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主日，孩子們都會圍坐在摺疊桌旁的塑料椅子上。大家打開聖經，輪流朗讀經文，看著掛在牆上的聖經插圖海報，填寫色彩鮮豔的預先打印出來的問題，聽米克森老師（Mr.Mixon）講課。有時候，回答出問題的孩子可以得到糖果。我還記得我們班級背誦聖經各卷書名順序的情景。回到家後，爸爸教我用兩首古老聖詩的曲調唱這些書名。在暑期聖經學校裡，我們學會了根據鋼琴的和絃聲起立和坐下。我也清楚地記得和媽媽還有埃德溫娜阿姨（Mrs.Edwina）一起爲聖經知識競賽做準備的日子。

這就是我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成長的美南浸信會教會裡的兒童事工。如果你和我一樣，都是在這個時期、這個地區長大，可能也會有類似的回憶。但如果你來自其他地方，或屬於不同的宗派，或和我差上個十來歲，你的經歷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對主日學的記憶，有些人可能是老師在絨布板上用各種人物來講故事，有些人可能想起教學視頻。有的人參加過要理問答課，有的人參加過類似童子軍的週中活動，還有人當過小幫手。在教會長大的孩子們往往會以爲自己的經歷就是普遍現象，但事實上，兒童事工的模式和課程因教會而異。而且，隨著文化和教育理念的變遷，這些模式和課程也在不斷演變。

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的基督教教育與事工榮休教授斯科蒂·梅（Scottie May）將美國兒童事工劃分爲三個主要階段。雖然她的研究沒有直接探討課程內容，但我們不難看出，這三個階段都對福音派主日學班每週使用的課程材料產生了深遠影響。

讓我們來看看梅教授提出的這三個階段，思考它們是如何影響福音派主日學的，特別是改革宗教會的主日學課程。通過這樣的梳理，我們會發現，聖經兒童課程的未來既有全球化的趨勢，又深深扎根於教會的傳統之中。

三個階段

第一、教導兒童（從工業革命到 1965 年）

主日學運動起源於 18 世紀，由羅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1735-1811）等英國慈善家發起。他們最初的目標是教導貧困兒童閱讀聖經，背誦公禱書中的教理問答。

1870 年，英國頒佈了《教育法案》，推廣了基礎教育。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相關立法使得基礎教育成爲強制性的免費教育。這一變化導致原本由教會外機構運營的主日學逐漸演變成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由教會主辦的、面向成人和兒童的主日學。雖然主日學的形式有所調整，但在這一早期階段，其核心仍然是通過教導來培養信徒。

保守的新教徒一直強調絕對真理的超越性，神通過聖經啓示祂自己，以及聖經作爲我們教導權威的地位（提後 3:16-17）。秉承這一傳統，美國福音派更傾向於採用以內容爲中心的門訓策略。例如，1950 年在北芝加哥創立的Awana兒童營，就專注於聖經知識和經文背誦。

在這種理念下，我們常常把孩子們比作海綿或空瓶子，老師是課堂上的權威，向他們灌輸知識。趁著孩子還小，我們希望用真理充實他們，就像葛瑞爾（J.D. Greear）曾經打趣地說：「你搖一搖，他們就會『吐出』聖經。」

在美國，可能沒有哪位教會領袖比亨麗埃塔·米爾斯（Henrietta Mears，1890-1963）更成功地運用這種教導式主日學模式了。1928 年，米爾斯搬到洛杉磯，擔任好萊塢長老會教育主任。在她的領導下，該教會的主日學規模大幅增長，每週參加人數從 450 人增加到 4000 多人。後來，米爾斯創立了福音之光出版社（Gospel Light Publications，即《七彩橋》——譯註），並撰寫了廣受歡迎的聖經手冊《聖經是什麼》（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米爾斯不僅受到教學型教育模式和凱錫克復興神學的影響，還借鑑了效率運動中「最佳實踐」的理念。基於這些影響，她按年齡段從小到大設計了主日學的課程範圍和教學順序，無論人在哪個人生階段都能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

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在福音派主日學教材中看到她這種分年齡段的基督教教育模式的影響。儘管米爾斯始終堅持主日學應該主要傳授聖經內容，但從許多方面來看，她的階段式模式其實已經預示了現代發展理論的雛形。

第二、服務兒童（1965-1990 年）

1933 年，德國出生的兒童心理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來到波士頓，在哈佛醫學院獲得一個職位，並開始從事兒童精神分析的私人診療。他名氣越來越大，先後在耶魯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匹茲堡大學任教。

你可能會問，埃里克森與兒童主日學有什麼關係？其實，這聯繫比你想像的要密切得多。他出版了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如《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 年）和《年輕的路德》（Young Man Luther ，1958 年），後者是一本對改教家路德的心理分析。在這些著作中，他用聖經語言重新詮釋了弗洛伊德的發展理論，用「信任」「內疚」「羞恥」「智慧」等詞來描述發展階段。後來，兒童電視節目先驅弗雷德·羅傑斯（Fred Rogers）和流行心理學家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埃里克森曾與他在匹茲堡的阿森納幼兒園共事——將埃里克森描述兒童發展的方式推廣到了主流社會。

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兒童電視節目和發展心理學已經廣爲人知，基督教出版商也開始關注以兒童爲中心的文化趨勢。他們首先在課程中更多地考慮發展問題——針對每個年齡和階段教授合適的聖經真理和屬靈習慣。接著，在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教會增長運動的影響下，出版商們開始讓教材更具吸引力，把孩子們視爲參與者、探索者，甚至是消費者。用薩姆·盧斯（Sam Luce）的話來說，在這個時期，許多兒童事工不再像注重培養的弗雷德·羅傑斯，反而更像善於表演的沃特·迪士尼。

當然，說這個時期的主日學老師只是在娛樂孩子們，那就有點言過其實了。但是，由注重慕道友的教會開發的媒體驅動和吸引型課程，確實經常鼓勵老師們問一些針對兒童的問題，比如「我們做的事情是孩子真正喜歡的嗎？」或者「孩子會覺得這很有趣嗎？」正如蘇·米勒（Sue Miller）和大衛·斯塔爾（David Staal）所解釋的，目標是讓孩子們在週末的聖經課上感受到「這是爲我準備的！」。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意味著爲每個發展階段精心設計學習環境；而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可能僅僅是爲兒童消費者提供娛樂而已。

第三、與兒童同行（1990 年至今）

兒童主日學課程最初是由基督教教育工作者開發的。在後來的發展階段，心理學家和教會增長專家佔據了主導地位。而近年來，社會學家成爲了關鍵的影響者。2003 年，喬治·巴納（George Barna，1954 年生）出版了暢銷書《將孩子轉變成屬靈冠軍》（Transforming Children into Spiritual Champions）。巴納通過他的社會學研究成果正確地指出：幫助孩子建立符合聖經的世界觀要從小開始，這一點至關重要。

如今，有關兒童和家庭事工最優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下一代真正需要的不是吸引眼球的噱頭或精心設計的活動，而是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的框架：正統的教義（相信）、忠實的屬靈習慣培養（成長），以及充滿愛的教會群體（歸屬）。

「相信」這一支柱保留「教導兒童」階段的精華，「成長」則力求繼承「服務兒童」階段的精髓——同時摒棄早期階段對效率和娛樂的過分追求。第三個支柱「歸屬」是新的重點：教會群體與兒童一同在屬靈旅程中成長。這一理念得到了兩個基督教學術流派的有力支持。

首先，家庭事工運動的研究者，如提摩太·保羅·瓊斯（Timothy Paul Jones，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和卡拉·E.鮑威爾（Kara E.Powell，富勒神學院），在強調教會和家庭在兒童門訓中的重要性時，都引用了聖經和社會學研究。D6 課程和Awana的Brite週末課程系列就是出版社基於家庭事工運動核心理念開發的兩個成功案例。

其次，兒童靈性運動中的福音派學者，如米米·L.拉森（Mimi L.Larson，三一福音神學院）和羅伯特·基利（Robert Keeley，加爾文大學），正確地強調了兒童在成年信徒屬靈成長過程中可以發揮的重要作用。由一些主流和普世組織製作的「敬虔遊戲」（Godly Play）和「好牧人教理問答」（Catechesis of the Good Shepherd）事工模式，就是建立在兒童靈性運動核心理念基礎上的。

對改革宗教會的影響

美國改革宗教會的兒童主日學課程是如何受到這三個階段影響的呢？讓我們來看看：

教導兒童階段：上世紀 80 年代，保守派長老會出版社「大使命出版社」（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推出了《向我展示耶穌！》（Show Me Jesus!）主日學系列課程。這套課程由基督教教育工作者艾倫·庫里（Allen Curry）和蘇珊·亨特（Susan Hunt）參與編寫，是「教導兒童」方法的典範，同時也融入了兒童發展理論的重要見解。

服務兒童階段：大多數改革宗教會並沒有接受「服務兒童」階段的吸引式做法。1998 年，當教會增長理念影響力達到頂峯時，浸信會的大衛和薩利·邁克爾（David and Sally Michael）夫婦創立了「渴慕神兒童版」（Children Desiring God，現更名爲「真理 78」）組織。他們提供了一套以神爲中心的課程，作爲當時福音派市場上那些以兒童爲中心的課程的替代選擇。不過，對「服務兒童」理念的回應並非全是消極的。如今，即使是像生命路和十架路這樣的出版社也在他們的課程中加入了視頻元素，並根據兒童發展理論來設計課程內容。

與兒童同行階段：從 2010 年代開始，在以聖經爲中心的主日學廣泛使用的課程中，有兩個主題變得越來越明顯。在新生長出版社「福音故事」（New Growth's Gospel Story）、生命路出版社的「福音工程」（Gospel Project）和十架路出版社的「最偉大的故事」（Biggest Story）等系列中，你首先會發現一個強烈的改革宗特色，即教導兒童聖經中救贖歷史的宏大敘事。

這三套課程也深受家庭事工運動的影響。它們都採用了這樣的安排：教會主日學中不同年齡組的學生每週學習相同的聖經段落。這種統一模式的目標是促進家庭門訓。當父母使用課程提供的「在家」靈修資源時，他們可以複習、強化他們的學齡前兒童和五年級學生所學的內容。

生命路的「福音工程」系列更進一步，將青少年和成人課程與兒童課程統一起來，以促進全教會的跨代關係。比如，鼓勵在主日學時間與同齡人一起學習《約書亞記》的年長信徒，之後能主動詢問坐在教堂另一端的青少年對「神使太陽停住」這個故事有什麼看法。這種做法旨在促進老少基督徒之間的交流互動。

日後發展

回顧兒童主日學課程的歷史後，我們不禁要對未來進行展望。我們的發展方向是否健康？誰將成爲下一個米爾斯、埃里克森或巴納？未來兒童主日學課程會有什麼變化？雖然我不是先知，但我想提出幾個值得關注的趨勢：

第一、我們將繼續恢復要理問答傳統

我對社會學影響福音派兒童門徒訓練持較爲積極的態度，但英國學者羅賓·巴菲爾德（Robin Barfield，聯合神學院/橡樹山學院）和加雷思·克里斯平（Gareth Crispin，克利夫學院）也指出了一些潛在的危險。

當主流教會過分強調「歸屬感」和「與兒童同行」時，可能會偏離正統信仰。有些人認爲主日學教師的角色是幫助兒童「在自己裡面遇見上帝」，甚至將兒童視爲「聖禮」……「大人可以通過他們遇見神。」

相比之下，正統新教徒希望幫助兒童在神的話語中遇見神。教會歷史上用於這項工作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教理問答。

最近，福音聯盟的「新城市教理問答」資源銷量突破 50 萬，萊克薩姆出版社（Lexham Press）最近出版的「胖貓」（FatCat）系列叢書也很受歡迎。隨著許多福音派神學院現在強調恢復信經式正統和古典神論，我認爲出版商對教理問答的關注不會減弱。我預測，未來福音派主日學的教學大綱將緊密跟隨教理問答模式，定期涵蓋十誡（基督教倫理）、使徒信經（基督教神學）和主禱文（基督教靈修）。

第二、我們將重新重視道德培養

最近，一位家庭事工牧師向我提出這樣的看法：「我能找到很多優秀的兒童神學資源和課程，但關於屬靈操練、聖潔習慣或基督徒美德的資源卻相對較少。」他說得很對。雖然有一些很棒的兒童道德培養書籍，比如福音聯盟的兒童繪本系列或新成長出版社的「小心靈的好消息」系列，但要找到一個既注重基督徒美德和品格，又不侷限於簡單「多做好事」的道德主義式課程，確實不太容易。

自 2000 年代初《耶穌故事聖經》（Jesus Storybook Bible）熱銷以來，大多數兒童主日學課程都強調從基督論角度解讀舊約故事。正如喬·卡特（Joe Carter）所觀察到的：「我們不再把自己看作這些故事的英雄，而是開始將基督視爲每個人物的終極體現。」這是一個好方向，但將耶穌視爲救贖歷史的主角，並不妨礙我們從聖經故事中學習道德智慧。我預測，未來的兒童主日學將越來越多地重拾這一重要方面。

第三、我們將受全球教會引領

社會學強調「歸屬感」和「與兒童同行」理念帶來的另一個積極成果是，大多數兒童主日學課程中的插圖現在準確地反映了古代近東的民族特徵。傑戈（Jago）在《耶穌故事書聖經》中開創性的插圖推動了這一發展，隨著美國教會變得更加多元化，這種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如今，隨著全球基督教的重心逐漸遠離西方，我預計未來不僅僅是兒童主日學課程的插圖會更具「代表性」。下一個亨利埃塔·米爾斯或喬治·巴納很可能來自非洲、韓國或巴西。終有一天（我們應該歡迎這一天的到來），來自全球教會的兒童門訓材料將被翻譯成英語，並在美國使用。

兒童主日學課程在過去幾十年裡發生了巨大變化。當你思考我們如何被過去塑造時，既要保持清醒，又要心存感恩：足夠清醒，以根據神的標準來評估每一個新趨勢，確保我們能夠將真理傳承給下一代；同時也心懷感恩，爲那些在你成長過程中教導你的人感謝神。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o, For,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Curricu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