權帶來的代價。
就這一點而言，世俗化是人類悲劇，也造成了諸多混亂。那麼，爲什麼要用查爾斯·泰勒的哲學分析來回應呢？這其實是有充分理由的。
早期基督徒生活在一個殘酷而暴力的世界中。令人驚歎的是，他們的存在卻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種改變主要通過具體行動實現：他們收養棄嬰、拒絕觀看角鬥表演、照顧瘟疫中的垂死之人等等。通過這些行動，基督徒挑戰並改變了他們所處的世界，也爲基督和教會贏得了許多信徒。今天，我們也必須同樣腳踏實地。教會應當成爲這樣的地方：那些容易被世俗化「人性尊嚴」觀念影響的人，在這裡能聽到上帝視他們爲無限珍貴的信息。這種信息還必須通過教會對那些被社會忽視群體的具體關懷來體現。
然而，早期教會的工作並不止於此。特土良、亞歷山大的克萊門，尤其是奧古斯丁都認爲，羅馬世界面臨著類似泰勒所說的「難以言說的倫理」困境。他們的異教鄰舍按照一些約定俗成的直覺、觀念對待生活和死亡，但他們往往是被動接受這些觀念，而不加批判。因此，早期教父們開始講一個不同的故事：向異教徒解釋他們自己的文化，以及福音如何最終超越並實現了他們文化中最崇高的追求。通過這樣做，他們不僅讓許多人信主，也拯救了許多生命。在今天，我們也必須做同樣的事——爲此我們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England’s Assisted Suicide Bill and the Disordered Western So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