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菲斯南部一個等校車的女孩顯然已懷孕了，那是在1998年。
「她是如此年輕而又天真——還是一個七年級的孩子，」卡羅琳·比布斯（Carolyn Bibbs）講到自己當時在那裡注意到她的那一刻。「一個年輕女孩子懷孕了，這看起來不太對勁。」
這在孟菲斯並不罕見。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就是在那裡遇刺的。三十年以來，這座城市經歷了種族騷亂、學校取消種族隔離及這兩者導致的白人中產階級逃離。
從1992年到1997年，殺人、搶劫、強暴等暴力犯罪上升了13%，嚴重襲擊事件上升了67%。僅1993年就有213人被殺，那是前所未有的。
2000年，孟菲斯家庭收入的中位數（中值）僅爲32,274美元，而全美的中位數則爲42,148美元。
「我開始爲此禱告，」比布斯說。現在她仍然每天凌晨四點起床，禱告好幾個小時。她請求神「派人到我們社區來幫助我們的孩子。」
有一天早晨，她意識到神已經派了一個人。
就是她本人。
比布斯問當地高中校長她是否可以開設一個課後活動項目，但是女校長一直沒有回覆她。所以比布斯打印了傳單分發出去，並註明地點「待確定」。（她最終入駐了學校三樓。）
比布斯沒有錢，但卻能「強迫我一些朋友」貢獻他們的技能。學生大約70人，7-12年級都有，每天過來幾個小時，比布斯和她的朋友們輔導他們家庭作業，教他們戲劇、舞蹈、跆拳道。每週一次舉行「即興演奏會」，然後花10分鐘時間給孩子們講「主的話」。
「到第一年結束時，他們每個人都做了決志禱告，」比布斯說。
在接下來20年裡，課外活動/課後項目擴大了，比布斯購買了一個庫房，在那裡創辦了一所私立基督教學校，並提供超過一百萬頓的免費午餐。
但是，儘管她看到了成百上千例成功的故事——孩子們來信靠基督、上大學、擺脫貧困，但她所在的孟菲斯南部社區改變卻微乎其微。
進入21世紀，孟菲斯的謀殺率下降了，但後來又有所回升——2016年的228起謀殺案是20年來最多的。2018年，該市在全美範圍內兇殺率排在第五，比芝加哥、洛杉磯或紐約市都糟糕。
「這簡直就是一個暴力都市，」，一位反暴力倡導者這樣告訴美聯社（AP）。
孟菲斯所有社區中，比布斯所在的社區是最危險的，從某些方面來看，甚至是全美最危險的。在那裡——孟菲斯南部——成爲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九分之一。
「除了幫派活動增加以外，幾乎（跟以前）是一樣的，」比布斯談到她服事了30年的地方，「我過去常有挫敗感，因爲沒看到我想要看到的變化。」
不只她一人有這樣的感受。孟菲斯到處都是教堂——在全美所有城市中，孟菲斯的宗教場所數目位居第五，對聖經的了解位居第二十四。許多教會和其它非盈利機構在這座城市努力服事，通過捐款和做志願者幫助人們解決財務危機，開設流動牙科診所，在公立學校當輔導教師，從事有關種族和解的工作。去年（2017年）孟菲斯位列爲美國最慷慨的城市，每掙100美元就會給出6美元。
「環境正在得到滲透，但還不夠，」希望教會（Hope Church）主任牧師魯弗斯·史密斯（Rufus Smith）說，馬丁·路德·金博士在這裡被暗殺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將孟菲斯定格在這種莫名的不安中。
他希望五十週年紀念活動——能引起全國關注，希望這能「打破魔咒」並推動商業、政治和宗教領袖以「多維的、協調一致的、戰略的方法」解決孟菲斯的問題。
無論這這種情況能否發生，比布斯都將繼續打開她的倉庫大門。
「你不能說服/贏得所有人，你只能說服/贏得可以說服的人，」她說到「就像將網撒在海中並盡可能多地抓獲水中的生物。」
桑迪·威爾森（Sandy Willson）牧師說，在孟菲斯服事的人中她的回答是「典型的」。他在孟菲斯第二長老會服事22年，去年（2017年）剛退休。桑迪·威爾森牧師說：「你不能從普遍風氣的中看到那麼點兒的可見變化作爲你每日的動力。眾所周知，就人口平均而言，我們的問題很多。但如果你在那裡待上一段時間，這些疼痛和痛苦會使你與這座城市更親近，你會更多地愛它，就像一個母親照顧受了傷的孩子。」
比布斯不是孟菲斯人。她在堪薩斯州堪薩斯市長大，是家中第二個孩子，父母等待了10多年才有了她。
「我母親不育，」比布斯說，一天晚上，在一個奮興會上，一位牧師告訴比布斯母親說她將會有孩子，就算等上15年（也會實現）。
幾乎15年後的同一日，比布斯的哥哥出生，兩年後比布斯出生。「有了我哥哥使她（比布斯母親）回轉向主，」比布斯說「我們所聽到的就是『你的腳步由神所定。』母親常提醒我們，我們要被主使用。」
在公交站，看到孩子們——飢腸轆轆、衣不得體、懷有身孕——「這一切觸動了我的內心，」比布斯說：「我知道我的家人多麼有意爲我們提供一個安全、受保護的地方。當時我看著這些孩子，他們一無所有，許多人現在仍然沒有。」
孟菲斯的貧困率在2016年上升至27%，而田納西州爲16%，全國爲14%。非裔美國人中貧困率爲32%，家庭收入中位數（中值）是31,471美元。而孟菲斯南部貧困率爲36%，家庭收入中位數（中值）是25,840美元。
1998年，比布斯也沒有多少錢。在開設校課外活動/課外項目一年後，她開始申請資助，以便能夠付給在該項目中工作人員的工資。然後她制定戰略 ，寫出一項事工計劃。她找到約翰·珀金斯（ John Perkins）來管理，珀金斯來自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 ）是社區服務的社會企業家。
「他和我一起查看了我的整個計劃，」她說他唯一的建議是把它做成一個五年的計劃。該計劃感覺雄心勃勃，但在五年之後，「我寫下的一切，主都實現了。」她說。
「當我開始做社區服務時，沒有男生社團，沒有女生社團，什麼都沒有，」比布斯說，「孩子們只是在遭罪。」
讓比布斯開展校外課程的卡弗高中（Carver High School）陳舊過時。董事會在1997年批准了1 000萬美元的翻修工程，但從未得到落實。隨著各家庭搬離和幫派搬進，入學率驟降——從1961年鼎盛期的 2,200人下降到2016年200人。（有350萬美元的延期維護需求，全州統考成績排名倒數第四，2016年該校關閉。）
然而比布斯（課外）活動/（課後）項目的入學率卻飆升，到第二年，她又擴展到三所當地的小學、初中、高中。
「我看到一些孩子從這些缺口中墜落，所以在第二年我開始思考，爲什麼不開辦一所學校？」比布斯說，「我們會保留課後項目，但給予孩子的不但是教育，而且有在主裡面的盼望。」
她就這麼做了。在21,000平方英尺的庫房開辦了創意生活預科學校（ Creative Life Preparatory School），用更多的捐款將其進行了翻新。
比布斯其它的基金則來自學費、捐款（課後項目每年花費350,000美元）和州人力服務部。
除了投入到九個事工之外——從兒童禮拜到每週聖經學習到夏令營，比布斯還一直爲她的社區提供食物。
「當開始在一個社區服務時，你開始了解你所服事人群的狀況，」比布斯說，20年前，「如果走進孩子的家裡，你會看到裡面沒傢俱。孩子們沒有衣服。他們甚至沒有冰箱。」
她記得有一個孩子遞給她一杯水喝，但當他打開冰箱時，她只看到一個空水壺。
「他們甚至連一杯水也給不了我，」她說「這觸動了我心，而且一再地看到。我說：『神啊，應當有辦法讓這些孩子填飽肚子再回家。』」
於是她去了超市。
「只要一有錢，我們就去買熱狗和臘腸，」她說，她在食品救濟中心購買食物，救濟中心會低價賣給她，因爲知道她在做什麼。她跟朋友一起買來火腿、花生醬和果醬，就開始做三明治。
「多年以來沒有任何政府資金，我們一直這樣做，」她說，「我們只是爲孩子們準備飯。夏季我們做包括蔬菜、三明治、牛奶和水果的袋裝午餐。」
最終，她在州教育部和聯邦資助的兒童和成人護理食品計劃下與學校營養計劃合作。
她估計過去20多年他們「肯定給孩子們做過超過150萬頓的飯。」
但她仍然感到不夠。
比布斯在她的創意生活預科學校和日託中心（Daycare）大約有60名學生。放學後，孩子們會從周邊的公立學校魚貫而入。接下來幾小時，她會爲大約130個孩子提供作業輔導、聖經學習和戲劇課。
「我們的場地很大，到處都是孩子。」她說。
但是在孟菲斯南部有成千上萬個孩子。他們做得並不完美。
「貧困率在美國繼續下降，在整個孟菲斯地區卻正在增長。」孟菲斯大學一份的報告說明。2016年孟菲斯兒童貧困率上升到近45%，田納西州是23%，全國是20%。
當記者將非裔美國兒童單分出來，他們發現一半以上的孟菲斯黑人兒童生活在貧困中（52%），而田納西和全國的這一比例分別是41%和34%。
部分問題是跟教育有關——31%的孟菲斯南部青少年都沒有讀到高中畢業；部分是家庭結構——2013年南孟菲斯的一個郵政區（38126），幾乎每個6歲以下的孩子與單親父母一起生活（96%）；部分就是因爲貧困——謝爾比縣（Shelby County）有4萬個孩子生活在年收入低於一萬美金的家庭。
部分孩子生活在充斥著毒品和犯罪的生活方式裡，而這種生活方式是由於缺少教育、缺少穩定的家庭和缺少工資優厚的工作人群。
「當我們在庫房做著這個偉大事工的時候，（外面）規模範圍實在太廣了，」史密斯（Smith）說，「因此這種進展對於影響至關重要的許多人來說是緩慢的。」
帶領孟菲斯體育事工（the Memphis Athletic Ministries，MAM）的蘭迪·奧多姆（Randy Odom）也說了同樣的話。
「我從1992年就來到這裡，貧困一直沒有改變，」他說，「小馬丁·路德·金被暗殺是一個轉折點……如果一個帶來自由和希望的人在你的城市被殺，你會有怎樣的感受？」
孟菲斯體育事工是孟菲斯最大的基督教事工之一，每天服事700名孩子，進行結構性識字計劃、作業輔導、團隊運動和每日靈修。
「我有45名全職員工、50名兼職輔助人員，他們完全委身於事工，且一投入就是20年。」奧多姆說。他知道他影響著（孟菲斯），但像比布斯一樣，仍感覺不夠。
「在橄欖山團契中心（Olivet Fellowship Center）的體育場有200個孩子，」他說「但在那條街的學校還有800個孩子。」
個別人的故事——不是廣泛的改變——使他繼續堅持。
「社區有八到九名員工爲我們工作，」奧多姆說。「使你繼續堅持的原因是，不但神呼召你到這裡，而且看到勝利的果實。因此你繼續努力向前。」
特倫斯 · 格雷（Terence Gray ）在城市教會（Downtown Church）跟年輕人一起努力。 他看到對於他們來說打破城市內圈文化有多麼艱難。
「我們學生離開教會，回到一個被幫派暴力、毒品誘惑的環境。有時他們會屈服。」他說，「當你努力重新引領孩子改變這些行爲模式，但看到他們還是那樣行動的時候可能非常令人沮喪。」
因此，格雷提醒自己，他不是應該爲任何人的信仰負責的那一位。
「主負責生命的改變，」他說，「如果我真的相信人是賴恩得救，神會給他們再造一顆心，祂才是拯救他們、爲他們犧牲的那一位。此外讓我知道一種狀況（的改變）在我似乎不能，在神並非不可能。」
偶爾，神會讓他「瞥見恩典，」例如：一名學生一直在學校惹麻煩，教會在那所學校主持傳福音之夜的時候，就「激發他愛人並且爲人禱告。」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像『我沒做，我不能做，那是主（在做，)』」格雷說，這名學生「可能突如其來地問我一個屬靈問題，我想那是主對我眨眨眼——『雖然他可能似乎難搞，但放心，我在動工。』」
譯：Ella；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Even If Their City Never Changes, These Christians Won't Stop Ser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