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时事
助長美國危險信仰的五個因素
2021-04-14
—— Joe Carter

最近發生了什麼?

一項關於二戰時屠殺猶太人的最新知識調查表明,有許多美國人生活在另一種現實中,在那種現實裡,否認大屠殺這一歷史事實和新納粹主義信念都是可接受的立場。以下是形成這種激進和危險觀點的五個因素。

背景

2020年九月,名爲「猶太人對德國索賠議會」(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的組織 發佈了一項對18到39歲美國人進行的關於二戰時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相關知識的調查報告。

當被問及大屠殺期間有多少猶太人被殺時,63%的人不知道有600萬猶太人被殺,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6%)認爲被殺害的猶太人只有200萬或更少。

在全美範圍內,幾乎有一半的人(48%)不能說出二戰期間建立的4萬多個集中營或隔離區中的任何一個。這個數字在德克薩斯州是60%,在紐約州是58%,在南卡羅來納州則是57%。

該調查問卷還以「是/否」的方式詢問受訪者對大屠殺的觀點。10%的人說沒有發生過大屠殺或不確定。然後,他們被問及一系列陳述中最接近他們觀點的是哪一種,23%的人說他們認爲大屠殺發生過,但死亡的猶太人數量被大大誇大了;或者是一個傳說;或者沒有發生過;或者不確定。

有超過十分之一(11%)的人說是猶太人自己造成了對他們的大屠殺。在紐約,這個數字幾乎是五分之一(19%)。還有整整15%的人認爲,個人持有新納粹主義觀點是可接受的立場,而另外15%的人表示不確定是否可以接受。

近一半的人(49%)在社交媒體或網上其他地方看到過否認或歪曲大屠殺的內容。而大多數人(56%)說,他們在過去五年內在自己的社區和/或社交媒體平台上看到過納粹符號(帶有納粹標誌的旗幟、理想化希特勒的圖片、帶有親納粹信息的傳單、美化納粹士兵的圖片、「希特勒萬歲」符號——比如納粹圖像或帶有「88」[「希特勒萬歲」的數字表達]字樣的紋身)。

在全國範圍內,略多於十分之一(12%)的人從未聽說過或認爲他們以前沒有聽說過「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這個詞。

爲什麼這個問題很重要?

如果你覺得否認大屠殺令人困惑,反猶主義令人不安,你並不孤單。聽到這樣的民調結果會讓你懷疑自己是否生活在另一個現實中。是的,你的確生活在了另一個現實中。

今天,我們幾乎所有人都存在於「現實生活」的物理存在和「網絡生活」這一泡泡般存在的結合中。「現實世界」(即互聯網之外的世界)是有限的、不在我們的控制範圍之內;而我們的網絡生活在理論上似乎是無限的。實際上,我們的網絡生活受限於我們選擇居住的信息泡泡。例如,如果你選擇只從CNN或福克斯新聞等主流媒體來源獲取信息,你對世界的體驗將與單單從脫口秀或8chan等留言板獲取信息的人截然不同。就像《驚險岔路口》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這類分支劇情互動小說一樣,我們可能從同樣的地方出發,但我們對媒體的選擇會把我們引向截然不同的終點。

這種現象背後有多種原因。不過要了解另一現實中的人們爲什麼最終會走向否認猶太人大屠殺,我們可以考慮以下五個因素的影響。

第一,對歷史的無知

我們很有可能僅僅將上述民調結果視爲教育的失敗——教育失敗當然是原因之一。正如每年的全國調查提醒我們的那樣,美國人對歷史是非常無知的。例如,201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37%的美國成年人認爲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發明了燈泡,而超過一半的受訪者(60%)不知道美國在二戰中與哪些國家作戰。

對歷史無知的危險在於,它使人們容易受到極端分子的謬論和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對歷史的無知是火種,再加上下面所說的原因,就會助長激進主義。

第二,認知偏差

人類往往有一種錨定效應(anchoring bias),這是一種認知偏見,它讓我們過於依賴我們得到的關於某個主題的第一條信息。箴言18:17強調了這一傾向:「先訴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鄰舍來到,就察出實情。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如果他們對歷史有所了解,那是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透過權威人士(如學校老師)給予的正規教育得來的。如果他們接受的關於猶太人大屠殺這類歷史事件的第一手資料是準確可靠的,他們就不太可能相信反猶主義的歪曲。

然而,如果他們第一次聽到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事是來自那些否認大屠殺發生的人,錨定效應就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數人是在互聯網上了解到這種謊言的,這可能會加強他們對錯誤歷史說法的相信,從而使問題更加嚴重。例如,如果有人在Facebook上,點擊了一個關於否認大屠殺的帖子,Facebook的自動算法就會把他們引向類似的更多否認大屠殺的內容。

「利用『滾雪球』的發現方法,」「戰略對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的一份報告說,「我們發現,當用戶關注了包含否認大屠殺內容的某個FB頁面時,Facebook會主動向該用戶進一步推廣否認大屠殺的內容。」

Facebook的算法因此助長了另一種認知偏差,即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這是一種偏見,就是我們在多次接觸某一觀念後,會傾向於相信它是真的。其結果是,那些一開始無知的人被強化了他們的無知,同時又確信他們正在變得開明和受教育。

不過大多數美國人不會直接找到否認大屠殺的方法。他們最有可能的是在「玩」另一種形式的現實在線遊戲時偶然發現。我所說的「遊戲」並不是指那些被設計製作的、實際的網絡遊戲,如堡壘之夜(Fortnite)、Minecraft或星際爭霸(World of Warcraft),而是指在網上「現實世界」的一種遊戲化。

第三,遊戲化(Gamification)

「遊戲化」是指在非遊戲環境中應用遊戲設計元素和捨己原則。雖然遊戲化可用於營銷和健康促進等假定無害的場合,但它也被激進團體使用。

理解遊戲化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些新型的不含宗教性的邪教。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自我提升團體/性崇拜團體NXIVM(HBO紀錄片《誓言》講的就是它)。NXIVM結合了遊戲化和傳銷,創造了一個對那些對自我提升感興趣的人有吸引力的環境。一些婦女沉浸在NXIVM的「遊戲」上,以至於即使她們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控制性的邪教,也很難自拔。(例如,「奴隸」必須給「主人」發短信,問他們是否可以吃100卡路里的零食)。

大多數遊戲化的形式都相當簡單,但有些形式更高級,學習了網絡遊戲設計師的另類現實遊戲。

第四,平行實境遊戲(ARG)

平行實境遊戲(又稱另類實境遊戲,Alternate reality games,簡稱ARGS是一種交互式網絡敘事,它以現實世界爲平台,利用多媒體(如視頻、電子郵件和網站)製作最逼真的故事。ARGS往往有一個設計者(Puppet master),即參與設計和/或運行ARG的個人,他在講述遊戲故事的過程中製造障礙並提供克服障礙的資源。

設計者一般都躲在「帷幕」之後,這也是他們與玩家分離的一個隱喻,也是他們身份的絕對保密。「兔洞」是傀儡師用來吸引玩家的媒體制品,比如網站。而ARG形式區別於其他網遊的要素是玩家當中流行的「這不是遊戲」觀念——認爲ARG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否認和掩飾它甚至根本就是一個遊戲的事實。

ARG是由合法的專業遊戲開發者設計的。但它們的形式已經被一些陰謀型的邪教組織所利用,比如QAnon(如幕後的設計者Q,他爲追隨者留下了「麵包屑」[兔子小道])。遊戲公司Six to Start的首席執行官、平行實境遊戲的設計師安德烈·洪(Adrian Hon)這樣解釋QAnon: 

QAnon是一個獨特的21世紀陰謀論。當然類似的陰謀論還有其他,不過QAnon誕生在4chan和8chan等論壇上,最初人們與它的互動方式是很純粹的在線閱讀和交流,但效果滲入到現實世界後,很像一個另類現實遊戲。

但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幾乎每個接受QAnon的人都會用一句話,「我做過研究。」我一直聽到這句話,我無法忘懷。這種所謂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在谷歌裡輸入一些詞句,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就會進入兔子洞。他們打開了一個迷人的幻想世界,其中有祕密戰爭、陰謀,還有希拉里·克林頓控制了一切的理論,它爲那些感覺無法解釋或錯誤的世界提供了方便的解釋。這讓我特別想起了人們如何通過這些「研究」兔子洞,進入另類現實遊戲。

洪補充說,平行實境遊戲「獎勵主動發現、在線索之間建立聯繫,在數小時或數天的研究後得到回報的直覺帶來的美味感覺」。他注意到QAnon如何做類似的事情:

有一種人被平行實境遊戲吸引,他們會非常投入。他們喜歡解謎,就像人們喜歡謀殺案推理或填字遊戲一樣。作爲遊戲設計師,我們鼓勵這種心態。我們提供了極難的任務,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夠解決。而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爲那個能解開它的人會覺得自己是個英雄,因爲他們的這種奇怪的天賦被用上了。平行實境遊戲的設計者喜歡獎勵其社區中的小眾技能。

這一點在QAnon中也在發揮作用。很多人覺得自己被世界疏遠了、被世界拋棄了。QAnon有一些像ARG一樣的東西,獎勵研究者並讓人們參與其中,讓人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他們創造了一個社區,讓人們展示他們的「研究」技能,而這些人對社區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

凱爾·達利(Kyle Daly)在他的文章《QAnon如何像電子遊戲一樣吸引人們》("How QAnon works like a video game to hook people")中補充道:

人們喜歡解開謎團,他們喜歡被祕密包圍的感覺。 QAnon將這些感覺大規模地遊戲化。雖然科技巨頭們開始打擊它,但沒有跡象表明它的傳播速度會很快放緩。

第五,後真相和僞權威機構

最後兩個要素被合併爲一類,因爲它們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第一個是後真相,表示客觀事實在塑造公眾輿論方面的影響力不如情感和個人信仰的訴求。第二種是我所說的僞權威,即用一個虛假的權威取代普遍接受的人類權威來源(例如,那些對某一主題有實際知識或在某一領域有能力的人),這些權威被認爲是可信的,儘管他們沒有相關的資格,並願意告訴人們他們想聽到的東西。

採用後真理幾乎總是要拒絕以前接受的權威,如牧師或聖經教師。但由於大多數人在生活中不能沒有某種形式的權威,所以他們接受僞權威,他們會確認自己的感覺和他們(通常是新採用的)虛假的信仰。

像QAnon和NXIVM這樣的邪教是明顯的例子,但影響的模式越來越普遍。「另類右派」(alt-right )和安提法的興起也可以部分地歸功於這種組合。許多「後福音派」(#exvangelical)解構運動也遵循著這樣一種模式,即結合了其中的許多因素來塑造另一種現實。

當這五種因素結合在一起時,它們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威脅,既威脅到美國,也威脅到教會。不幸的是,列舉這五個因素比列舉對付它們的五個方法要容易得多。不過,只要意識到它們,就能幫助我們認識到我們不僅僅是在試圖對抗「另類事實」,而是在對抗一種另類的現實。通過對我們自己的媒體泡泡之外所發生的事情有更多的認知,並意識到我們所不認同的另類現實,基督徒可以更好地得著裝備,準備參與文化中的護教。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5 Factors Fueling Dangerous Beliefs in America.

Joe Carter(喬·卡特)是福音聯盟的編輯,同時也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 Virginia)的麥克林聖經教會(McLean Bible Church)擔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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