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正義使命團(IJM):獲得成就,面對新難題
2021-03-03
| Sarah Eekhoff Zylstra

2016年,國際正義使命團(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IJM,以下簡稱「使命團」)對於自己在減少菲律賓街頭綁架和兒童性販賣(sex trafficking)這一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興奮不已。

在那過去的13年間,他們協助營救了超過1450名受害者,讓175餘名人販子落入法網。他們在菲律賓三大主要都市圈裡將未成年人性販賣的數量平均降低了近80%。

「在每個方面,我們都看到相比五到六年之前,兒童性販賣不再那麼猖獗了,」一位馬尼拉政府官員於2016年這樣告訴使命團。「而且是急劇下降。原有的商業性販賣大大減少,以至於我們在性販賣中幾乎看不到兒童的身影。」

該組織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培訓當地執法機構抓捕和起訴作案者上,以此取得了成功(這項策略是使命團的創始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和人口販賣研究所【Human Trafficking Institute】的聯合創始人維克多·布特羅斯【Victor Boutros】在《蝗蟲效應》【The Locust Effect】一書中提出的)。但就在使命團能夠將「幾乎完全消除菲律賓兒童性販賣」這一條從任務清單中劃出時,他們注意到了一個新問題。

問題始於2011年一些零星的案件。菲律賓執法機構開始收到西方政府轉交的案件資料,這些資料提醒他們注意在收繳的電腦中發現的菲律賓兒童受性侵犯的照片或視頻。

「這個數字開始上升,」使命團東南亞項目資深負責人布里安娜·格林(Brianna Gehring)說道。「在2014或是2015年左右,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在2015年,菲律賓政府每個月會收到2000多條有關網絡兒童性剝削(即強制網上賣淫——譯註)的報案。

從幾個方面而言,網絡性剝削比以往其它形式的罪行性質更爲惡劣。首先,孩子年齡更小——商業性販賣(即被賣爲妓女或孌童——譯註)受害者平均年齡是16或17歲,而86%的網絡性販賣(即被強迫在網上從事色情活動——譯註)受害者年齡低於18歲,52%低於12歲。(在使命團協助營救出的網絡性剝削兒童中,年齡最小的只有2個月。)

同時,網絡性侵犯中出現了更多男孩(大約20%),使命團公關負責人麥琪·庫特里爾(Maggie Cutrell)說道。「在之前的商業性販賣項目中,我們很少遇到男性受害者。」

同時,被營救出的受害者中常常會出現兄弟姐妹(大約60%)都成爲受害者。

當使命團看到作案人的改變時,所有這些變化趨勢都說得通了。使命團協助破獲的網絡性侵犯案件中80%的作案人都是家中的親朋好友,而不是當地的皮條客和酒吧老闆。幾乎有一半是家長。

由於這些父母、姑嬸和鄰居急於脫離貧困且常常認爲家人實行的侵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侵犯,他們便開始將孩子暴露的照片和視頻販賣給網絡上的顧客。

對於那些本以爲離實現目標近在咫尺的使命團工作人員而言,這種新興的、更爲黑暗的奴隸形式令人心碎。

「使命團相信我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隸制的終結,現在想來或許還是任重而道遠,」 庫特里爾說道。

「毫無疑問,當你面對大規模的邪惡和暴力,尤其是在第三世界,這會讓人感到毫無盼望又筋疲力盡,」豪根說道。「『我如何才能在一片充滿痛苦和不公義的汪洋大海中創造出一個神聖的穩定體系呢?』但之後,有人提醒我們:我們服侍的這位神並沒有要求我們施行奇蹟。他只是讓我們把手中已掌握的東西交託給祂。」

此時此刻,使命團的手中已經掌握著不少東西了。

「我們做得到」

1997年,人權律師豪根爲聯合國調查盧旺達大屠殺之後,成立了國際正義使命團。他曾見過的事情使他確信,法律的缺失雖然邪惡但又可以避免。

「在使命團存在的最初十年中,我們聚焦於營救個人和家庭脫離奴役,」庫特里爾說道。使命團的律師和受害者共同經歷了一個又一個低效、破碎的司法體系,尋找什麼方法有效、又有什麼需要改正。

「在第二個十年中,我們在兩個平行的軌道上同時運作——一方面營救受害者,同時也嘗試改變司法體系,」她說道。使命團的律師已經使數百名強姦犯、人口販子和奴隸主得到有罪判決培訓了危地馬拉三個主要行政區的法官和檢察官;並利用美國的影響敦促柬埔寨當局著手解決兒童性販賣問題。

「使命團來到這裡說:『我們做得到,』」使命團東南亞項目副主任薩居·馬修(Saju Mathew)說道。「我們可以爲受害者的生命帶來改變。我們可以改變司法,讓它運作得更好。如果你創造出一個新常態——確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們在各地都看到了巨大的改善,」格林說道。2009年,馬尼拉都市圈每100名商業性工作者中有8名未成年人。截至2014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5名;到2016年,下降到不滿2名。(實際上,報導稱,「在2016年的調研中,數據採集者難以找到可明確指認出的未成年性販賣受害者。」)

在柬埔寨,兒童性販賣被「幾乎全部消滅」。這項顯著的成功讓使命團將重心轉移到了勞工販賣。相同的情況開始出現在菲律賓——2012年,使命團的年度報告指出,開設第三個辦公室不是爲了建立救援行動,而是爲了「性販賣倖存者的保護與康復。」

2013年的年度報告帶來一片歡欣鼓舞:使命團的策略起效了。「我們目睹了幾年之前都無法想像的成就,」豪根寫道。「爲窮人伸張正義是有可能的。面對這項緊迫的任務,這是成就斐然的一年。」

但除了更嚴格的反販賣法律,在全球培訓的近23000人,以及倖存者回到校園並創立小生意的故事之外,還出現了這個故事:「在菲律賓,我們營救了三姐妹——最小的只有兩歲——她們受性侵犯的視頻被上傳到了網絡。」

「令人心碎」

一旦你打壓了實體的妓院和皮條客,他們自然會轉移到網絡上。但這卻不是正在發生的情況。

在100多起使命團執行的營救行動中,「我們沒有在任何一個案例中看到,作案人曾經涉嫌街頭或是實體的販賣,之後才轉移到網絡上的,」格林說道。

他們也沒有在其他國家看到這樣的變化。

「菲律賓的獨特之處在於這裡有許多講英語的人,有大規模的貧困和高速寬帶網絡,」庫特里爾說道。(在2016年,大約56%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聯網。)「通常而言,西方國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會有某個顧客發出請求,付錢觀看線上直播的性侵犯。」

他們會爲一場「演出」支付20到150美元,使命團說道。對於一個家庭平均收入爲5000美元、有22%的人口生活在全國貧困線以下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大筆錢。

對於一些成年人來說,這看起來是筆可觀的收入。

「人們有一個潛在的認知,如果戀童癖沒有直接觸摸孩子的身體,這對孩子就沒有傷害,」格林說道。「或者,如果確實是在身體上進行了性侵犯,人們也不會認爲這對孩子有影響,因爲他們並沒有讓陌生人觸摸孩子。」

貧困是「串連起一切的重點……但我們並沒有發現他們這麼做是爲了獲取食物、謀取生存,」她說道。「他們的生活狀態大多潦倒,但並不一定到了露宿街頭的地步。他們家中通常有四面牆,有電力,還有好幾個電子設備。」

「我們發現一個社區中會有一名婦女先開始做這件事,然後她會告訴別人這麼做可以掙一大筆錢。一個重災區就會出現,同一區域中有五六個人都在做這件事。」

但這次,受害者與之前有所不同(更年幼,比之前出現了更多男孩,大多是兄弟姐妹),人販子改變了(大多是家庭)的同時,顧客也不同了。

「在傳統的基於街頭的性販賣中,顧客並不一定在主動尋找年幼的兒童,」格林說道。「他們或許在找一名年輕的女性,如果她碰巧不滿十八歲,那正好。在網絡上,他們尋找的就是未成年人。」

同時,這些顧客不是本地人,這意味著菲律賓當局不一定會發現這些侵犯事件,除非西方執法機構或是國家失蹤與受虐兒童援助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簡稱NCMEC)發出警報。這些照片會被發送到菲律賓權威機構,他們則會追蹤發送照片的電腦。(許多交易發生於社交媒體私信或是Skype,格林說道。)

這些執法機構每個月會收到2000多條轉介信息,他們「無法按優先級分類,」格林說道。「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張是重複的照片……我們正在與國家失蹤與受虐兒童援助中心和其它執法機構合作,找到評估罪行的方法,這樣我們可以初步瞭解究竟在發生什麼。」

除非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他們就沒有辦法判斷網絡市場比過去的街頭市場規模更大還是更小。

「這項任務艱鉅,」庫特里爾說道。「我們聽到了令人心碎的倖存者故事,尤其是因爲作案人通常是一位親戚或是家庭至交。」

在一起案件中,使命團協助營救了三個孩子——年齡分別爲3歲,9歲和11歲——他們的父母曾直播他們受性侵的過程。在另一起案例中,六名年幼兒童——大多不滿7歲——在自己數千張受性侵的照片和視頻被發送給了19個國家的戀童癖之後,得到了營救。兩名菲律賓女性在強迫自己的孩子、侄子和侄女擺造型拍攝不雅照,並在彼此身上做出性行爲之後受到逮捕。另一位母親在答應提供自己對她8歲的女兒做出性行爲的直播之後受到逮捕

這些罪行的可怕性足以壓垮和勸退最堅定的營救人員。但這些不堪的狀況也爲任務中注入了意義和緊迫感,使任何成就都注滿了深深的喜樂。

「因爲使命團也參與了後期關懷的過程,我們目睹了被營救的倖存者現在狀態大有好轉,」庫特里爾說道。「從項目的角度而言,由於使命團在菲律賓的工作,成百上千的兒童從一開始就不會受到侵犯了。我在親眼目睹的倖存者經歷中,以及我們的案例工作中看到了改變,這給我希望。」

希望

「當我們開始這場戰鬥時,最充滿希望的一點就是與國際和當地執法部門在這一層面上的合作,」格林說道。「第一個(營救街頭性販賣兒童的)項目開始於2000年代早期,歷經15年達到了『我們知道上千名兒童永遠不會受到剝削,因爲體系有效』這樣的狀態。」

「對於網絡這個類型的犯罪,我們能更快地達到這一狀態。」

網絡性販賣的本質比街頭性販賣更爲黑暗,它的受害者更難以尋找。但使命團有它之前不曾擁有的力量。其一是資源——在2017年,美國國務院獎勵了使命團270萬美元用以培訓執法部門(尤其是如何保留電子證據並將其用於法庭)和建立社會服務(例如瞭解創傷的諮詢和寄養),以此對抗犯罪。

另一方面是有效運作的執法機構。「菲律賓政府機構已經積極主動地和我們在這件事上聯手互動了,」格林說道。

第三則是被調動起來的教會。

教會

「在以前的項目和新項目中,我們都有一個有效的調動教會的項目,它成效顯著,」格林說道。

在2013年,菲律賓國內的三個教會理事會——菲律賓福音派教會理事會(Philippine Council of Evangelical Churches)、菲律賓全國教會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the Philippines)和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 )——共同在一場使命團組織的活動中發起了反人口販賣的運動。

「這打開了許多扇門,」 使命團駐菲律賓的教會調動負責人吉吉·突帕斯(Gigi Tupas)說道。「遊說教會領袖參與我們的工作變得更簡單了……現在我們在全國層面上聲勢更浩大了。」

兩百家教會已經承諾爲使命團的事工禱告,數十名成員已經捐助了諸如傢俱和衣服的資源,在庇護所做義工,並教授養育兒童的課程或是職業技能,幫助倖存者重新融入社會。

一間天主教會將一棟三層的樓房改建爲過渡中心,受害者可以在那裡洗澡、接受採訪和睡覺。(「在我們把受營救的人帶到警察局之前,也在他們認爲自己是被逮捕了之前,」突帕斯說道。)二百多名女性曾經來到過這裡。

另一間教會協助建立了一個評估庇護所,在倖存者受營救後最初的三個月中提供特殊關懷和干預。一間拿撒勒人教會正在建立一個庇護所,應對將兄弟姐妹安置在一起的新需求。(政府只爲兒童提供的僅接納男性或是僅接納女性的庇護所。如果社工認定兒童回到家中不安全,他們會被安置在那裡。)

「使命團正與菲律賓政府和其它非營利性組織合作,擴大家庭寄養的能力,給無法回家的倖存者提供一種選擇,」庫特里爾說道。如果孩子確實回到家中,「使命團會與社會福利部門合作,教導沒有涉案的家長和親戚如何最好地關懷網絡性販賣的倖存者,並保護兒童的安全,不讓他們受到更多的剝削。」

由於網絡性販賣的倖存者平均年齡僅爲12歲,家庭寄養和收養成爲了新需求。突帕斯正在和教會合作,鼓勵家庭承擔這一角色。

「我有種想哭的感覺,因爲我看到,即使在我們求問之前,神也已經在做工了,」突帕斯說道。「在早期,我們會失去聯繫教會的那一方。現在的聯繫是雙向的了——他們常常會來聯繫我們。」

她最大的願望就是教會能夠主動進入缺乏資源的社區,教導耶穌,爲窮人建立支持系統,並找到受侵犯的兒童。

「我的夢想是每個教會都有一個保護兒童的事工,讓每個門徒都更加了解兒童有多麼脆弱,」突帕斯說道。她向他們指出以賽亞書1:17(「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和馬太福音19:14(「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我真心希望教會能成爲窮人和邊緣化人群的首要保護者,」她說道。

加倍的努力

在9月23日(原文發表於2018年,譯註),使命團將會舉辦「自由週日」(Freedom Sunday),提醒全球數千家教會,預估全球還有4000萬人處於囚禁狀態。這些教會中大約有300家位於菲律賓,突帕斯預測道。

使命團將同時關注這些問題,以及他們已發現的有效策略。

「我真心相信改變會發生,」突帕斯說道。「或許網絡性販賣會出現新問題,但我們正在一步一步地複製曾經的成功。」

他們的策略已經起效了。自從2011年以來,使命團已經協助逮捕了146名兒童性販賣者,並營救了350餘名受害者。

「當我們向神獻上努力和禱告,他會將我們的五餅二魚翻倍,滿足上千人的需要,」豪根說道。「基督說過,『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我在他的承諾中尋找庇護、釋放與安息。」


譯:二欣;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ile Celebrating Progress, IJM Digs Into New Problem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爾察)是福音聯盟的資深作家,於西北大學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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