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譚市（《蝙蝠俠》中的虛擬地名——譯註）地方檢察官哈維·登特（Harvey Dent）宣稱：「你要麼以英雄的身份死去，要麼活得足夠久，看到自己成爲惡棍。」
雖然這句話並非出自《哈利·波特》系列，但J. K. 羅琳（J. K. Rowling）卻按著字面意思令人不安地踐行了這一點。現在，這位曾經超級成功的哈利·波特之母在公眾眼中的形像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本世紀初，她是一位意識形態激進、使魔法成爲大眾眼中正面積極形像的天才作家；2010年代，她是一位知名進步人士；但到了2020年代，她成了一個發表仇恨言論的、「危險的」仇視變性人士之人。正如我的朋友謝恩·莫里斯（Shane Morris）曾經調侃的那樣：「如果有時空旅行者迷失在本世紀初，那麼他可以通過詢問誰恨惡J. K. 羅琳以及爲什麼如此厭惡她而差不多確定自己所處的年份。」
羅琳的這一意外旅程包含了許多層次。正如一個新的播客系列「對羅琳的女巫審判」（The Witch Trials of J. K. Rowling，以下簡稱《女巫審判》）在其標題中所暗示的那樣，她現在因爲與變性意識形態最邊緣的兩派人士持不同意見而面臨的批評已經達到了遭到公開抵制的熱度。該系列播客節目由前威斯特伯勒浸信會（Westboro Baptist Church）成員梅根·菲爾普斯-羅珀（Megan Phelps-Roper）講述，對意識形態的力量、信息繭房和極權意識形態的危險以及這一代成年人所面臨的言論自由特殊挑戰進行了深思熟慮的思考。這一系列製作精良的播客節目引起了人們對羅琳的同情和對我們這個時代正在進行的社會革命一種清醒的困惑。
但是，像許多關於羅琳與變性活動家攤牌的故事一樣，《女巫審判》節目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東西：是羅琳先開始操控兩極化遊戲的，並且一直處於贏家地位，一直到她在其中敗北。
羅琳幾乎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多地善於操控社交媒體時代固有的個人主義表達方式，來包裝和銷售關於她自身和她作品的敘事。在這個時代，意識形態活動家們會抵制和譴責流行文化沒有符合他們想要的政治理念，羅琳的這一歷史表明了迎合這種現象的危險性，以及藝術和政治話語受到這一趨勢影響的危險性。
《女巫審判》播客節目的大部分力量來自它如何呈現羅琳本人。菲爾普斯-羅珀對羅琳的採訪構建了整個節目的架構：羅琳所受的創傷和鼓舞人心的生活故事，《哈利·波特》系列的意外成功，以及她一開始就試圖建立的進步女權主義者形像。羅琳說：「我知道作爲一個脆弱的女人意味著什麼，」隨後她解釋了她在家暴的丈夫手中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她和她的孩子在逃離之後所經歷的貧困和絕望，這些都塑造了她的世界觀。
羅琳的故事廣爲人知又鼓舞人心。雖是一位單身母親，羅琳在忍受了幾家出版商的拒絕後，終於使她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美版改爲《魔法石》）手稿獲得接受。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了。
儘管哈利·波特系列不是政治寓言，但羅琳個人生活中的主題在這套作品中顯而易見：家庭中的忽視和虐待（德思禮一家），友誼的拯救力量（霍格沃茨），以及做正確事情的必要性——即便堅持很困難（面對伏地魔）。羅琳和菲爾普斯-羅珀將這最後一個主題與性別認同爭議聯繫起來。
播客回溯了羅琳因在推特上公開支持限制變性女性（生理上的男性）進入女性庇護所的政策而遭受的尖銳批評。對羅琳來說，這種立場——不是反對變性意識形態本身（她小心翼翼地這樣說），而是反對消除生理男性和女性之間在公共場所的區別——是她個人的波特對抗伏地魔時刻。
在多個點上，菲爾普斯-羅珀閱讀了羅琳批評者的推文或播放了YouTube的音頻剪輯。這些內容確實令人震驚：既歇斯底里又充滿仇恨，是邏輯謬誤和暴力威脅的眼花繚亂組合。該播客絕不迴避將變性人權利運動，特別是網上的變性人權利運動描繪成極端主義。
羅琳則堅持認爲，她在政治上一直開放的。她將伏地魔比作政治獨裁者，並對任何想要讓她閉嘴、停止辯論的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第二集中，羅琳說：
正義感完全可以和做可怕的事情混在一起。你知道，在我們認爲非常可惡的運動中有大多數人，……很多、很多、很多參與這些運動的人都認爲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邊，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確的事情，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合理的。
我想對我來說，焚燒我作品的人，根據定義（可以預見），對我來說，已經把自己放在了我的對立面、理性辯論的對立面。「我只是要摧毀我不喜歡的想法。但我不能摧毀它，所以我要摧毀它的代表——我要燒掉這本書。」在這個星球上，我不想燒任何一本書，無論哪本都不應該燒——包括我認爲確實具有破壞性的書。燒書對我來說是在辯論中失敗的人最後採取的一種行動。
在這裡，兩個事實同時成立：羅琳說的沒錯，壓制言論而不是理性思辨對自由社會來說是有害的；與此同時，羅琳也改寫了自己的故事。《女巫審判》節目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證，即互聯網現在互動的方式侵蝕了思想的自由交流，它並沒有觀察到羅琳本人如何也參與了這種互動。
從《哈利·波特與死亡聖器》出版前後開始，羅琳就利用了不斷升級的政治兩極化和網絡粉絲文化，在她的支持者中激起了她現在要抵制的部落主義。
正是羅琳宣佈（在紐約的採訪問答環節中）鄧布利多（Dumbledore，小說中的大魔法師——譯註）是同性戀。這消息讓很多人興奮不已，但這代表了她對自己作品一種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姿態。《時代》雜誌的列夫·格羅斯曼（Lev Grossman）在博客中對這一消息表示感謝，但又說：「如果她真的想讓鄧布利多成爲同性戀……爲什麼她不直接寫在小說裡？」
的確，鄧布利多的性取向是在事後發佈的，原著中對其隻字未提。羅琳是真誠地分享她的寫作時思考，還是想在沒有威脅到她這套已完成作品的商業風險前提下獲得一個政治賣點？
這不是唯一的例子。可以說，羅琳比任何其他小說家更能利用社交媒體來塑造她的公共政治形像。她曾稱唐納·川普「比伏地魔還壞」，將蘇格蘭獨立的支持者比作兇殘的食死徒，並引用自己小說中的角色來爲政治左派觀點辯護。雖然羅琳在播客中的採訪表明她是一個努力追求善意爭論和開放思想的人，但她的記錄是：她具有和她的批評者一樣的意識形態。
爲什麼會這樣呢？有趣的是，《審判女巫》系列第三集中討論了互聯網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在變性運動中，而且在哈利波特的粉絲世界中都是如此。菲爾普斯-羅珀煞費苦心地描繪了網絡粉絲的成長過程，並觀察到在故事中成長起來的、最有激情的一代人也是最早接觸網絡的一代。這不僅導致哈利·波特迷中友誼中強大的網絡效應，而且還導致羅琳親自參與到許多這樣的網絡互動中。
而這裡就是性別革命和羅琳自己的故事交匯之處。社交網絡使羅琳將自己和她的故事作爲進步的圖騰，而社交網絡則是培養和武裝變性意識形態的工具。數字技術使我們兩極分化的力量是其固有的力量。通過一種虛擬的、不用親身相交的方式，並通過賦予我們策劃和控制我們對世界體驗的權力，這項技術提供了一種創造自我的幻覺。
羅琳的故事表明，社交網絡是一把雙刃劍。當我們創造的「自我」得到我們試圖接觸的觀眾青睞時，它就會服務我們。但是當我們塑造的自我與這些觀眾格格不入時，社交網絡的力量就會對我們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因社交網絡而活的，也會遭到社交網絡的反噬。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他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書中寫道，電視不僅給觀眾提供了一個舞台上的世界觀，而且由於其本質，它還建議了真實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波茲曼認爲，隨著電視「重塑」世界，現代人開始期待他們的信息、他們的對話，甚至他們的宗教將更多地披上娛樂的外衣。
正如我在即將出版的書中所寫的，在線技術也同樣「重塑」了世界。隨著我們的心被互聯網的能力和價值所束縛，我們開始期待離線世界——我們的政治、我們的關係，甚至我們的身體——變得無限地可定製。而當事實不服從我們的塑造時，我們對這些現實的反應就像我們對屏幕上不想要的東西所作出的反應一樣：試圖抹去或忽視那些挑戰我們的東西。
當然，使在線技術如此有價值的是它如何將我們彼此聯繫起來。這就是《女巫審判》系列所說的，哈利·波特系列年輕粉絲們的狀態：這些故事在他們心中激起了一些東西，而互聯網幫助他們找到了與這些故事同樣產生共鳴的其他人。這就是爲什麼羅琳（根據她自己的證詞）開始進入這些網站和社區論壇的原因，無論這些論壇是官方的還是匿名的。看到她的書是如何安慰和愉悅了這麼多人，她感到非常激動。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羅琳和她的粉絲如何被吸進數字兩極化的漩渦中。羅琳重新塑造了自己，並重新解釋了她的故事，以便更好地與新興、進步的一代人打交道。她的粉絲將這些故事作爲他們自己的身份追求和政治信仰的寓言，其中一些人最終接受了變性運動的自我創造敘事。
J. K. 羅琳從英雄到反派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政治風向變化的故事。它是一個關於表現型個人主義、技術和後基督教世界中個人敘事衝突這種不可避免性的故事。
羅琳的跌宕起伏提醒基督徒：如果脫離了原則，個人權利的語言就變得毫無意義。捍衛弱勢群體並不是一種自我英雄化的消遣。它是一種植根於超驗真理的美德：按照神聖造物主的形像創造的所有人類都有內在價值。羅琳和西方的政治進步主義不足以在一個數字解構的社會中保護女性。
但它也提醒我們，我們使用的工具可能正在使用我們。在我們的後基督教時代，屏幕不僅僅連接我們，它們也在教導我們。我們依賴非實體的技術來創造我們想要的信息或運動，正在以我們並不總能理解的方式塑造我們的信息和我們的運動。
對J. K. 羅琳來說，這已經是一個超過十年的教訓了。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J. K. Rowling Played, then Lost, the Polarization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