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中國家庭教會的領袖們就已經在建立苦難神學了。
今年1月，約有2000名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一個會議中心裡，聆聽提摩太·凱勒、卡森、華裔印尼牧師唐崇榮，以及十多位中國大陸講員的講道。這次大會的主題是教會與文化。中國教會長期處在一個對教會持敵視態度的文化中，這次大會等於在總結中國家庭教會如何思考逼迫和受苦。
這話題非常重要：因爲就在前一個月（2019年12月），武漢市突然出現嚴重肺炎病例。短短几個月內，僅在中國，就有數千人死於新冠肺炎。
這種疾病爲已經承受著苦難的基督徒日常生活，又增添了巨大壓力。自2013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加強了黨對各個生活層面的控制。2017年，政府重申家庭教會是非法的，也就是說未經他們批准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動，無論是在家裡學習聖經、捐款給宗教組織，或在學校裡學習神學，都是不被允許的
幾乎所有的中國家庭教會都有成員遭到過警方盤問。有些教會不止一次地遭到驅逐，也有基督徒被關進監獄。
但出席會議的中國牧者和教會成員，都談到與警官分享福音、爲同獄犯人祈禱，以及願意爲基督受苦的美好見證。
「教會的標誌就是十字架」，一位牧師這樣告訴聽眾，「如果你實實在在地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必定會遭受逼迫。但與此同時你也會擁有復活的大能，以及承受苦難的能力。」
凱勒指出，許多時候痛苦可能導致自憐、自義、恐懼、苦毒、仇恨、倦怠和沮喪。
「我看到中國家庭教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這些陷阱和問題。」他告訴聆聽他講道的教會領袖們，「我相信這一神學在世界其他地方並未教導到位。當仇敵來到的時候，我認爲很多基督徒沒有受過上面我說的那些警告，他們會因此落入陷阱。」
「我希望中國教會能夠將正學習到的各方面，教導其他地區的地方教會。」
在形成自己的苦難神學之前，中國教會就已經在實踐苦難神學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基督徒在密閉的窗戶後面，用偷運進來的聖經和微弱的歌聲，進行小型敬拜。敬拜結束之後，他們會陸續離開。他們晚上在附近的河裡受洗，把聖經藏在床墊底下。如果被抓住了，就會被關進監牢。
一位來自中國北方的牧師說，上一代「沒有寫在紙上的系統神學」。「他們沒能理出一個系統。但他們和我一樣，知道神掌管一切。他們讀過《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他們知道神在上掌管一切。」
這種受苦有一個好處：顯明誰是或不是基督徒，即便那時掛名的信徒不多。《聖經》中的經文——羅馬書5:3-4、羅馬書8:18、腓立比書3:10等——仍然真實地和每個人密切相關。
事實上，苦難成了中國基督教的一個標誌，以至於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政局相對平靜的期間，老一輩基督徒對此開始感到憂慮。如果沒有受過迫害，下一代該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呢？」中國夥伴「的負責人王弟兄則說，老一輩的基督徒擔心孩子們會因爲信仰未經考驗而軟弱。他們想知道，「我們應該祈求逼迫來臨嗎？」
但他們不用祈求，只需要等著，逼迫就已經來了。
1990年代，中國對外貿易的限制逐漸取消。貨物、服務還有人員都開始跨越國界，互聯網雖然受到限制，但也已經與國際連接。
家庭教會的聚會開始比以往更公開了一點。他們可以從政府批准的教會書店購買聖經，可以在網上聆聽講道。少數家庭教會甚至能夠送牧師到海外神學院深造。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接觸到（甚至有的人擁抱了）改革宗神學。
「中國夥伴」的漢娜·尼遜說：「聖約神學引起了中國基督徒的共鳴，因爲他們具有強烈的集體認同感。」她還認爲，對於那些習慣生活在一個宏大敘事中的人來說，一個包含創造、墮落、救贖和成全的大敘事顯得更吸引人，因爲他們自己的國家就是一個宏大敘事。
改革宗神學能讓他們清楚地勾勒出民族自身過往與苦難的關係。
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教授葛富恩在1979年寫道：「和加爾文一樣，我們必須認識基督的整個生命是不斷背負十字架的生命，因此，基督徒的全部生命——不僅僅是某些部分——也應持續地背負十字架。」他的教導（其中一些已經翻譯成中文）影響了對包括前文所說的王弟兄在內的一些中國神學家。（葛富恩出生於北京，父母在是在華宣教士。1949年被共產黨人趕走，隨後將改革宗神學傳入台灣。）
罪惡的世界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十字架，從遭人誤解到摔斷骨頭，以及病毒帶來的疫情。我們不斷地落入不那麼完美的生活中。但是基督徒不是唯一會經歷苦難的人，所有人——包括不信的人——都在忍受這地的詛咒。那麼，什麼讓基督徒的痛苦與別人不同呢？
葛富恩解釋說，「在祂的苦難中有份，就是因被造而活在罪惡的詛咒和終將死亡的身體中，並不只是簡單地承受著（無論是泰然地承受，還是以任何其他罪惡的自我中心，叛逆的方式承受），而是爲基督而承擔，並且爲祂而活。」
換句話說，基督教的受苦是有目的的。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們，如果你已經忘記了，我們過著「已然和未然」的生命。像耶穌一樣，我們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裡，也在一個屬靈的現實中。在我們裡面，有著因罪惡身體而帶來的痛苦，也有聖靈。可以說，我們被困在兩個世界之間。
這不是一件壞事。苦難改變我們——「苦難或者使你成爲更好的基督徒，或者成爲更糟的基督徒，卻絕不會讓你原地不動。」凱勒告訴與會者。
中國教會可以驗證這一道理，他們當中有出於恐懼而關閉教會的牧師。事實上，整個三自愛國運動都以承諾效忠於國家換取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當問到一個受逼迫的年輕教會，苦難如何改變了他們的帶領者時，他們報告說牧者的講道改善了，信心也顯得更加堅定。另一位牧師則讚美說監禁讓他把基督教神學的理論知識轉化爲深刻的、現實的信仰。
希伯來書說，耶穌因爲「受苦難」而「得以完全」，（希伯來書2:10）我們也是如此。試煉不是神不喜歡我們的標誌，相反，試煉是祂深深的愛。他管教我們，使我們成全。事實上，我們的確要經過許多苦難，才能進入祂的國（使徒行傳14:22）。
苦難也同時揭示了神的榮耀。耶穌告訴保羅（林前12:9）：「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當我們在「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面前崩潰的時候，神能支撐起我們，讓我們能承受。這保持冷靜，善良，和滿懷盼望的能力，全是祂的，我們這樣反應是榮美的，這榮美也屬乎神，這榮耀了祂。
另一位牧師西蒙·劉（化名）提供了一個不同的畫面：「在一個人人都在尋找快樂的世界裡，我們通過面對苦難和奉獻自己的方式來榮耀神。在一個腐敗的、弱肉強食的社會裡，我們卻願意捨己讓人吞吃。在一個人人都注定要死的世界裡，我們成了耶穌基督的器皿，祂是那真正給予生命糧的那位。」
那麼，中國教會在現實生活中看起來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如何「在基督裡」對他們來說尤爲重要。
葛富恩認爲，「從歷史上來看，宗教改革以來的教會比以往更緊地抓住基督十字架和福音是如何地『爲我們』，而比較少強調同樣是福音所帶來的『與祂一同』，尤其是『與祂一同受苦』。」
但中國教會沒得選擇。苦難一直伴隨著他們，不僅僅是一般的，因罪而來的痛苦，還有嚴酷的逼迫。美國人進行的學術討論對中國教會來說就是生活中的現實。
習近平政府不再試圖監察人們的信仰，那是毛澤東在上一個年代的做法。相反，它側重於迫使人們表現忠誠和行爲良好，以此驅使家庭教會受中共控制，並且以扣「社會信用」的方式懲罰參加家庭教會的成員，而社會信用會對人們購買機票或火車票、租房或房貸是否能獲得批准帶來直接的影響，甚至還會直接影響就業。
以福音爲中心的家庭教會可以抵制這樣的控制，但不是透過公然的反對或者抵擋政府，而是通過傳講傳福音的方式。
一位來自上海的牧師說：「我用神的道裝備會眾。這樣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們都知道到從哪裡獲得信心和安慰。」
這位牧師剛剛完成了《啓示錄》系列講道，對啓示錄的研究引導他認識了同樣受逼迫的早期教會，也讓會眾認識到政府和國家會成爲人的偶像——無論是共產政權還是民主政治都會成爲偶像。他還在週三晚上的研經聚會中帶領彼得前後書查經，成人主日學則教導了來自國會山浸信會的《認識苦難》課程。
一位來自他教會的、在企業擔任項目經理的38歲成員說：「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上帝自己準備我們所需要的信心，並提醒我們在基督裡的盼望。」
她沒對查問他們的警察表示生氣：「警察也是罪人，他們也正在落入地獄中，所以我們需要憐憫他們——他們需要聽到福音。」
從她的牧師那裡，她知道「我們不能保護自己。除了在基督裡，再沒有安全的地方，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俄羅斯，都不是我們的安居之所。」
但是，即便基督徒和基督緊緊連結，迫害仍然是可怕的。
「我不想受逼迫，」一位來自北方的牧師說。當警察把他拖到車站時，「我非常害怕。我的心跳得很快。」警察希望他公開撤回他和其他458名家庭教會牧師一起簽署，譴責政府宗教事務條例的聲明。
他拒絕了。相反，他與他們談到福音，並回答他們關於永恆和復活的問題。
警察們告訴他宗教是荒謬的，鋌而走險、簽署那樣的聲明是危險的。警察們要他不要給自己找麻煩，不然事情會變得更糟。
「神學對這種時刻有幫助，」這位牧師說，「這提醒我們是神在掌管，而不是警官們。」
他提醒他的會眾，信心必須受到考驗。他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們曾經在敬拜時遭到過突擊檢查，當時長老們被拖到派出所接受審問，聚會的場所被貼了封條。
他們因此換的新場所較小，和老地方相比，原先的地方更舒適——那裡有一個較大的廚房，可讓他們每週一起吃飯。牧師告訴他們不要抱怨，但要珍惜每次他們相見的時候，珍惜他們一起吃的每一頓飯。他警告他們不要讓舒適成爲偶像。
王怡牧師於2018年寫道：「信仰上的抗命和肉體上的忍耐，都是我們見證另一個永恆世界和另一位榮耀君王的方式。」那是在他將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非法商業活動」被判處九年徒刑的一年之前。他指出，「十字架意味著在不必受苦的地方情願受苦。」
這就是癥結所在。只要教會註冊在三自愛國運動之下，他們就能避開這些苦難，他們就可以合法地見面。唯一的問題是：他們必須承認共產黨——不是耶穌——是教會的元首。
很少有人願意這樣做。但是，這些家庭教會的牧師們會爲他們能夠讓步的空間定不同的界限。
曾經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浸信會實習，現在在中國服事的一位牧師說：「王怡牧師不允許政府在會堂裡安裝攝像頭，但我認爲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爲即便你不讓他們裝，政府也可以在教會門口裝，這沒什麼區別。所以對我來說，裡面裝一個也行。」
這位牧師認爲如果把講道稿發給政府有關部門（「只是作爲記錄，而不是給他們審查，反正我們橫豎都會放在網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警察進入教會、想要在講台上說一個通知（例如，關於公共衛生的提醒），他也會樂於把麥克風讓給他們。
但如要在會堂裡掛一面國旗呢？他會堅決抵制，哪怕這意味著要坐牢。因爲這對他來說，就意味著把對國家的忠誠凌駕在對神的忠心之上。
當我們從遠處觀望的時候，這些答案會令人困惑。同樣是忠心傳講福音的牧師，爲什麼一個反對攝像頭，另一個卻容許？爲什麼一個會允許懼怕警察的會眾留在家裡看聚會直播，而另一個則會告訴會眾，你們不要懼怕人，你們應該來出席聚會——哪怕明知那天會受衝擊？
要記得，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來自中央的政策本來就很模糊，因此在每個地方執行時，都會有點不同。同樣是兩百個人的教會，在農村比在城市更引人注目，教會與教會之間在會眾成熟程度和帶領者的教育程度上差別也很大。
所以，雖然每個牧師對他允許的事情有點不同，但他們都在自己的立場上非常堅定。「對於每個正在面對這一問題的人而言，這是個黑白分明的問題。」王怡牧師的一位同事這樣說，」他們都站在神的話語基礎上。所以對於安裝攝像頭的問題，王怡牧師會問：『聖經給了政府什麼樣的權柄？是否包括安裝攝像頭的權柄？』」
他藉著補充：「你可以看到，別人對這個問題會有和王怡不同的看法。」
雖然這些家庭教會的牧師，願意爲之坐牢的觸發點各有不同，但他們都願意坐牢。
在判刑前，王怡牧師曾被多次帶進派出所。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他都會告訴警察他的底線是什麼：不會否認耶穌，也不會丟棄主的教會。他這樣宣告的結果是備受攻擊，他也清楚這一點。
他告訴一位朋友：「我把自身的安全置於危險之中，以此換取我靈魂的安全。」
這位朋友將來可能會面臨同樣的情況，他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向上帝這樣禱告：『我願意成爲一個爲你而受捆鎖的牧師。』做出那個禱告的時候，我心裡就得了自由。」
他不願意看到王怡坐牢，但他知道這就是神對王怡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裡，對人來說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這就是爲什麼年輕的神學院畢業生選擇了回到中國服事，而不是留在可以合法宣教的美國牧會的原因。
其中一位畢業生這樣告訴福音聯盟：「實際上，我這樣做是出於恐懼。」但他恐懼的並不是進監獄。儘管美國教會給了他職位，他卻決定回到國內牧會。留在相對安全的美國意味著他沒有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而他知道，那是更加危險的。
這些牧師所做的艱難決定背後，是進到「基督裡面」的渴望。這就是他們甘願付上生命代價的根本原因。
在新冠病毒登陸美國之前，美國基督徒也已看到美國文化如何削弱了美國的基督教精神。
「現在在西方社會，我看到對基督教的反對程度，相比你們這裡是非常小的。但與我們過去所經歷的反對相比卻多了很多。」凱勒就此展開並告訴與會者，「在當下的西方社會中，因爲害怕被世界鄙視和拒絕的年輕基督徒們，他們開始變得被迫退縮，也就是低頭不認自己是基督徒、完全隱藏自己的信仰；或者開始妥協，削去不受歡迎的基督教教義，並且不再相信它們。」
除了恐懼之外，逼迫也可能導致憤怒。
「許多美國基督徒會陷入憤怒情緒。」凱勒對一些中國教會的牧者們說，「但我看到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卻不是這樣。家庭教會的領袖們常常告誡他們的會眾不要用憤怒去回應逼迫。」
與其任由自己陷入苦毒、自義和憤怒，凱勒說：「我們需要教導自己，認識自己內心的偶像，然後爲之悔改。」
逼迫、遭遇反對、爲之受苦……這就是神的計劃，這計劃不僅僅是針對中國教會的。事實上，也許中國教會已經爲這樣的時間預備好了自己。
「曾經有逼迫，之後有一段和平的時期，供教會儲備神學資源和建立框架；現在逼迫又在臨近，教會再一次受到煉淨。」凱勒在回顧了中國教會的歷程後說，「我們看到神正準備中國教會去服事世界各地的教會。」
中國教會所傳講的信息並不複雜。
「讓我們看看耶穌是如何生活的，讓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生活。」一位有影響力的家庭教會牧師告訴福音聯盟，「正如神差遣了基督，祂也照樣差遣我們。」
譯：Casper；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Chinese Pastors Developed Their Theology for Suff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