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山姆）在商店裡遇到了一位本教會的老資格成員，接著進行了一次簡短的交談。但交談的內容卻關乎一個大問題，當時她經歷了一場危機，我們已經有幾個星期沒有在教會見到她了。所以當我遇到她時，我告訴她我們非常想念她，如果能在教會裡再見到她該有多好。她卻告訴我，在狀況變好之前她不想來。她不想讓人們在她感到生活一團糟的時候看到她： 「我在等待，直到暴風雨過去，我的一切都恢復正常，可以重新走進教會。」
聽到這些話，我感到心碎。教會應該是我們在事情最糟糕的時候最想要奔向的家園，而不是我們在自己不夠好的時候想要回避的地方，好像我們必須恢復朋友圈裡的基督徒人設才能出現在教會裡。
我一眼就看出這位教會成員的觀點很不健康，但我還感覺到其他一些問題，是教會的問題。我的教會所宣揚的真理之美與我們所培養的教會文化之間存在著不一致。我們的這個共同體反映的是一種自我稱義的社交動態，而不是恩典中稱義的社交動態。
在給加拉太人的書信中，保羅在兩個層面上推動福音的發展：教義和文化。我們在書信中看到的三個神學信念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三十九條信綱》清楚地總結了保羅的教義：「我們在神面前得稱爲義，只因信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德，而非因我們自己的善行，或功勞。因此只因信稱義乃是極其有益，最足安慰人心的教理。」（中文引自百度百科——譯註）。
我們從未靠著自己的主觀努力而稱義。相反，我們的稱義是一個客觀的實際。這義存在於另一位身上，那就是耶穌基督。因祂而來的義是我們的喜樂，正如約翰·班揚（John Bunyan）在他的《豐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一書中提醒我們的（本書中文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引文爲直譯——譯註）：
有一天，當我經過田野時，我的良心有些不安，生怕我還不夠好。突然，這句話落在我的靈魂深處：「你的義在天上。」我想，我用屬靈的眼睛看到了耶穌基督在上帝的右邊，我會說：我的義在那裡。這樣，無論我在哪裡，無論我在做什麼，上帝都不能說我「他缺少我的義」，因爲（我的義）就在祂面前。……因此，我雖然生活在地上，卻藉著基督與神同在。這非常甜蜜。哦，我想，基督真奇妙！在我眼前，除了基督，什麼都沒有。
保羅寫道：「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誰又迷惑了你們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加 3:1, 3）。你可能真誠地同意聖經「因信稱義」的教義。但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不是嗎？我們深深渴望自己能拯救自己。律法主義是我們的母語。與此同時，我們的罪還讓我們內心有著一個隱藏的過濾器，阻擋我們對罪的清晰認識。
鐘馬田（Martyn Lloyd-Jones）這樣描述了我們一個不自知的情況：
你永遠不想讓自己相信自己是個罪人，因爲在你裡面有一種因罪而來的機制，它總是在爲你辯護，使你免受任何指責。我們與自己的關係都很好，我們總能爲自己辯護。即便我們想要讓自己覺得自己是罪人，我們也永遠做不到。要知道我們是罪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對神有一些朦朧、微弱的概念。
我們這種盲目靠自己稱義的心態使得保羅寫給加拉太人的信具有無窮的現實意義。靠自己的「義」稱義不僅僅是加拉太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天主教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人類問題。這是我們的問題。你我充其量總是離它的黑暗勢力只有一寸之遙。我們有可能宣講和捍衛「唯靠恩典稱義」的教義，但卻懷著自我辯護的動機這樣做——這就在我們的教會中結出了苦果。
保羅鼓勵加拉太人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 5:16, 22-23）
當福音得到清楚教導，並且教會成員們對此深信不疑時，它所做的不僅僅是更新我們個人。恩典的教義創造了恩典的文化。福音既在教義的明顯層面上得到闡述，又在氛圍、風氣、感覺、關係和共同生活的各種微妙層面上得到體現。人們坦誠認罪、彼此分擔重擔，力圖幫助彼此，展現榮耀。
我們捍衛自己、靠自己稱義的本能必然使在教會中保持福音教義和福音文化變得困難，但這值得我們爲之爭戰。如果保羅在信中所寫的教會只是在信條層面重申聖經中惟獨因信稱義的教義，保羅是不會以此爲滿足的。保羅期望這些教會建立起與這一教義相一致的教會文化。我們的目標也必須如此。教義講得越清楚，聖靈充滿的教會文化培育得越美好，教會就會越有力地爲耶穌作爲罪人的大能朋友做出先知性的見證。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Leads to a Spirit-Filled Church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