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爲，基督教的歷史信條除了是過去的遺蹟之外，還具有永恆的意義。漫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餘燼之中，我們很可能會遇到信條的隻言片語，有的時候雖然是完整的信條，但只是看起來似曾相識而已——我們感覺不到與它們有什麼真正的聯繫。
作爲福音派基督徒，我們相信這些信條。有時，藉著朗讀信條，我們提醒自己，我們依舊相信信條。但它們的力量正在消退。大家一起誦讀時，可能會感到有點不自在，這並不是因爲我們不再相信信條，而是因爲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相信。
信條與其他宗教信仰曾經把社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不過對許多人來說，信條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了。我們不再覺得拒絕信條的人不理性，或者很另類。我們將信條從真理降爲假設。
但是，面對當前的文化風潮，儘管信條具有背景性質，它們必須在教會生活中保持核心地位。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用「第三種世俗性」（secularity 3）——信仰模式的改變——來解釋我們與信仰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在全球化的世界裡，人幾乎不可能認爲自己所持的宗教觀點不證自明。本土神學的多樣性令人眼花繚亂，尤其是在世界上教會發展迅速的地區，這使得歷史信條顯得微不足道。
一場雙重運動正在慢慢地使信條失去意義。
一、歷史意識的崛起
在西方，過去不再被視爲永恆真理的寶庫，而只是好古之人的興趣罷了。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在 1824 年發表的著名論述放在當下也很有意義：「大家認爲歷史可以評判過去的經驗教訓，並指導當代、造福後世。然而，歷史並不追求這樣的崇高職責：它只想說明實際發生了什麼。」但是，實際發生的事情與永恆和必然的理性真理沒有直接關聯，歷史中偶然存在的真理無法證明這些永恆真理的存在。
歷史化的影響可以從羅賓·G.柯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對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評論中看出。赫爾德是第一個描述歷史意識的思想家。柯林伍德說：「據我所知，赫爾德是第一位系統地認識到……人性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多種多樣的思想家。他認爲人性不是既定的數據，而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自然本質上是隨時間變化的——我們只能縱觀時間長河才能認識它，而不能僅僅看一時一刻。時間和歷史就像照片的顯影液，慢慢顯露出自然的規律。貶低過去會讓我們開始質疑什麼是自然，就像過分關注一個字的寫法反而會覺得它很奇怪、很隨意一樣。時間的切片讓我們看到了五花八門的信念。如果我們橫向地看歷史，就會發現許多看似互不相關的細節，卻又找不到明確的方法把它們聯繫起來。
二、真理在全球消散
歷史意識的縱向視角把自然從過去中抽離出來，使其成爲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而非既定事實。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橫向視角則讓我們看到自然在不同背景下的相對性。真理因此變得具有地方色彩。雖然其他地方的真理可能很有趣，但離開了原有環境，往往就失去了意義。
這種觀點直接影響到了信條。正如非裔美國神學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所說：「我尊重尼西亞會議和迦克墩會議的成果，也尊重教會教父們對基督論的貢獻……但同質性的問題並不是黑人關心的問題。」
科恩批評基督教神學中存在的一種統一化傾向。W.A.戴爾內斯（W.A.Dyrness）和奧斯卡·加西亞-約翰遜（Oscar Garcia-Johnson）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基督教世界』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強加了一種統一性，忽視甚至壓制了其他觀點……它至少在某些時候提出了一些神學概念，這些概念很難融入其他文化背景中。比如，在一些地方，人們此前從未討論過『位格』和『本質』這樣的概念。」
信條在使用所謂的形而上學語言時——有些信條比其他的更形而上（比如，將《使徒信經》與《迦克墩信經》或《亞他那修信經》相比）——離開其原有語境，信經就沒有顯得那麼引人入勝了。無論是縱觀歷史還是放眼全球，每個背景都呈現出獨特的挑戰和問題。
歷史主義和全球化這兩股潮流正在使信條變得有點讓人有點消化不了。這就好比讓孩子們去欣賞他們祖父母那一代的音樂和電影，或者期待一個來到美國的羅馬尼亞移民去熱愛鄉村音樂一樣。
如今，許多人認爲傳播福音需要考慮到各種文化背景的豐富性。從不同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的問題、直覺和宗教概念，已經爲福音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這些背景下，信條，尤其是其形而上學的語言，對理解福音而言並非必要。
例如，斯蒂芬·B.貝文斯（Stephen B.Bevans）和羅傑·施羅德（Roger Schroeder）就認爲，基督教的故事不應被視爲「機構的擴張，而應被視爲運動的興起；不僅僅是傳播現成教義的傳播，更是不斷發現福音『無限可譯性』和宣教意圖。」福音的「無限」含義是通過與本土概念的創造性互動而展現的，正如歷史上的信條運用哲學（柏拉圖式）範疇一樣。
這些論點的力量是不可否認的。然而，我想提出兩個理由來說明爲什麼歷史性信條對基督教的傳播仍然至關重要，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西方之外。第一個論點是歷史性的；第二個涉及神學。
第一，歷史性原因。
信條是在福音傳播過程中，與更廣泛的文化背景碰撞而產生的。阿利斯特·麥格拉思（Alister McGrath）曾說，教義的發展「部分是因爲需要與一種並非爲基督教神學量身定製的語言和思維方式打交道。」面對多神論、諾斯替主義或二元論等思想和宗教挑戰，教會爲了解釋和捍衛福音信息，才逐漸形成了教義和信條。
唐納德·費爾貝恩（Donald Fairbairn）最近指出，早期教會在接觸多神教文化時，迫切需要闡明其三位一體信仰的含義——這其實是聖經爲有別於世界古代宗教而表明的立場。他說：「教會傳福音和廣泛開展宣教事工的使命，使這種需求變得更加緊迫。」
在拒絕這些對使徒信息的曲解時，教會借用了當時已有的哲學概念。但這些術語的採用並非照搬照抄，信條（從《尼西亞信經》到《迦克墩信經》）中的形而上成分其實很少。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本質和位格的表述上。費爾貝恩和瑞安·M.裡維斯指出，信條在四世紀開始標準化，因此「我們今天熟悉的信條已得到基督教會廣泛認同。它們具有普世性，儘管我們不應忘記它們最初是源於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背景。」
第二，神學因素。
真理不是脫離現實的屬靈現實。啓蒙運動最初試圖從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中提煉出永恆的真理。然而，我們必須拒絕無時間侷限的真理和歷史主義這兩個極端。道成肉身表明，在基督的猶太血肉之軀中，「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西 2:9）。
教會的使徒傳統和傳教教導的核心，正是這種在特定時刻、通過耶穌基督體現的神聖啓示。
教會宣告這些啓示奧祕的含義。正如這些奧祕是以具體可感的方式啓示的，教會——作爲基督的身體——也以具體的文化語言方式宣揚這些奧祕。儘管如此，這種語言表達仍然植根於聖經的本源和基督教會元首的教導。
歷史性信條之所以保持規範性，並非因爲它們脫離背景或過於抽象，而是因爲它們體現了對福音的系統闡釋和解釋。因此，它們是norma normans，即「被規範的規範」。不同宗派對聖經的理解不同，也會導致它們對各種信條的重視程度有所差異。
福音的傳播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通過人和團體向外擴展，而這當中主要是通過以基督爲首的身體開始成長（西 2:19）。這意味著，信條只有在闡明以色列和基督的具體真理時才有意義。我們絕不能讓它們脫離軌道，而必須讓它們始終圍繞聖經。
福音的傳播就像同心圓一樣，「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1:16）。非裔美國神學家 J.卡梅倫·卡特（J.Kameron Carter）正確地指出，「要與神的和諧一致，就要唱出以色列的盟約之歌。」想要理解神聖真理，就必須回溯到神與猶太人立約的歷史。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以色列的故事並非封閉的，因爲它在展開的過程中也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故事。」
宣教學專家安德魯·沃爾斯（Andrew Walls）提出了「朝聖者原則」（pilgrim principle ），這個原則強調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
無論來自哪個國家，所有的基督徒都因被收養而繼承了幾千年的「外來」歷史。這包括一系列可能與他們自身文化並不相符的想法、概念和假設......被收養加入以色列成爲一個「普世化」因素，通過共同的傳承將來自不同文化和時代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爲每個人的社會帶來某種外部參照。
總的來說，信條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並非因爲它們是脫離現實和超越時間的真理——這是啓蒙運動對真理的理解。相反，信條代表了教會這個「基督的身體」在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時刻。
雅羅斯拉夫·佩利肯（Jaroslav Pelikan）建議我們可以把這些信條和傳統看作父母。就像生命只能通過特定的父母傳給我們一樣，對我們人類來說，普世真理也只能通過特定的具體形式呈現。他寫道：
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傳統就像我們的精神故鄉，每一代人都需要回到那裡——不是永遠停留，而是在那裡爲每一代後裔找到我們在其他地方無法認識到的東西。只有先在那裡看見並理解了這些傳統，我們才能找到這真理（若神是獨一的，就像猶太教的《示瑪》[Shema]和正統基督教的《尼西亞信經》所宣告的那樣，這真理肯定存在於其他地方）。
全球教會的生命，正如西方教會一樣，都源自教會元首猶太人耶穌和猶太人的經文。信條就是這些種子開出的花朵。
對新教福音派信徒來說，不同的信條重要性各不相同。有些可能就像家族中古怪的叔叔，而那些與自己傳統密切相關的信條則更受重視。儘管這些信條來可能很古老，與我們熟悉的很不一樣，但它們在今天仍然充滿生命力和影響力。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the Global Church Still Needs the Cre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