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3年6月22日——388年前的這個星期——天主教會在對天文學家伽利略的異端審判中發佈了以下命令：
我們宣佈、判斷並宣告，本異端裁判所強烈地認爲你，也就是伽利略所主張的學說是一種異端，即相信並持定認爲（這是錯誤的，與神聖的聖經相悖）：太陽是世界的中心，它不會從東向西移動，而地球確實在移動，並不是世界的中心。
伽利略因此成爲第一個因其對科學的信念而被基督徒迫害的偉人。不過，科學家們最終掌握了最後的話語權，因爲三個世紀後，在羅馬教皇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個儀式上，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正式宣佈，伽利略是正確的，而教會是錯誤的。
這就是你可能聽說過的關於伽利略·伽利萊的故事，但這個故事其實並不真實。
真正的故事不是關於一個啓蒙運動時期的科學家被心胸狹窄的天主教會迫害的故事，這一版本的故事基本上是一個迷思。它也不是一個關於偉大科學天才的故事，儘管他的確是這樣的人。它也不是一個關於某人帶著老天文學家的靈魂轉世的故事，就像靛藍女孩樂隊（Indigo Girls）創作的那首歌所說的那樣。1992年曾經有那麼幾個星期我認爲這首歌很深刻。但我現在要指出，歌詞所說的並非原始故事，而是從各種資料抄錄而來。
但像許多老故事一樣，這個故事爲今天提供了一個最寶貴的教訓。不過，在我們討論我們能學到什麼之前，我們需要先把故事講清楚。
在伽利略的時代，天文學的主流觀點是由亞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並由托勒密發展的模式，認爲太陽和行星都圍繞著地球旋轉。當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哥白尼的波蘭教士發表他的開創性著作《天體運行論》時，托勒密系統已經統治了世界近1400多年。
哥白尼的日心理論並不完全是新的，它也不是基於純粹的經驗觀察。雖然它對科學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他的理論更像是畢達哥拉斯式的神祕主義的復興，而不是一個新科學範式的復興。就像許多偉大的發現一樣，他只是把一個舊的想法，賦予了新的含義。
儘管哥白尼當時的教友們鼓勵他發表自己的作品，但由於擔心被科學界嘲笑，他將《天體運行論》的出版推遲了幾年。當時，學術界屬於亞里士多德派，他們不打算讓這種無稽之談通過同行評審程序。
然後，伽利略來了。作爲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人物，他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數學家和科學家。但是，雖然他很聰明，很有魅力、很機智，但這個意大利人也很愛爭論、愛嘲諷、愛虛榮。正如我們今天所說，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當他的天文學家朋友約翰·開普勒寫信告訴他自己已經皈依哥白尼理論時，伽利略回信說他也皈依了，而且已經皈依多年了（儘管所有證據表明這不是真的）。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被那些不如他聰明的人牽著鼻子走。而對伽利略來說，這幾乎包括了所有的人。
1610年，伽利略用他的望遠鏡做出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發現，對亞里士多德宇宙論提出了異議。雖然他的發現並沒有完全推翻當時的統治性觀點，但卻受到了教皇保羅五世和梵蒂岡其他成員的熱烈歡迎。然而，伽利略沒有繼續他的科學研究並在其理論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是開始了一場詆譭亞里士多德天文學觀點的運動。他的努力類似於現代生物學家試圖推翻達爾文的地位。伽利略知道他是對的，並想確保其他人都知道亞里士多德派是錯的。
伽利略在努力將哥白尼日心說塞進他的科學傢伙伴們的嗓子眼時，他所成就的卻是浪費了他在天主教會中得到的善意。他試圖強迫教會接受一個在當時仍未被證實的理論。天主教會慷慨地提出將哥白尼的觀點視爲一種合理的假設，直到能夠收集到進一步的證據。然而，伽利略從未拿出更多的證據來支持這一理論。相反，他繼續與他的科學傢伙伴們爭吵，儘管他的許多結論被證明是錯誤的（例如，行星以完美的圓圈圍繞太陽運行）。
伽利略最大的錯誤是把鬥爭從科學領域轉移到了聖經解釋領域。在狂妄自大的情況下，他寫了《致卡斯特里的信》（Letter to Castelli），以解釋他的理論如何與正確的解經相容。由於對新教改革記憶猶新，天主教當局沒有心情忍受另一個試圖獨自解釋聖經的麻煩製造者。
但值得稱道的是，教會並沒有反應過度。《致卡斯特里的信》兩次被提交到宗教裁判所，以此想要指控這位天文學家是個異端，但兩次指控都遭到駁回。然而，伽利略並不滿足，他繼續努力迫使天主教會承認哥白尼體系是一個不可辯駁的真理問題。
1615年，紅衣主教羅伯特·貝拉明（Robert Bellarmine）禮貌地給伽利略提出了一個選擇：要麼放棄，要麼閉嘴。
既然沒有證據證明地球圍繞太陽旋轉，伽利略就沒有理由改變當局對聖經的通常解釋。但如果他有證據，梵蒂岡願意重新考慮其立場。伽利略的反應是提出他的理論，即海洋潮汐是由地球自轉引起的。這個想法不僅在科學上不準確，而且非常愚蠢，甚至被他的支持者所拒絕。（艾薩克·牛頓在72年後解釋說，潮汐是由太陽和月亮對海洋的引力引起的）。
伽利略對被忽視感到厭煩，他回到羅馬，把他的案子提交給教皇。然而，教皇只是把它轉給了異端裁判所，後者發表意見說哥白尼學說是「愚蠢和荒謬的，在哲學上和形式上是異端，因爲它在許多段落中明確違背了聖經的教義。」不過這一判決很快就被教會的其他紅衣主教推翻了。
不過，伽利略並不打算就此罷休，令大家氣憤的是，他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羅馬教廷禮貌而堅定地告訴他，讓他對哥白尼的事情閉嘴，並禁止他支持這個未經證實的理論。這顯然不是伽利略想要做的。
當他的朋友馬菲奧·巴貝里尼——一個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很有見地的人——接過教皇的寶座時，伽利略認爲他終於可以找到一個有同情心的耳朵。他與新任教皇烏爾班八世討論了這個問題，並試圖用他的潮汐理論來證明這一理論的有效性。新教皇不以爲然，甚至給出了一個答案——雖然不是一個正確的答案——但卻駁斥了伽利略的觀點。
伽利略隨後寫了《關於兩個主要世界體系的對話》（A Dialogue About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他在其中提出哥白尼和托勒密的觀點。書中有三個人物：薩爾瓦迪，哥白尼主義者；薩格若多，猶豫不決者；以及辛普利策，托勒密主義者（Simplicio這個名字意味著「頭腦簡單」）。在這裡，我們發現我們的英雄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他把教皇烏爾班用來駁斥伽利略的潮汐理論的話，放到了辛普利策的嘴裡。
教皇沒有把這當作一個玩笑。
於是年老多病的伽利略再次被傳喚到異端裁判所，這是天主教會的一個法庭，負責確認異端。但與大多數異端嫌疑人不同的是，他受到的待遇出奇的好。在等待審判期間，伽利略被安置在俯瞰梵蒂岡花園的豪華公寓裡，並爲他配備了一名私人男僕。
在進行辯護時，伽利略嘗試了一種奇特的策略。他試圖說服法官，他從來沒有堅持或捍衛過地球運動和太陽靜止的觀點，事實上，他通過說明哥白尼假說是如何錯誤的來證明相反的觀點。知道自己被耍得團團轉的羅馬教廷成員譴責他「強烈懷疑是異端」，考慮到哥白尼主義從未被宣佈爲異端，這一裁決顯然是不公正的。
對伽利略的判決是要他放棄他的理論，並在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個舒適的鄉村別墅裡度過餘生。流放顯然對他有好處，因爲正是在那裡，在他女兒的照顧下，他繼續做實驗，併發表了他最好的科學著作《關於兩門新科學的論述》（Discourses on Two New Sciences）。他於1642年安靜地去世，享年77歲。
正如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寫的那樣：「在經歷了三十年戰爭並記住了荷蘭阿爾瓦的一代人中，發生在科學界人士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伽利略在床上平靜地死去之前，遭受了一次光榮的拘留和一次溫和的責備。」
我們能從這個故事中學到什麼？伽利略的故事爲不同人群提供了不同的教訓。
對於科學家來說，它表明如果你與大多數同事意見一致，你很可能會遭到遺忘，而歷史只會記住一些惡棍。對於非共識立場的倡導者來說，它告訴我們，聲稱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並不能代替用實驗和數據來支持它（即使你是正確的）。對於積極自信的人來說，這個教訓是，有時堅持不懈地相信自己，只會讓你陷入困境。對於羅馬天主教徒來說，它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爲什麼你不應該侮辱教皇（至少在有宗教裁判所的時候）。
可能還有更多的教訓可供借鑑，但我發現真正的寓意不在於故事，而在於這個故事甚至需要再次被講述。雖然我第一次聽到伽利略的故事是在小學，但直到我大學畢業後大約十年，我才最終了解到真相。毫無疑問，有些人現在才第一次聽到我所講述的故事，並懷疑怎麼可能會這樣。
我懷疑這可能與以下事實有關：幾個世紀以來，像羅素、蕭伯納、卡爾·薩根（Carl Sagan）、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和靛藍女孩等人一直在傳遞某個迷思。我不認爲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是想要故意撒謊。事實上，我懷疑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懶得去研究事實。他們不需要這樣做。這個故事符合她們已經相信的事實——科學和宗教是天然的敵人，這就是她們需要知道的一切。
嘲笑這種輕信和智力上的懶惰是很容易的。但現實是，我們大多數人都經常犯同樣的毛病。我們很容易產生認知偏見（傾向於以證實或支持一個人先前的信念或價值觀的方式來搜索、解釋、贊成和回憶信息），因爲我們更喜歡符合我們偏好的敘述方式的簡單解釋。事實上，幾乎所有參與伽利略故事的人，以及由此產生的神話，都是源於這種偏見。
基督徒應該與認知偏見作鬥爭，因爲我們不應當偏向我們已經喜歡的任何立場。由於第九條誡命，我們對真相的責任比我們的世俗鄰居更高：「你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你的鄰居」（出20:16）。這就是爲什麼伽利略的故事是一個簡單的告誡，要使我們所相信的（以及我們被告知的）與事實相符（箴23:23）。我們應該始終努力站在真理一邊，因爲那是上帝要站的一邊（約翰福音14:6）。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Enduring Lesson of the Galileo My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