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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是誰？」的存在主義思考爲電影戲劇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最近在好萊塢，人們對角色自我發現的戲劇性已經演變成一種無以復加的癡迷。「戲劇」已經不再是角色做了什麼或對他們做了什麼，而在於他們發現或堅持自己是誰。
當「誰」的身份涉及性、性別和種族等政治化身份類別時，情況尤其如此。好萊塢越來越熱衷於突出這些故事。
然而，儘管描繪多樣化角色有很多優點（這也是電影製作的巨大潛力之一），但當「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本身成爲一種戲劇目的時，電影往往會受到影響。現代電影中的主人公不再是賢良淑德、令人信服、可愛或英勇的，他們往往被身份問題所困擾，令人反感地自我指認，總之很無聊。導演和編劇爲了「身份政治」，犧牲了引人入勝的人物性格，使他們變得平淡無奇。
以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三部影片爲例：《音樂大師》（Maestro）（七項提名）、《芭比》（Barbie）（八項提名）和《美國小說》（American Fiction）（五項提名）。我發現每部影片都有值得欣賞的地方，但總的來說，我認爲它們是這一趨勢中令人失望的例子。表面上看，這些影片的主人公希望對人物的塑造比標籤分類更豐滿——這些標籤包括：性（《音樂大師》）、性別（《芭比娃娃》）和種族（《美國小說》）。但到頭來，他們卻完全被這些分類所定義。電影將他們的人格簡化爲單一的維度，爲了「論述」的利益而服務，而不是爲了陶冶觀眾的情操。
這是個悲劇。之所以說它是悲劇，是因爲它將人物扁平化，使其成爲乏味的「觀點棋子」，對人性中更有趣的層面卻未加探索。但同樣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它反映了在這個社會中對身份的過度關注——以及其中簡化的公式——代表了一種真正的壓力和沉重的負擔。與這些電影所暗示的相反，今天的年輕人需要知道，生活中最精彩的戲劇並不是在「性、性別、種族」的身份矩陣中發現和表達「真我」。
《音樂大師》的「性身份」單音交響曲當我觀看網飛出品的關於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由布拉德利·庫珀Bradley Cooper飾演，曾獲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權威」傳記片《音樂大師》時，我曾希望更多地了解這位著名指揮家和作曲家音樂天才的生平和本性，包括他的猶太信仰如何影響了他的藝術。我還希望了解他在美國音樂史上的地位。然而，我卻只了解到伯恩斯坦的同性戀性生活，以及這如何影響了他與費利西亞·蒙蒂亞雷格雷（Felicia Montealegre，凱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飾演，曾獲最佳女演員提名）公開的非單一伴侶婚姻和他們的三個孩子。
從開場（我們第一次見到年輕的倫納德與另一個男人在床上）到結束時的場景（在「驚懼之淚」（Tears for Fears，是一個英國樂團）的「吶喊」（Shout）音樂背景中，我們看到年邁的伯恩斯坦猥瑣地與一名年輕的指揮系男生共舞），《音樂大師》一直專注於伯恩斯坦的性取向——彷彿這是他最有趣的一面。
庫珀（同時也是本片的導演）似乎想把伯恩斯坦描繪成一個「複雜」的、多維度的、難以簡單歸類的謎。有一次，伯恩斯坦宣稱：「世界希望我們只有一個身份，我覺得這很可悲。」然而，從影片的大部分情節來看，庫珀確實希望伯恩斯坦只有一個身份：他的性取向和性生活。當庫珀將影片的主題（伯恩斯坦的肉體探索）鎖定在這一點上，最終使一個有趣的人物變得平淡無奇，也使故事失去了真正的戲劇性。邁克爾·德·薩皮奧（Michael De Sapio）在《保守派的想像力》（The Imaginative Conservative）雜誌的評論中如是說：
「倫納德·伯恩斯坦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藝術，而不是他的罪和對婚姻的不忠，因爲他的罪和不忠與全世界數百萬可憐的靈魂相似。因此，作爲一部電影的主要題材，他的罪和不忠行爲毫無趣味可言。誠然，伯恩斯坦的雙重生活，他悲劇性的自我分裂——婚姻美滿卻又追求同性情愛——以及這如何影響了他作爲藝術家的公眾生活，無疑具有道德和心理意義。但是，影片製作者將這一衝突置於中心位置，而輕視了伯恩斯坦真正的內核——他的音樂思想和激情，最終使影片失去了製作（或觀看）的意義。」
雖然許多人認爲感恩節爭論的場景是《音樂大師》中最精彩的片段，但在我看來，最精彩的場景出現在庫珀扮演的伯恩斯坦指揮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的終曲時，該場景再現了 1973 年倫敦交響樂團在伊利大教堂的精彩演出。場景設置在一座高聳入雲的大教堂中，庫珀以伯恩斯坦飽滿的指揮風格，將電影的中心簡短地集中在一位大師級藝術家對美學超越的追求上，而不是他無趣的性犯罪上。
不關注中心人物的性取向，也能拍出引人入勝的傳記片。比如《卡波特》（Capote），菲利普·西摩·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憑藉該片中的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一角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雖然卡波特的同性戀身份無疑是其人物角色的一部分，但這絕不是影片的重點（影片認爲作家的文學創作更爲有趣）。無數其他傳記片都成功地展現了迷人的人物形像，而無需描寫他們的房事習慣。
雖然格蕾塔·葛韋格（Greta Gerwig）的《芭比》與《音樂大師》是不同類型的電影，但它同樣關注身份政治（這裡指的是性別）。影片的核心主角——芭比（瑪格特·羅比Margot Robbie飾演）和肯（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飾演），以及影片中的所有其他芭比和肯——都執迷於性別如何定義和不定義自己。他們在片中一直在與女權主義、父權制以及男女之間的關係作鬥爭。
肯和芭比都想打破條條框框（有時是字面意義上的），渴望超越刻板印象或消費者的期望，擁有健全的人性。但葛韋格的影片卻將他們的角色扁平化，將他們的性別身份單一化，從而簡單化地塑造了他們。可以肯定的是，性別是每位男人或女人生活的一個維度，而且是一個豐富的維度，但它不是唯一的維度。然而，對於《芭比》中的人物來說，這似乎是唯一值得探索的維度。
瑞恩·高斯林飾演的肯獲得奧斯卡提名（羅比沒有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葛韋格也未能入圍最佳導演獎）在網上引起的軒然大波，證明了這部電影及其引發的討論在多大程度上被固定在性別問題上。很少有人談論高斯林表演的優劣，也很少有人討論羅比的表演爲什麼值得獲得最佳女主角獎。人們只知道他是個男人，而她是個女人。他們的性別掩蓋了他們演技的光芒。
而在《美國小說》中，主角的核心定義不是性別，而是種族。傑佛瑞·萊特（Jeffrey Wright，曾獲最佳男主角提名）在片中飾演塞隆尼斯·「蒙克」·埃里森（Thelonious 「Monk」 Ellison），他是一名教授和小說家，有意將自己的職業定位爲「碰巧是黑人的作家」，而不是「黑人作家」。
蒙剋意識到，如果他能寫出富裕的自由主義讀者希望購買的那種充滿艱辛、邊緣化的黑人故事，就能賣出更多的書，從而減輕他們的負罪感，這就是這部諷刺電影的戲謔之處。於是，他戲謔般地給自己的經紀人寄去了一份手稿——《我的帕福學》（My Pafology）——其中充滿了黑人的苦難、創傷和充滿口水的「真實性」。這本書最終爲他贏得了迄今爲止最豐厚的圖書合約、著名文學獎項以及好萊塢電影改編權。
小說中偶爾會有尖銳的諷刺，但最終，它將萊特所飾演的角色——無論他多麼想不被歸類——簡化爲一個被種族分類束縛的角色。即便蒙克在工作和生活中試圖顛覆人們的預期，打破刻板印象，但他的身份從根本上說還是與種族論調有關。
這固然是他身份的一部分，但我在觀影后仍有許多疑問，究竟是什麼決定了他的身份？是什麼激勵他成爲一名作家？是什麼定義了他的藝術？他的主要知識興趣是什麼？他人生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和《音樂大師》一樣，《美國小說》也在表達，電影主角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於他做了什麼或創造了什麼，而在於必須定義他的邊緣化身份。蒙克曾一度譴責觀眾對「扁平化了我們的生活」的黑人書籍的渴求。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沮喪感，但可悲的是，《美國小說》也同樣扁平化了蒙克本人。
《美國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蒙克的弟弟克利夫（斯特林·K·布朗，曾獲最佳男配角提名）——是個同性戀，他與妻子離婚後與男性情人私奔。和蒙克一樣，我們對克利夫的興趣、愛好或一生的事蹟（除了他是一名外科醫生外）知之甚少。我們對克利夫了解最多的就是：他是個同性戀。在一句悲慼的台詞中，克利夫向蒙克感嘆，他們的父親在克利夫公開同性戀身份之前就去世了：「他從未了解過完整的我。」對克利夫來說，他的同性戀身份標誌著他自我的完整，這是多麼可悲。但這恰恰說明了這些影片中扭曲的想像力，以及對人身份的過度簡化。
同樣，在無數影片中，角色的性別或種族非常重要，但並不會完全定義角色。例如，在去年獲得奧斯卡提名的《伊尼舍林的報喪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中，兩位主角（科林·法瑞爾（Colin Farrell）和布萊丹·格里森（Brendan Gleeson）的男性性別就非常重要，因爲男性友誼的脆弱性是影片探討的重要內容。但是，身爲男人並不是這些角色的唯一特徵，他們也沒有在銀幕上花任何時間談論這一點。
萊特是一名出色的演員，他曾出演過許多角色，其中種族是角色身份的一部分，但遠非全部。他在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法蘭西特派》（The French Dispatch）和李安（Ang Lee）的內戰題材影片《與魔鬼共騎》（Ride with the Devil）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幾個例子。在這些影片中，萊特的黑人膚色並非偶然或不重要，卻不是決定性的特徵。
像《音樂大師》、《芭比》和《美國小說》這樣的電影——在身份政治的說教式氈板上，人物被扁平化爲故事畫板中的人物——這是一種人類學薄弱、不穩定的文化表現。在一個世俗的時代，人們對「作爲人」的定義幾乎沒有共識，因此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主觀。
每個人都有責任：（1）確定自己想成爲什麼樣的人；（2）成爲這樣的人；（3）以獨特的方式在世界上表達出來。但這三重身份的構建與其說是一個機會，不如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正如阿蘭·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所說的那樣，它變成了一個耗盡生命（和文化，從這些電影中可見一斑）的項目：一個不斷向內追求和向外表現的過程，讓人焦慮不安、精疲力竭——「對自我感到厭倦」。
基督信仰提供了一種更好的方式。跟隨基督就是屬於基督（弗 2:13）。我們不屬於自己（羅 14:7-8）。我們身上最重要、最有趣、最有生命力的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 2:20）。這並不是說我們與眾不同的身體或文化屬性不重要，它們固然重要。它們只是不像流行文化讓我們相信的那樣是終極或決定性的。
基督徒的身份不需要不斷地創造和再創造，證明和再證明。它是一種由聖靈塑造並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的身份（西 3:1-13）。在基督教中，「新我」不是我們努力爭取的獎品，它是我們欣然接受的禮物。這個新的身份是最好的身份，不是因爲它是以某個享有特權的種族或性別爲模板，也不是因爲它以某種稍縱即逝的文化記號爲標誌，而是因爲它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 4:24）
譯：北落師門；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In These Oscar Movies, 『Identity』 Flattens Charac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