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兩年時間拯救世界！」2024年4月10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執行祕書西蒙•斯蒂爾（Simon Stiell）如此開場。他在倫敦的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Chatham House）發表的高級別政策演講，旨在激發政府層面「大膽的新國家級氣候計劃」和「地球上每一個人的行動」，以利用我們所擁有的短暫時間窗口來拯救我們自己和我們所知的世界。
環保主義的誇張言論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和安妮•埃利希（Anne Ehrlich）的暢銷書《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於1968年出版。他們警告讀者如果不對人口加以控制，災難就會迫在眉睫。儘管他們提出的大部分建議都沒有得到實施，但災難還是尚未來臨。然而，這對夫婦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審視了他們的理論後認爲，「《人口爆炸》一書中最嚴重的缺陷或許是對未來過於樂觀。」
正如阿曼達·蒙特爾（Amanda Montell）在《時尚先生》（Esquire）雜誌中所指出的，悲觀主義的言論在大眾文化中日益盛行。她稱之爲「厄運俚語（doomslang）」的一類表達，包括「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譯註：表示人們帶著消極的預期，沉迷在網上刷消息）、「爛在床上（bed rotting）」（譯註：表示不參與其他日常活動而在床上躺一天，尤其是躺在床上刷手機）和「老房子著火（dumpster fire）」（譯註：原意是「垃圾桶裡的火」，表示不可遏制的糟糕局面）等俚語。阿曼達·蒙特爾認爲，隨意採用世界末日式的負面語言正在影響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惡化的一個症狀是，氣候焦慮現象開始影響年輕一代。
然而，即使是那些承認人類在加速氣候變化中作用的人，這種言論也會削弱目標。氣候科學家凱瑟琳·海霍（Katherine Hayhoe）認爲：「氣候變化令人震驚。」但是，她繼續說，「從飛機安全帶到醫院洗手等方面的研究表明，有關壞消息的警告更有可能讓人們退出，而不是改變他們的行爲。」（10 頁）
在對環境和人類未來絕望的文化敘事中，基督徒有機會分享我們對上帝創造的希望。
根據作者布里特·瑞（Britt Wray）的說法，氣候焦慮症是「一種讓人無法入睡的病症，當夜黑寂靜時，他們會擔心地球很快就變得多麼不適合居住」(第 3 頁)。在2021年的一項調查中，10，000名接受調查的年輕人（16-25 歲）中有近 60%表示他們對氣候變化「非常」或「極度」擔憂。超過 4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焦慮「對日常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
在她《恐懼的一代》（Generation Dread）一書中，布里特·瑞稱讚了「自我療癒 指南、氣候意識治療師以及爲幫助人們應對生態不確定性而出現的家庭手工作坊式導師」的興起(第 3 頁)。但也有一些人，如記者阿比蓋爾·謝里爾（Abigail Shrier）認爲，這種普遍強調氣候數據和治療的做法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方案。她斷言：「許多進步的父母似乎認爲，他們的職責就是在氣候變化的問題上嚇唬孩子們，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30 頁）。她認爲，全球確實正在變暖，但不斷助長孩子們的恐懼很可能會讓他們變得更加焦慮。
氣候焦慮只是年輕人正在努力解決的一系列模糊的全球性問題之一，但氣候往往是將其他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危機。這是一些氣候活動家有意爲之的策略。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在其標題巧妙的著作《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On Fire: The Burning Case for a Green New Deal）中呼籲「對社會和政治變革採取跨部門的方法」（148 頁），將對抗「貧困、戰爭、種族主義和性暴力」等「生存威脅」歸結爲「在我們國家和地球上每一個主要經濟體的文明使命」（178 頁）。她呼籲進行滿牆的宣傳，以加劇人們的恐懼感，並推廣她提出的社會革新建議（271 頁）。
社會關注點的趨同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理查德·紐豪斯（Richard Neuhaus）在1971 年出版的《捍衛人類》（In Defense of People）一書中，在第一個地球日之後就提出了警告。在他的時代，「運動」包括反對種族主義、反戰抗議、環保主義、遏制貧困的努力，以及對人類歷史上所有常見惡事的抵制。所有這些社會關注最終都呼籲人們採取承諾的行動。他指出，許多「有良好意圖的人」都會響應「委身的號召……只要委身的目標對象不再變來變去，或者能將自己聚焦在某種可理解的聯繫中。」（43 頁）。
壓倒性的、有時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問題只會加劇絕望感，並使人類的生存看起來難以忍受。氣候行動主義作爲抵制殖民主義、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和其他問題的保護傘，日益加重了被社交媒體算法所充斥這代人的思想負擔。而這些社交媒體算法爲他們提供內容，使他們更加焦慮和絕望。
真正的生存威脅應該得到極端的回應。氣候活動家對藝術品的破壞和對交通的擾亂，就是爲了做出這種反應。他們認爲，如果世界真的在毀壞，那麼歷史、藝術、美、商業和福祉都不那麼重要了。
然而，大多數年輕人並沒有那麼委身，他們只是想在這個世界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他們「未能」像應對全面戰爭一樣應對「生存威脅」，這只會增加他們的負罪感和焦慮感。此外，對於那些十分關心氣候數據的人來說，因爲存在大量沒有怎麼太關注氣候危機而平靜生活的人，這也讓他們感到沮喪和不安。氣候焦慮所帶來最糟糕的情況，是導致人們失去希望。在某些情況下，正如帕特里夏·麥克考馬克（Patricia MacCormack）在《人類宣言》（The Ahuman Manifesto）一書中所強調的，絕望會導致人類滅絕的主張。
生兒育女既是希望的象徵，也是希望的原因。在 1992 年出版的小說《人類之子》（The Children of Men）中，P. D. 詹姆斯（P. D. James）以她豐富的想像力探索了一個全人類都神祕地變得無法生育的世界。故事的背景設定在最後一代人「奧米加人」出生後的 25 年，突出了自我關注的一代人開始對性不感興趣，強調自我照顧，將寵物視爲孩子的合適替代品，並採用安樂死來避免照顧老人的職責和花費。這些恐怖而似曾相識的態度伴隨著焦慮，而這種焦慮與我們自身文化中日益增長的憂慮是相似的。
氣候焦慮帶來的絕望感和其他壞消息的泛濫，正在導致許多年輕人成爲丁克一族。例如，伊麗莎白·拉什（Elizabeth Rush）的《加速》（The Quickening）記錄了她在前往南極洲研究氣候變化的科學探險隊中擔任駐隊藝術家時，對成爲母親一事的苦苦思索。她決定生一個孩子來滿足自己做母親的願望，但她又費盡心思向自己和讀者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在這種鋪天蓋地的消極情緒面前，擁有生兒育女、享受美食、探索世界以及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自然願望似乎都是叛逆的。無處不在的悲觀情緒有時會讓人們錯過有關環境的好消息。難怪人們對氣候的焦慮與日俱增；氣候變化的文化敘事並沒有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希望。
基督教因其原罪教義而被指責爲悲觀主義，但與許多氣候激進主義相比，它卻顯得格外積極向上。它是解決氣候焦慮問題的最佳良藥，因爲它爲絕望的文化提供了希望的願景。
儘管受到墮落的影響（創 3:17-18），但聖經肯定了所有被造物的美善。儘管最初人類的罪在不斷增長和蔓延，直到上帝通過洪水對世界進行了嚴厲的審判，但上帝仍然重申了人類「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的使命（創 9:1）。在這個美善的世界裡，人類並不是外來物種。
上帝承諾不會讓祂的創造物處於墮落和殘破的狀態。正如阿爾伯特·沃爾特斯（Al Wolters）所說：「上帝不會製造垃圾，祂也不會破壞祂的創造。」（49 頁）《羅馬書》8 章 18-25節中，保羅描繪了被造物渴望被上帝更新的情景，這與我們在復活時得到榮耀的情景如出一轍。我們的更新是通過基督復活榮耀的身體得到確保的。這就是爲什麼保羅強調信徒對被造世界未來的更新充滿盼望。
對被造世界更新的盼望應引導基督徒以符合聖經的社會正義、人際關係的恢復和對被造世界的關愛，在這個世界上尋求實質性的醫治。
我們知道上帝最終會使被造世界變得完美，但在此期間，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對萬物更新的盼望。未來的盼望是基督徒正確關愛被造世界的基礎，因爲它指向福音的高潮，那時「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爲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啓 21：4b）。
在複雜的環境問題成倍增加之前，我們可能只有有限的時間來減少人類對受造世界的影響。但是，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必須建立在對上帝更新受造世界的盼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絕望之上。我們絕不能讓恐懼成爲藉以實現所謂的更大利益之名行惡的理由。在這個日益焦慮的世界裡，福音仍然是我們唯一真正的盼望。如果我們在絕望的文化中活出盼望，我們焦慮的鄰居們可能會開始問我們這盼望的緣由（彼前 3:15）。
譯者：北落師門；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limate Anxiety Paralyzes. Gospel Hope Prop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