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對歷史有什麼誤解?
2019-02-02
| Carl Trueman

1806年耶拿戰役前夕,大哲學家黑格爾見到拿破崙騎馬經過,便指著拿破崙宣告他就是「世界精神」。這並非無緣由的謬讚。黑格爾視拿破崙爲歷史進程的頂峯。這位偉大的將軍、皇帝已然成爲大革命後國家的化身,歷史在他身上達到了終點。

黑格爾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思辨歷史哲學家,他分辨歷史中的各個模式,想藉以找出歷史發展的深層動力(進而找到歷史的終極意義)。其他人也曾做過同樣的嘗試,例如穆斯林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但是黑格爾的影響不可估量。接續他的門生通常被分成兩個支派:黑格爾右派——根據他的理論提倡保守的社會思想;黑格爾左派——以他的理論爲根基,對社會與宗教作激進的批判。

當一位叫做卡爾·馬克思的年輕人——屬於後者——將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倒轉過來,與唯物主義掛鉤,就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其他的學說,按他們的說法,都是黑暗、血腥、壓迫人的歷史。

思辨性歷史哲學

這把我們帶進思辨性歷史哲學的核心與它所帶來的挑戰。據特裡·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最近的觀察:「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改革的理論與實踐」;這是一個很好的總結,不止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野心,同時也針對所有思辨性歷史哲學,因爲它們通常爲特定的政治觀點或行動背書,似是而非地將這些觀點建立在所謂「客觀的歷史發展」之上。

通過這樣的方法,他們要麼賦予某些行動道德合法性,要麼宣稱無需對這類行動作道德判斷,因爲歷史終究是一個非人格性的過程,本身並非自由的主體。那些自稱站在「歷史的選擇」這一邊的,或認爲歷史傾向於某種道德取向的,即以此爲他們的理論根據。

思辨歷史哲學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目的論,這種立場認爲歷史是以特定的方式向前發展,每個時代或紀元與之前時代相比有根本性的變化,而歷史的終極意義會在未來顯明。目的論的歷史哲學傾向於烏托邦主義,它在實踐上趨向極權主義,即便在理論上並非總是如此。

這是許多研究黑格爾的學者對其政治哲學的看法,而黑格爾對拿破崙的評語也印證了這一點。但或許馬克思主義是最明顯的例子,根據它的歷史發展理論,封建主義被資本主義取代,而後者終將在經濟矛盾的重壓下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廢除了私有財產權的國家,歷史就此終結。不過,這種目的論立場並非左派獨有。約在30年前,一位現代黑格爾主義者,弗朗西斯·福山,曾作了一項著名(或臭名昭著)的宣稱——當蘇聯瓦解,西方的自由市場民主得勝之時,歷史就走向終結。納粹的種族衝突理論也與目的論密切相連,其首席歷史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著作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

第二類思辨歷史哲學是循環論。據此觀點,不存在建立在時代前後相繼基礎上、不可避免的未來終點。相反,歷史乃是由一系列重複的模式或循環構成,無盡地持續下去。這種歷史哲學的典型思維是,各個文明按照特定的社會動力興起和衰亡。在20世紀,阿諾爾德·湯因比無疑是這種論調最爲清晰、最有影響力的代表。

以上這些或許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歷史學家感興趣的,但與一般大眾,甚或基督徒,有什麼相關呢?馬克思倒轉了黑格爾,或湯因比認爲諸文明都以類似的方式興起衰落,那又怎麼樣呢?這個問題對一般基督徒該如何思想、生活,又有什麼影響呢?

這些是顯然且合理的問題,回答是:影響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思辨歷史哲學滲透了我們的文化,塑造了人們看待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思維。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諸如「在歷史上站對邊」之類的說法明顯地透露出了這類論調的影響力。

循環歷史觀和另類右派

近年來,隨著所謂另類右派興起,這種影響越來越明顯了。在2016年川普的選戰中,一位核心人物是斯蒂芬·班農。班農公開支持1997年由史威廉(William Strauss)與侯尼爾(Neil Howe)出版的《第四次轉折》(The Fourth Turning,中文名暫譯)。這部著作提出了一種循環史觀,尤其運用於美國歷史,如該書副標題所示:聽歷史循環論講述美國與命運的下一次交會。

這本書的主題很簡單,那就是,美國歷史按照80到100年的時長,遵循一個基本模式「發生」:

  1. 和平與繁榮的年代(第一次轉折);
  2. 政治意識覺醒的年代,進而批判既定的體制,並導致某種程度的社會矛盾(第二次轉折);
  3. 公開的文化爭戰期(第三次轉折);
  4. 一個重大危機導致社會體制崩潰,推翻文化與社會基礎,由此打開重建之路(第四次轉折);

然後,社會又回到和平與繁榮的狀態。

這個過程的時長——80到100年——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數字,它反映一個事實,那就是,整個過程乃被各代人們的價值觀與相應的權力分配所塑造。基本上,這四重格局理論代表四代人的興衰。每一次「轉折」中的統治階級塑造了下一代人的價值觀,由此帶來整個過程中的下一個階段、下一次轉折。

把這個模式套在美國,看來合理,但似是而非。根據作者的講法,美國的革命、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屬於「第四次轉折」,都處在80-100年的循環週期內。而我們現在處在二戰結束後約73年的階段,根據班農的說法,進入第四次轉折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確信接下來社會將會瓦解,之後,一條重建新美國之路被打開。

這種歷史觀今天到處可見。世紀末的意識盛行在左派與右派中。川普與民粹主義的興起粉碎了對進步主義的信任。身份認同政治暴烈易變的性質,引起了對究竟是什麼構成社會凝聚力的質疑。自由民主制受到強大的壓力,之前毫無爭議的社會價值——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不再被重視,甚至遭到敵視。再加上好戰伊斯蘭的興起,以及2008年的經濟危機,要證明前景值得憂慮絲毫不費力氣。我們生活在「第四次轉折」的階段這個說法聽來就十分合理了。

那麼,一個基督徒要如何回應這種說法呢?我要提出三方面的建議:第一,認識思辨歷史哲學的典型缺陷;第二,認清這類哲學的意義不在於它們的理論,而在於如何運用;第三,要有冷靜清醒的歷史觀,未必是某種基督教獨有的觀點,但可以與基督信仰相容。

思辨歷史哲學的典型缺陷

這類理論有許多問題。第一,循環歷史觀總是預設過去的模式將在未來無限地反覆。因此,這類論證很難回答歸納法問題:簡單說來,某種模式在過去發生了,並不代表必定在未來以相同的方式出現。

第二,這樣的理論沒有列入考慮的是,非人爲的因素也能影響歷史。例如地震、海嘯這種天然災害,即便沒有毀掉社會,也一定會帶來根本上的改變。

第三,這樣的理論沒有交代不同的社會、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如何改變歷史循環的途徑。如果這在引以證明循環史觀的先例上屬實,例如二戰(二戰的起因幾乎與美國本土的情勢無關),更何況今天呢?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和心態,已不再單單被老一代或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塑造。科技,科技所帶來風行全球的娛樂以及個人通信,都對這理念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這意味著兩件事:作爲這理論根基的代際推動力已被粉碎;今天,不同文化之間交流互動的複雜性,哪怕比起20年前,都已經超乎想像。

第四,所有這類理論多少都趨向決定論,因此至少有兩方面的錯誤。首先,他們忽略了人的自由能動性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次(乃必然的推論),對任何被認爲符合預定、必然發生的歷史循環的行爲,都會爲它提供道德豁免。基督徒真正關切的是第二點,因爲任何否認個人道德能動性的理論,或者將行爲的倫理狀態評估標準轉移爲思辨歷史的理論,都與基督信仰相抵觸。只是因爲我們處於第四次轉折,就把川普總統的某些決定合理化,或者因爲歷史走向趨於公平公正,就將同性婚姻合理化,從基督信仰的觀點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

思辨歷史哲學的真正意義

我們從馬克思主義與納粹主義學到的教訓之一是:具影響力的理論未必是真理。事實上,思辨歷史哲學極少是純粹的歷史哲學,相反,比如按照上文引述伊格爾頓的看法,它們也是影響社會變革的實踐。馬克思主義主要的實用目的不在於理解歷史,而是將革命合理化。當理論與情勢不相符合時,那些有權力慾望的人,例如列寧和毛澤東,就篡改理論來配合情勢。

《第四次轉折》這本書也不外乎如此。它提出某種賦予當下特定意義的、關於過去的看法(訴諸於人的虛榮),同時爲一個特定的政治立場辯解。如果對自由派而言,歷史走向社會公平(根據他們的定義),那麼,對班農和另類右派來說,那必然的循環歷史,爲正在以隨意的暴力輕慢、破壞、終至推翻已建立的秩序的做法提供了辯解。

那麼,一個人抵制「偉大的歷史運動」又有什麼意義呢?就如古拉格的勞改營或奧斯威辛的集中營可以在斯大林、納粹的歷史觀下被合理化,在一個較低的程度上,班農及其支持者激烈顛覆現有秩序的做法,也是在第四次轉折的大框架下塑造道德觀的舉動。

基督徒的面對方式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認爲,基督徒應該遠離思辨性的歷史哲學。

我需要對這說法做一點註解。作爲基督徒,我們對於歷史所持的是目的論的看法:我們正朝著末日前進,到那時候基督不只是王,更被萬人看見爲王,萬膝跪拜、萬口稱頌。

然而,這世界的歷史——字面意義就是人活一生的歷史(saeculum)——它的發展無法根據黑格爾式、或循環論所主張的方式來分辨。從末世的視角看,我們的世代是水平維度的:人們出生、嫁娶、吃喝、死亡,將持續到基督再來的時刻。這一時刻或許是下個星期,或許是數千年之後,不是我們可以藉著考察當下此時的某些內在性質能夠揭示的。

不錯,任何熟悉聖經的人都知道,耶穌的確說到末日的預兆(太24:3-14),但他也同時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人知道末日的確切日期(太24:36)。在這方面務必要謙遜而不誇大。耶穌提到的許多預兆是一般性的,譬如逼迫的存在、戰爭,或地震的發生,就足以證明世界末日近了。基督徒的任務是始終做好末日到來的準備,同時也在今天作個好管家(彼前4:10)。基督徒歷史學家的任務則是解釋過去的情勢,而不是預測將來的走向。

人類歷史不是按照某種黑格爾辯證法構建的,無論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也不是一系列可預測的循環。從人看來,歷史是一團亂麻,不是任何單一的宏大理論或明顯的模式可以輕易解釋的,既不具有內在的道德屬性,也不傾向某種特定的倫理。而一旦我們面臨政治危險,就把這一點給遺忘了。

歷史學家——包括身爲基督徒的歷史學家——當然有責任解釋過去,但需要帶著謙卑從事此項工作,而這種謙卑則來自於對歷史混亂本性的承認。許多思辨歷史哲學確有助益。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因素改變人類行爲。如查爾斯·泰勒所指出的,黑格爾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歷史身份的形成及其意義,例如,以承認政治解釋同性戀權利的興起和意義。甚至湯因比對帝國內部因素導致帝國崩潰的分析,也有助益。

最好的歷史學家在方法論上是有選擇的,但同時也是謙抑的。歷史學家必須逃避的誘惑是,捨棄對過去做中肯的評估與解釋,反而對未來做全面性的推斷與宣稱。這樣一來,就把歷史學家從描述的領域遷移到規範的領域,由此打開一扇門,以對未來的猜測,相對化當下行爲的道德標準。

這讓我們再回到黑格爾。當他指著拿破崙稱其爲世界精神時,遊戲就結束了。到這個時候,他在講論的已經不是歷史,而是政治——他將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歷史大勢簡單地等同了起來。後來1812年的對俄戰爭、1815年滑鐵盧戰役、以及聖赫勒拿島的流放生活,顯示拿破崙並不是歷史的終結。他不是世界精神,不過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個例子罷了。這是受到或左或右的思辨歷史哲學誘惑的基督徒們應該好好汲取的教訓。


譯:麗文;校:徐震宇。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the Left and Right Both Misunderstand About History

Carl Trueman(卡爾·楚曼)博士畢業於阿伯丁大學,目前在濱州樹林城大學任教,教授聖經與宗教研究,著有《歷史與誤謬——寫作歷史所面對的問題》、《路德談基督徒生活》、《信條的重要》等書,目前正與布魯斯·戈登共同編輯《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牛津手冊》。
標籤
文化
世界觀
歷史
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