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當今世界基督教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在全球 22 億基督徒中，非洲信徒佔據了相當可觀的比例：大約 30%的福音派教會信徒、20%的五旬節派和靈恩派信徒，以及 15%的天主教徒都來自非洲大陸。此外，非洲還擁有幾大重要的東正教教會，包括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的特瓦希多東正教會（Ethiopian and Eritre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es）、以及亞歷山大的科普特東正教會（Coptic Orthodox Church of Alexandria）。
早在公元后最初幾個世紀，基督教就在北非扎下了根基。以北非爲基點，基督教逐步向非洲腹地延伸。在與伊斯蘭教和非洲傳統宗教的互動過程中，基督徒的信仰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到了 15 世紀，隨著葡萄牙天主教在整個非洲大陸的傳播，基督教在非洲的發展迎來了一個重要轉折點。
19 世紀和 20 世紀，現代宣教運動和非洲本土基督教運動在這些早期基礎上蓬勃發展。而當代的五旬節派和靈恩派基督教的興起，又給非洲的教會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步入 21 世紀，非洲的教會已經轉變成爲宣教輸出地，開始在世界各地積極傳播福音。這段跨越千年的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爲四個相互交織的歷史階段來梳理。
耶穌曾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福音最早傳播到的地區之一就是蘇丹。當時，「埃塞俄比亞總管銀庫的太監」（現今蘇丹美羅伊地區的財務官）相信了腓利所傳的福音，接受了洗禮，並將這一信息帶回了非洲。
埃及的科普特教會一直傳承著這樣一種說法：使徒多馬和記錄福音的馬可在亞歷山大教會的創立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北非早期基督教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三世紀末。當時，由於大批猶太社群成員的歸信，基督教得到了迅速發展。出人意料的是，逼迫反而成了推動基督教發展的一股力量——它不僅深化了非洲基督徒的信仰，還激勵他們勇敢地向越來越多對基督教持同情態度的非洲民眾作見證。
此外，在亞歷山大教理學校任教的幾位重要教師也爲基督教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是潘天紐（Pantaenus）、俄利根（Origen）和克萊門特（Clement）。這些教師嘗試用希臘哲學的概念來詮釋基督教，以便北非的知識分子能更好地理解。然而，這種做法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有時甚至會因關於基督本質和三位一體教義的解釋問題而引發激烈的神學爭辯。
君士坦丁大帝的戲劇性信主
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出人意料地皈依了基督教。這一轉變對早期的科普特教會（即埃及教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在非洲的城市地區。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尼西亞大公會議，希望教會領袖們能就基督神性的理解達成共識。然而，這次會議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後，神學上的正統與政治上的忠誠被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做法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導致了教會的多次分裂。
基督教在北非的發展與嬗變
隨著時間推移，埃及的基督教不斷發展壯大。聖經被翻譯成了多個科普特語言版本。發源於埃及的修道院制度也逐漸傳播到了北非西部使用拉丁語的教會。所謂修道院制度，是指神職人員選擇遠離世俗生活，在修道院中修行，有些人甚至選擇獨居苦修，成爲隱修士。到了四世紀，儘管這一制度有時也會引發爭議，但它已經成爲傳播福音和培養信徒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突尼斯境內，古迦太基地區的部分教會開始反對其他教會與羅馬之間過於密切的聯繫。
四世紀時，以多納徒運動（Donatism）爲代表的教派認爲，效忠於羅馬的帝國基督教存在壓榨民眾和信仰妥協的問題。這些教派隨後建立了自己的神職體系和教會組織。不過，也有一些傑出的非洲神學家爲羅馬基督教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迦太基的主教西普裡安和希波的主教奧古斯丁。這兩位主教都深受二世紀著名神學家特土良的影響，後者因其富有激情的言論和深邃的神學思想在迦太基備受推崇。
埃塞俄比亞的基督教君王
當基督教在北非和埃及蓬勃發展，北非教會也開始對羅馬教會產生重要影響時，這一信仰在努比亞（古蘇丹地區）和埃塞俄比亞兩個強大王國中也在穩步發展。努比亞與亞美尼亞都聲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在努比亞和埃塞俄比亞，國王或皇帝的信仰選擇往往決定了全國的宗教信仰走向。四世紀時，一位名叫弗魯門提烏斯（Frumentius）的敘利亞宣教士在當時的阿克蘇姆王國（Kingdom of Axum，位於今埃塞俄比亞境內）教導年輕的王子埃扎納（Ezana）基督教信仰。埃扎納後來成爲非洲最具影響力的基督教君主之一。與此同時，一些重要的民間基督教運動也在蓬勃發展：在埃塞俄比亞，主要是由被稱爲「九聖徒」的敘利亞修道院宣教士推動；而在努比亞，則主要是由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帶動。
千年興衰
在此後的一千年間，埃塞俄比亞的基督教不斷發展壯大，而努比亞的基督教卻日漸衰落。1200 年至 1500 年期間，埃塞俄比亞的扎格韋王朝（Zagwe dynasty）大力推動基督教藝術、文學的復興，並積極擴展教會的影響力。該王朝最傑出的君主拉利貝拉（Lalibela）在巨大岩石中開鑿了十一座宏偉的石頭教堂，希望將其打造成「新耶路撒冷」。然而，扎格韋王朝的統治並非沒有爭議。到了 1225 年，一部名爲《列王紀》的著作問世，以表達對王朝的不滿。這本書聲稱記載了所羅門與示巴女王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兒子——埃塞俄比亞第一位國王米尼利克（Menelik）的歷史。
1270 年，自稱傳承所羅門血統的新王朝取代了扎格韋王朝。這個新王朝在十五世紀扎拉·雅各（Zara Yaqob）統治時期達到了鼎盛。扎拉·雅各將自己比作非洲的君士坦丁，他多次召開教會會議，討論關於基督和安息日敬拜的爭議問題，並大力清除埃塞俄比亞的傳統宗教習俗。然而，就在埃塞俄比亞在雅各統治下達到基督教王國的巔峰之際，努比亞的基督教卻遭遇了滅頂之災。努比亞軍隊在與開羅蘇丹拜巴爾斯一世（Babyars I）的戰鬥中慘敗，隨後被穆斯林統治的埃及所征服。到了 1500 年，基督教在努比亞已經幾乎完全消失。
宣教、政治與奴隸貿易的糾葛
從 1420 年到 1800 年期間，葡萄牙的政治勢力以及來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宣教士主導著非洲大部分沿海地區的發展。當時，教皇頒佈了一項充滿爭議的法令，稱爲「教權贈與」（Padroado），賦予葡萄牙國王在其勢力範圍內的經濟、軍事和宣教等方面的全部權力。在這片土地上，奴隸販子和宣教士爲了非洲人的靈魂而展開了激烈的角力。然而，由於葡萄牙的宣教力量過於分散，難以形成強有力的影響，導致在他們統治的大多數地區，基督教信仰都只是浮於表面。只有安哥拉的剛果王國和索約王國（Kongo and Soyo）以及剛果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Congo）的情況略有不同。在這些地區，天主教、本土化的民間天主教和傳統宗教之間的碰撞持續了數百年之久。
當天主教的影響力在十八世紀末逐漸衰退時，一股新的力量——福音派基督教應運而生。
這一新興的基督教運動既是一場深刻的屬靈復興，也是一股推動社會正義的重要力量。它將個人信仰的熱忱與反奴隸制運動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從而永遠改變了非洲大陸的歷史進程。福音派基督教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對四個核心要素的堅持：聖經至上、十架中心、重生得救，以及積極宣教。
廢奴運動
十八世紀末，英國的福音派領袖和社會各界人士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廢奴運動。十九世紀的英國湧現出許多爲這項事業奮鬥的傑出人物：英國議會議員、反奴隸制立法的積極倡導者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英格蘭反奴隸制協會領袖托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以及著名的英國廢奴主義者格蘭維爾·夏普（Granville Sharp）。這些人都爲廢奴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非洲的福音派人士在廢奴運動中同樣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奧托巴·庫戈諾（Ottobah Cugoano）和奧勞達·伊奎亞諾（Olaudah Equiano）。這兩位來自尼日利亞的前奴隸後來定居英國，他們公開發表了自己獲得自由並皈依基督教的經歷，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許多獲得解放的非洲奴隸遷移到了加拿大的濱海省份。在那裡，他們接觸到新斯科舍省宣教士亨利·阿林（Henry Alline）富有感染力的講道，信仰生活更加深入。
西非福音傳播的重要基地
1787 年，英國在西非建立了專門安置獲釋奴隸的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以該國首都自由城（Freetown）爲中心，一批獲得自由的前奴隸開始在西非各地傳播福音，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非洲第一位聖公會主教塞繆爾·阿賈伊·克勞瑟（Samuel Ajayi Crowther）。1822 年爲美國自由黑人建立的利比里亞也成爲了傳播福音的重要基地。
福音派的宣教事業在非洲
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和英國的福音派復興運動推動了現代宣教運動的蓬勃發展。各種宣教組織和差會紛紛在非洲開展工作，包括非洲內地會（Africa Inland Mission）、蘇丹內地會（Sudan Interior Mission）、蘇丹聯合會（Sudan United Mission）和南非總會（後改名爲非洲福音團契，Africa Evangelical Fellowship）等。這些機構對非洲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非洲的學校、醫院、教會和眾多社會機構，都是宣教士與非洲本土基督徒通力合作的成果。他們還攜手將聖經翻譯成 640 多種非洲語言，這項浩大工程不僅提高了當地人的識字率，也讓更多人認識了上帝。
宣教士們對非洲的獻身精神令人動容。許多人在啓程前往非洲時都隨身帶著棺材，因爲他們深知自己在非洲的生命可能很短暫。確實，不少宣教士最終爲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其中就包括美國醫療宣教士保羅·卡爾森（Paul Carlson），他在 1964 年於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被叛軍殺害。
殖民統治與非洲本土教會的興起
1884-1885 年的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徹底改變了非洲的宣教格局。在這次會議上，歐洲列強瓜分了非洲大陸，以便進行殖民統治和貿易開發。例如，法國獲得了部分非洲國家的控制權，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則取得了剛果地區的統治權。歐洲人認爲非洲仍然處於矇昧狀態，需要開化，於是打著「文明使命」的旗號，爲他們的帝國主義擴張尋找藉口。
面對殖民統治，非洲人並非坐以待斃。利比里亞的威廉·韋德·哈里斯（William Wadé Harris）等新一代先知應運而生，同時在整個非洲大陸上，非洲本土教會組織（African Initiated Churches，簡稱AICs）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些本土教會在非洲各地有著不同的稱謂：在南部非洲被稱爲錫安派（Zionist），在西非被稱爲阿拉都拉教派（Aladura），在肯尼亞則被稱爲羅霍運動（Roho movements）。
到了 1960 年，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陸續獲得獨立時，這裡的基督教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歐洲舶來品。非洲的基督教展現出了全新的面貌：大量本土教會開始以非洲人獨特的方式詮釋基督教義，創造出富有非洲特色的崇拜儀式。
政治救世主現象
在非洲各國獲得獨立後，許多新當選的總統都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大都畢業於宣教士學校，與某些基督教派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領導人在掌權後往往把自己塑造成國家的「救世主」形像。
20 世紀 60 年代，新獨立的非洲國家紛紛接管了原本由宣教士創辦的學校、醫院和各類社會機構。但到了 70、80 年代，這些國家卻逐漸難以承擔起如此龐大的運營開支。於是，那些曾經對教會持批評態度的政府，不得不重新尋求教會在教育、醫療和國家建設等方面的援助。加納首任總統誇美·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的經歷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雖然他曾接受過宣教士教育，但他卻把自己的政治獨立運動描述爲基督教的替代選擇，還說過這樣一句廣爲流傳的話：「先謀求政治王國，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然而，他的政權最終在 1966 年被政變推翻。這樣的政治動盪在非洲其他國家也屢見不鮮。後來，這些通過政變上臺的領導人逐漸讓位於多黨制政治。到了 90 年代初期，這些新興國家開始重新尋求與教會建立合作關係。
90 年代的五旬節運動新發展
進入 90 年代，富有靈性特色的基督教運動給非洲的傳統基督教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批新興的五旬節教會開始傳播治癒和大能的福音。這種信息不僅吸引了底層民眾和心懷失望的人群，更得到了非洲新興城市中那些年輕、積極向上的專業人士階層的追捧。時至今日，非洲的大多數基督徒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五旬節教會的宣教方式和教義的影響。
非洲國家獨立後的基督教發展主要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共同參與的大型非洲神學團體應運而生；二是非洲本土教會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宣教熱情。
時代巨輪轉動，如今的非洲基督徒不僅在全球範圍內遷徙，更積極投身宣教事業。進入 21 世紀初，英國規模最大的教會竟是由一位尼日利亞宣教士牧師領導。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歐洲最大的教會也是由一位尼日利亞籍牧師帶領。加納的五旬節教會（Church of Pentecost）和尼日利亞的上帝救贖基督教會（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等非洲教會已經在世界各地開設宣教中心。學界把這種現象稱爲「逆向宣教」。雖然非洲宣教事業的新紀元才剛剛起步，但它預示著一個令人振奮的趨勢：從公元一世紀埃及小城亞歷山大悄然起步的非洲基督教運動，如今已發展成爲一股影響全球的強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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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非洲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 Africa Study B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