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當代宣教文獻，我們會發現跨文化事工的方法和理念多種多樣。這種多樣性並不是憑空產生的。我們可以從過去 200 年西方宣教活動的各種重點中追溯到這些發展。
在本文中，我將概述現代宣教歷史，並突出三個不同的時期。這三個時期帶來了不同的側重點，開啓了不同的軌跡，在西方的宣教學中延續至今。以聖經爲基礎、以教會爲中心的宣教學可以從這三個時代中汲取營養，同時避免過分關注其中任何一個時代而造成的偏差。
大多數從西方視角編寫的新教宣教教科書都會強調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這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被譽爲 18 世紀末現代宣教之父，他和同工們開創了用耶穌的福音接觸異教徒的道路。他們勤於禱告、努力做工，使人悔改歸主，對新信徒進行門訓，並在沒有福音的環境中建立教會。
熟悉 19 世紀宣教工作的讀者也會認識到大衛·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慕拉第（Lottie Moon）、約翰·佩頓（John G. Paton）和塞繆爾·茨威默（Samuel Zwemer）等人的名字，他們傾盡全力去到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地方，向當地人傳福音。他們努力遵守《馬太福音》28:18-20 中的命令，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
在這一時期，許多人受到這些鼓舞人心榜樣的激勵，開始加入宣教隊伍。然而，有些人帶來的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理念，導致門徒們在文化上過於西方化，超出了忠於聖經的需要。例如，19 世紀在印度的英國宣教士受到批評，因爲他們讓南亞皈依者學習英國文化，以此作爲真正歸信的標誌。這種傳統主義模糊了英國文化與聖經必要性之間的界限。
在我們現在稱之爲現代宣教的「偉大世紀」中，有些宣教士的文化和文明觀念尚未發展成熟，他們的門訓和教會模式沒有處境化。然而，與現代批評家的觀點相反，這種情況並非普遍存在。
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倪維思（John Nevius）等傳教士渴望證明福音並非西方文化理念，可以通過各種著裝、語言和習俗忠實地表達出來，他們因這樣的做法而聞名。戴德生是首批倡導宣教士和中國聽眾穿一樣的服飾，倪維思寫了一本書，在書中，他抵制當時的宣教流行方式，敦促宣教士要裝備當地牧師，實行自治、自養、自傳。
因此，19 世紀的宣教工作呈現出多種多樣的發展方式，這些方式建立在對文化的不同理解以及門訓和教會的必要條件之上。19 世紀末，在新興技術和樂觀主義的推動下，現代宣教進入了第二個時代。
西方宣教的偉大世紀提高了大家對全球基督事業的認識、激發了熱情和承諾。在對宣教事工日益濃厚的興趣推動下，1910 年，一群熱心宣教的基督徒在蘇格蘭愛丁堡召開宣教大會，商討世界福音傳播的策略。
技術和交通的進步，再加上對宣教的熱情，造就了一個充滿樂觀主義的環境。許多人相信，利用當代的資源，在他們這一代有可能完成將福音傳遍世界。有些人擔心如果長期由外國宣教士主導新興國家的信徒群體，就會出現將西方文化強加給本土的情況。對向世界傳福音的關注也減輕了他們的擔憂。
儘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和猶太人大屠殺，但在整個 20 世紀，具有全球意識的基督徒仍舉行了類似的聚會。本世紀中葉，其中一支隊伍——後來被稱爲世界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背離了愛丁堡的神學信念，向包容主義和普救主義敞開了大門。
針對這種神學上的偏離，出現了一個由神學上較爲保守的參與者組成的團體，致力於重建愛丁堡最初的願景。他們於 1974 年分別聚集在瑞士洛桑。這個團體後來被稱爲洛桑世界宣教大會。
與此同時，洛桑大會揭示了自 1910 年以來發展起來的另外兩種宣教思想。這兩種思想在與會的兩位設計師身上得到了體現：葛培理和約翰·斯托得。葛培理認爲，傳福音——用口頭宣講耶穌基督福音的方式來傳福音——是宣教中最重要的優先事項。與此相反，斯托得則認爲教會必須對自己的使命有更宏大的願景，才能完全符合聖經。
葛培理將宣教使命與《馬太福音》24:14 的耶穌教導門徒向萬民傳福音聯繫在一起，而斯托得則將宣教使命與《約翰福音》20:21 聯繫在一起，在這段經文裡，耶穌差遣祂的門徒，如同天父差遣祂一樣。由於基督的事工比單純的傳福音更爲有力，因此斯托得鼓勵當代宣教士在工作中採取全面的方法。宣講福音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降低聖經中鼓勵參與社會、尋求公義以及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體現福音的要求。今天，洛桑大會的一些繼承者仍在延續斯托得提倡整全主義（holism）的傳統。
儘管葛培理和斯托得的名字在福音派中廣爲人知，但他們並不是會議上最具影響力的聲音。拉爾夫·溫特（Ralph Winter）利用愛丁堡最初開始的要完成宣教使命的勢頭，在大會上進行了一次演講。這次演講在全球宣教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成爲開啓第三個宣教時代的標誌。
在洛桑，溫特重新繪製了傳教戰略地圖，認爲聖經中「萬民」（panta ta ethne）一詞被誤解了。溫特認爲，與其把 ethne 理解爲當代民族國家，不如理解爲「族群」。這些群體不應該由地圖上可見的地緣政治邊界來定義，而應該由不太可見的、區分和劃分不同亞文化的社會語言邊界來定義。
溫特在論述這些觀點時，以《馬太福音》24:14 節爲依據，將向世界各族群傳福音與宣教任務聯繫起來。他的理由是，要忠實於聖經，就必須有意識地以未及之民和未參與之民爲目標。
在溫特的引領下，當代許多宣教工作重拾了愛丁堡的樂觀主義：通過利用現代數據和技術，我們可以識別世界上剩餘的未及之民並向他們傳福音。宣教的任務是找到未及之民和未參與之民，然後向他們傳福音。一旦這些群體走上了門徒之路，宣教士們就會繼續與下一層未及之民接觸，繼續向迷失的人群宣教。
這一發展導致了一系列的宣教策略轉變。首先，許多機構將他們的資源和注意力從那些已有國家教會的地區轉向那些被認定爲未及之地的地區。其次，開發各種方法來識別不同的人群，並考慮他們是否已被傳福音。第三，通過確保每一個不同的族群都有見證人在其中，再次激發了大家努力做工，在這個時代完成向世界宣教使命的決心。
許多現代宣教學家渴望迅速完成這項任務，因此主張採取策略，更快地宣教，讓更多的的人歸向基督。這些方法正確地尋求倍增和動員門徒製造者，並希望確保每個信徒都能順服聖經。然而，運動主義也受到批評，因爲它對快速性的關注可能會讓新信徒在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或信仰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就擔任領導其他新信徒的職責。
今天，西方的大部分宣教學都以這三個時代產生的三種宣教學軌跡爲特徵：傳統主義、運動主義和整體主義。這三個重點都不一定錯誤，也不見得違背聖經。但如果過分強調某一種的話，就會表現出其缺陷。我相信，將我們的宣教學建立在對教會強有力的符合聖經的理解之上，可以糾正每一種潛在的危險。
傳統主義是第一個時代某些宣教學的特點，它正確地認識到忠實傳承基督教教義的重要性。聖經交給教會及其領袖的任務是堅守教義（提後 1:13-14），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並爲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猶 3）。對以教會爲中心的宣教事工來說，這意味著在建立教會的過程中所採用的門訓必須有足夠的內容來裝備聖徒，使他們掌握解經工具，並對信仰的要義有歷史性的理解。
雖然基督教教義有一個聖經——神學的核心，但教會及其信仰卻有能力通過各種語言（使徒行傳 2:1-13）、聚會形式 （2:42-47）和文化外衣（15:6-21）忠實地表達出來。聖經中關於地方教會的異象既有傳統的教導，其表達方式也具有可翻譯性。因此，爲了在新的環境中忠心，以教會爲中心的宣教任務必須裝備新教會中的新信徒，使他們能夠以不同於宣教士傳統的方式忠心地展示和解釋教義。
同樣，整體主義正確地認識到，福音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因上帝在基督裡的信實護理而得救，生命就會改變，我們的公民身份就會轉移到一種全新的做人方式上。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榮耀神（林前 10:31）。
然而，在教會中，最重要的信息是福音作爲神在基督裡爲我們所作的一切（15:1-6），福音應該與它所成就的事情區分開來。福音是什麼往往會與它所做的事情混爲一談，從而失去了其獨特性。因此，以教會爲中心的宣教將保持宣講福音的中心地位，同時鼓勵健康的執事事工和活躍的教會肢體，讓他們通過言行身教，在生活中展示福音的果效，將福音帶到生命的每一個角落。
最後，運動主義正確地認爲，所有門徒都應該成爲門徒製造者。教會的領袖裝備聖徒參與事工（弗 4:12）。但教會也是一個身體，其中每個部分都對整體的運作做出貢獻（林前 12）。雖然所有人都應該帶著順服之心參與門徒製造的事工，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成爲植堂者、教師或傳福音者。
以教會爲中心的宣教將確保教會不僅僅是一個傳福音的培訓中心。教會有造就門徒的異象，這個異象足以深刻，確保那些受到關注的人不僅僅是那些在傳福音或植堂方面表現出才能的人。
值得提醒我們自己的是，耶穌應許過，地獄之門抵擋不住他的教會。我們推進國度的希望不在於某個特定的傳統、整體社會的轉型或一個「耶穌運動」。因此，宣教學以聖經所定義的教會爲中心是正確和恰當的。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從以上每個重點中汲取聖經命令，同時又不過分強調它們而忽視了符合聖經的教會。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網站：3 Eras Shape Modern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