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寵兒》和《羅馬》:權力視野的對照
2019-07-03
| Brett McCracken

《寵兒》《羅馬》是2019年兩部飽受讚譽,獲獎眾多的影片。它們平分了今年大部分奧斯卡獎項的提名(各有10項),人們普遍期待它們能在2月24日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斬獲部分獎項。(結果是《寵兒》獲獎更多——譯註)

兩部影片有眾多相似之處。兩者都由非美國裔導演執導、都刻畫了有力的女性角色(事實上,每一部影片中的男性都是軟弱的、狡詐的,或兩者兼而有之)。兩部的背景都設定在過去——《羅馬》發生在1970年代的墨西哥城,《寵兒》則發生在18世紀的英格蘭——但討論的問題都和今日世界息息相關。

兩者都關心階級動態和性的危險,尤其當性以自我中心,離棄了盟約的時候(也許正表明了我們這個性自由但混亂的時代潛在的焦慮)。它們深刻地思考了人的尊嚴、自然的威力以及讓我們與動物不同之處。影片就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著力點。但是,它們的反差揭示了一個值得基督徒好好思考的話題。

《寵兒》:達爾文主義者的生存理論

由希臘導演歐格斯·蘭斯莫斯執導的影片《寵兒》,是一部描寫18世紀英國安妮女王的荒誕不經、有悖信仰的作品。其內容基本與歷史事實不符,展現了一位女同性戀者與兩位表親(艾瑪·斯通和切爾·薇茲)之間的三角戀愛,後兩者爲贏得安妮女王(奧利維婭·科爾曼)的寵愛(進入臥室的邀請)彼此爭競。這是一部在性問題上上悖逆且十分挑釁的影片,也是我不推薦的。但考慮到它廣受歡迎的程度,以及贏得一些奧斯卡獎項的可能,思考《寵兒》引出的對世界混亂的觀點仍有意義。

《寵兒》所指皆是權力: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的權力。它展現了一個爲了贏得掌權者的喜愛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任何信念的世界。在這部片子中,安妮女王是一位性情多變、難以預料的領袖,她對治理政策是無知/冷漠的,這意味著宮廷謀士們才是真正的幕後推手。誰贏得了女王的耳朵(信任),誰就有權力發動或停止戰爭,或染指其他的事情;隨之而來的則是在這些涉足宮廷和爭寵之戰中的殘忍和痛苦。

這些變數以及周遭的一切不安定所展現的都是對今日政治清晰的重現和尖銳的批評,正如其中的一位人物所觀察的,「恩寵就像清風,一直改變著風向」。在我們殘酷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在我們爲了贏得勝利不惜一切代價時,我們是不是變得越來越不像人了?在我們非人性化的修辭(比如,總統在推特上稱女人爲「狗」)和對人類內在尊嚴粗暴的忽視中,我們是不是越來越像動物,而不像人,把生存作爲我們唯一的野心了呢?

就像在蘭斯莫斯的其他影片(《狗牙》、《龍蝦》、《聖鹿之死》)中呈現的,將人類與動物作比較是《寵兒》的主要主題。在《寵兒》中,滑稽的逐鴨競賽片段和影片最後一幕將這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在最後將人比作在地板上被四處奔走的兔子,爭搶著碎屑。一切關於人的都被矮化爲動物性的生存。表面的善意姿態只是爲了操控。性是毫無意義的權力遊戲。更過分的是,婚姻的聖禮退化爲單單爲了向上摺疊而有的聯合。

 「一個人的尊嚴不過是讓他不要發瘋的東西」是劇中一位貴族的觀察,大家對此嬉笑不已。因爲所有的主要人物——無論他們說話穿著多麼優雅——都早已放棄了尊嚴。他們發瘋,擯棄了人類的良心,和鴨子、兔子、鳥或其他野獸沒什麼兩樣,這在影片中隨處可見。

《羅馬》:高舉謙卑

如果說《寵兒》充滿了跳動的顏色、華美的場景、奢華的服飾、血橙、茶點,是個充斥著感官享受的世界的話,那其中沒有一樣是美的。因爲所有都被工具化了,成了反目成仇與權力爭鬥的炮灰。阿方索·卡隆執導的《羅馬》則恰恰相反,黑白的色調卻遠比《寵兒》更加多彩、美好。

讓我們來思考影片中同有的一個情節:一位人物在清洗骯髒的地板。《寵兒》中,這是屬於工人階級,做苦役的亞比該(艾瑪·斯通扮演)不惜一切代價要逃避的。而在《羅馬》中,清洗地板的場景則爲了突出事物的美和尊嚴。片頭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女傭克里奧(雅利扎·阿巴里西奧扮演)洗刷著僱主家的車庫,但我們在四分鐘的鏡頭中看到的卻是地板的特寫:幾何排布的菱形地磚在流動的肥皂泡沫水沖刷下,地磚與水產生了奇妙的交互,映出一幕幕發光的倒影。這是一種無言的美,觀眾們被邀請加入克利奧的勞作中,且懷著一份關愛和忍耐。

這就是《羅馬》看待世界的觀點。它關注被輕視的、低賤的、卑微的——那些功利主義者、迷戀權勢的世界所輕看或不會使用的事物。與《寵兒》中荒誕奢華的展示相對照,《羅馬》則散發出微小、不被注意事物的卑微之美。它不單容忍身處邊緣中的人們和他們做的卑微工作;它尊敬他們,賦予他們工作的尊嚴。它在高舉謙卑。由此,影片讓人回想耶穌怎樣與人相交,祂常常花時間與被排斥的、邊緣的,社會中卑微的、被輕視的人群在一起,賦予他們尊嚴。

卡隆的鏡頭有意地聚焦在克里奧和她許多默默的工作上,如何料理家務、愛她服事家庭中的成員們——絕大部分對她毫無感激或忽視,卡隆則藉著鏡頭賦予她強有力的尊嚴和地位。她是電影的中心,是我們在新約中所見的顛倒國度的鮮活寫照。就像在馬太福音23:12(「凡自高的,必降爲卑;自甘卑微的,必升爲高。」)或哥林多前書1:27(「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爲了使強壯的羞愧」)。

《羅馬》歡慶和尊重被社會看爲低下、可棄的人。我們不僅在電影對克里奧的歡慶中看到這一點,也在它對社會中最脆弱、被唾棄卻又是最珍貴的群體中看見了這樣的歡慶:未出生的孩子。

那個讓克里奧懷孕的男人迅速地拋棄了她和她未出生的孩子,這讓已經脆弱不堪的克里奧更加脆弱。她會辭職不幹嗎?她能賺到足夠的錢供養一個嬰兒嗎?我們現代社會的智慧,就是把能力理解爲「選擇的權力」,一定會建議克里奧墮掉這個孩子。但她沒有這樣做。她懷著孩子直到足月,卡隆強迫觀眾留意這珍貴、帶著尊嚴卻又脆弱不堪的生命。在尼采式的、野蠻的世界裡,所謂進步的社會正不斷地捍衛著人在任何時間,爲著任何理由都能墮胎的權力,但《羅馬》裡捍衛生命的理念卻是極端又使人警戒的。

對照視野

《寵兒》是關乎在殘忍的、狗吃狗的世界中動物化的生存。《羅馬》,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與生存有關,但用了更人性化的視角。

《羅馬》中的女性不是靠著報復缺席的男性或毀滅彼此的零和爭競活下來。相反,讓人覺得諷刺的是她們活下來是因爲她們只能彼此照顧。這對克里奧來說尤爲真實,她在影片中代表了像基督一樣的犧牲和服侍。而《寵兒》中的人物卻策劃密謀著,讓僕人們能達到隨時留意她們需要的狀態。《羅馬》中的克里奧反映著基督的姿態,祂「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馬可福音10:45)

《羅馬》中克里奧極端的自我否定和服事,就像爲門徒洗腳的耶穌(約翰福音13:1-17),其展現的生動的力量與《寵兒》所表現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就像前基督教社會或後基督教社會理解的那樣獲得權力:自我的利益、自我保存、勝者爲王、強者生存。前者則展現出通過軟弱、自我否定和犧牲來獲得力量。

藉著這兩個鮮明視野的對比,《寵兒》和《羅馬》揭示出今日社會的張力。一方面是世俗的、自然主義的、達爾文/尼采視野的,把人僅僅看爲高等的動物,必須爲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活。另一方面則是基督教的視野,看人類是神形象的承載者,藉著失去生命來尋找生命(馬太福音10:39)。在今天,這張力也是如此明顯,以至於有些基督徒被這世俗的視野引誘,試圖將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手去人性化,以保存力量的名義與不智慧的勢力結盟。

但這是我們想要的嗎?取悅這個世界的領袖們——恩寵就像不定的輕風——真的是力量所在嗎?那種「力量」是軟弱、隨風而逝的。另一方面,十字架的能力是永存的。神在基督裡對我們的喜悅才是最重要的。在世界的眼中顯爲愚蠢?是的(哥林多前書1:18)。但我們願爲這愚蠢付上一切代價。

編注:《寵兒》和《羅馬》都是限制級(R級)電影,基督徒觀影時應保持謹慎。《羅馬》的限制性片段主要是開頭25分鐘處男子全裸出鏡的部分(可以快進或使用過濾軟件跳過這部分)。《寵兒》則有眾多令人不快的場景。


譯:EYZ;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Favourite』 and 『Roma』: Contrasting Visions of Power

Brett McCracken(佈雷特·麥卡拉根)是福音聯盟高級編輯,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及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佈雷特和妻子琪拉居於加州聖安娜市,二人都是薩瑟蘭教會(Southlands Church)的成員,佈雷特在教會擔任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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