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彬彬有禮的男子快速穿過人群，一邊說「對不起，對不起」，幾秒鐘後，身穿制服的警察緊隨其後趕來，正在救贖長老會教會喝咖啡的基督徒們就知道出事了。
這名男子搶劫了教會旁邊的一個停車場，然後衝進一條小巷逃跑——小巷的盡頭是團契室敞開的大門，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牧師正在那裡與會眾聊天。
凱西·凱勒（Kathy Keller）回憶說：「教會的唯一出口是先上到地面那層，然後從前門走出去。這個人找到了前門，當著凱西和她三個兒子的面衝出了教會，當時他們正坐在教會門口的麵包車裡等提摩太。」
凱勒家的三個男孩——分別是 6 歲、10 歲和 12 歲——都跑到後座，看著警察抓住那個人，把他壓在停在他們後面一輛車的車蓋上，然後給他戴上手銬。
凱西說：「我不得不說，這是我喜歡讓孩子在紐約長大的一個原因。當他們看到喝的醉醺醺的人在人行道上狂吐不止時，你不用告誡他們喝酒的害處；當他們看到小偷就在自己面前被銬上，你也不必給他們講偷東西有多危險。」
但老實說，當提摩太第一次建議他們從費城搬到紐約市來植堂時，她並不是這樣想的。80 年代末，紐約的可卡因毒癮患者達到了頂峯。暴力犯罪率從未如此之高。
屬靈方面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在曼哈頓中心城區，只有不到 1% 的人自稱是福音派基督徒。熟悉紐約的人告訴他們，如果沒有更多的人脈、經驗和金錢，他們的日子會很難過。很可能撐不過五年。
但是凱勒的教會已經超出預期時間近六倍。他最後一次講道是 2017 年 6 月 25 日，此時，救贖主長老會已經成立 28 年了。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參加聚會的人數從 50 人左右猛增到 5,000 多人。聚會點從一處擴大到兩處，到後來的三個聚會點。他們通過「紐約希望」（Hope for New York）向成千上萬的人傳福音，通過「信仰與工作中心」（Center for Faith and Work）事工讓人重新認識工作的意義，併發起了一個現在被稱爲「城市引力」（City to City）的教會植堂中心。
通過所有這些事工， 救贖主長老會證明了他們做到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在美國一個最後基督教的、最忽視聖經的城市，福音派教會依然可以茁壯成長。
後來，會眾投票決定將救贖主長老會分成三個不同的堂區，這並不代表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救贖主長老會，這間在紐約和世界各地幫助建立了數百間教會的教會，開始重新植堂。
提摩太·凱勒是救贖主長老會牧師的第三人選。當時成立僅僅 14 年的美州長老會（PCA）邀請他在紐約市建立教會時，他還是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Seminary）的教授。不管是對一個只有十幾年歷史的宗派，還是一個 30 多歲的神學院教授，這都是個雄心勃勃的想法。
他拒絕了他們的邀請，不過表示願意幫他們另外找人。結果他發現這比想像的要難；他幫忙問的兩個人也都拒絕了。
1993 年，他在《中心城教會》（Center City Churches）一書中寫道，紐約的「傲慢、世俗、多樣、權力、還有屬靈的荒涼 」讓他既厭惡又嚮往。他開始思考，這難道不正是宣教士要去這些地方的原因嗎？
他向妻子凱西提起這件事，凱西笑了。她在 2012 年寫道：「帶著我們三個無拘無束的兒子（他們比較缺乏管教，內心還有許多的罪）搬到大城市的中心？我想保護他們， 不讓他們接觸到各種各樣的罪，至少 30 歲前不要。 如果有人問我， 搬到紐約有什麼問題嗎？我會給出一張長長的清單。」
她說的沒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紐約並不是建立家庭的理想選擇。在救贖主長老會成立的第一年裡，隨著可卡因充斥街頭，紐約的兇殺案高達 2,245 起，這個趨勢與美國其他城市的暴力事件一樣，不斷地在增加（相比之下，2014 年紐約的謀殺案僅爲 333 起，創歷史新低）。
凱勒夫婦最終租下的敬拜場所是一座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堂，離中央公園只有兩個街區，位於城市最繁華的上東區。然而，救贖主長老會成立僅僅三週半，附近就出事了：28 歲的特里莎·梅麗（Trisha Meili）在公園慢跑時慘遭強姦毆打；而三年之前，18 歲的詹妮弗·萊文被勒死，屍體被扔在同一個公園。犯罪事件正在四處蔓延。
據《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報導，「1989 年一個普通的日子裡，紐約人報告了 9 起強姦案、5 起謀殺案、255 起搶劫案和 194 起嚴重傷害案。」卡洛·克萊因克特（Carole Kleinknecht）在教會成立頭一年負責清點十一奉獻，她把錢裝在紙質午餐袋裡，藏在廚房後面的暖氣管道裡，以保證在兩次禮拜之間錢不會被偷。
凱勒在教會的一段視頻中說：「在紐約市植堂，不僅超出了我的才能和能力範圍，也超出了我所認識的任何人的才能和能力範圍。因此，如果神要做這件事，祂不會通過牧師的才能，而是通過......一個愛祂並且依賴祂的人。」
凱勒讀過清教徒威廉·居牢（William Gurnall）寫的《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The 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r）。居牢認爲，做基督徒比做軍官更需要勇氣。「我意識到，的確，我的禱告生活不夠，我對上帝的愛不夠——但歸根結底，我不去的原因是因爲膽怯。主勇敢地從天堂來到人間，並爲我走上十字架，我這樣做是對主的不忠心。」
於是在 1989 年 2 月，提摩太和凱西開始每週日下午從費城開車到紐約。凱勒帶領十幾個人一起查經，他說這是順服的一步，「打開了」他的禱告生活。
他們找了個保姆，每週日下午來照顧留在費城家中的孩子，但他們總會帶上三個兒子中的一個去紐約。凱勒說，他們想讓孩子們適應這座城市，同時也「在告訴大家，我們攜家帶口來這裡。我想讓他們看到我們一家，而不僅僅是我一個人。」
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凱勒一家要在這裡扎根。
凱勒一家對城市的委身反過來也激發了別人對他們的委身。會眾們喜歡凱勒對紐約的願景，喜歡他堅持認爲城市是有價值的，是值得傳福音的。克萊因克內希特（Kleinknecht）非常喜歡他的觀點，他甚至還沒有聽過凱勒講道就委身了。
接下來發生的讓凱勒十分驚喜。
凱勒在救贖主長老會的第一次講道安排在 1989 年 4 月 9 日下午 6:30，這是復活節後的第二個主日。
沒有人來。
「我們說，『好吧，這就是答案。神沒有這樣的計劃。我們收拾東西回家吧。』」凱西后來寫道。
但 10 分鐘後，幾十個人坐滿了座位。她寫道：「沒有人和我解釋過紐約人不看重開始時間，這一方面是因爲紐約的公共交通，另一方面也因爲他們不那麼在乎守時。」 （最開始的幾個主日，凱勒夫婦都是一開始很失望， 然後看到姍姍來遲的會眾才長舒一口氣。幾週之後， 他們終於搞懂了紐約人的風格。）
「我覺得自己很拙口笨舌，」凱勒說，他講道的經文是《希伯來書》第 7 章。「我很喜歡我的第一次講道，但我吃不准其他人是否喜歡。」
卡羅爾·克萊因克內希特（Carole Kleinknecht）很喜歡。她幾乎記得每一個字。
她說：「他的第一次講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爲他的主題，還有就是我感到神在對我說話。沒有想到，我們得到了一位口才非常好的、很有說服力的講員。」
不止她一個人這麼想。這 50 多人聽完講道後，又帶著他們的朋友來了。到了 9 月份，救贖主長老會的兩堂敬拜共有 150 人參加；到年底，平均有 250 人參加。
但凱勒是一個行事謹慎的計劃者（他會在幾個月前就制定出詳細的計劃）。儘管各項指標都很不錯，但曾經經歷過的風險還是把他嚇得半死。
凱勒在接受一次城市到城市的採訪時說：「我記得有好幾週，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感覺腳下是萬丈深淵。如果歪那麼一點點，我就會掉下去。」
他沒有掉下去。1991 年 6 月，救贖主長老會不再接受長老會的援助。教堂的平均參加人數爲 725 人，預算爲 583,000 美元，植堂非常成功，效果令人瞠目結舌。
凱勒說：「每個人在回憶起教會的頭三年時都說，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有人歸信，有上帝同在的感覺，有生命的改變——所有這些都是每個人所希望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但神的恩典之厚重，實在是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凱勒實現了許多批評家認爲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在可卡因和手槍的夾縫中，在華爾街投資者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中間，他宣講的保守神學包含了互補論、五點加爾文主義和地獄。15 年後，《今日基督教》稱救贖主長老會是「曼哈頓一間最具活力的教會」。
他在 1993 年出版的《中心城教會》一書中寫道：「傳道人必須要預料到，猶太人、社會主義者、華爾街經紀人、有抱負的演員、同性戀權利活動家、講究政治正確的研究生以及年輕的亞裔美國第二代專業人士會對福音派傳講的信息提出質疑和反對意見。我們在講道時要假定這些人都在場，他們就會聞風而來，或者被朋友帶來。 」
換句話說「如果你建立教會，他們就會來」。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你以這種方式傳道，大家就會把他們不信的朋友帶來。就像電影《夢幻之地》（Field of Dreams）中描寫的，凱文·科斯特納（Kevin Costner）建了一個棒球場，白襪隊就到他的場地來比賽（湊巧的是，這部電影與救贖主長老會在同一年夏天上映），同樣，教會成立了， 座位也隨之坐滿了。教會成立三年後，人數已增至一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單身的專業人士（只有 30 名兒童）。
每週約有 60 人第一次走進教會。凱勒在《中心城教會》寫到，他估計，來教會的人約有 15%-20% 的人不是基督徒。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福音派背景。
這些人包括專業人士（1993 年佔到總數的 99%）、城市居民（91%）和同性戀者（至少 12%）。20% 的人是非白人；在亞洲人和西班牙裔人中，80% 是第二代移民。
有這麼多的專業人士來救贖主長老會， 這就促使教會在十年後創辦了信仰與工作中心（ Center for Faith and Work ）。僅在 2015 年，就有 240 多人參加了將工作與信仰聯繫起來的課程，約有 1,000 人參加了有關呼召教義的活動，評委們還爲非營利和營利企業頒發了獎金和補助金。
在教會早期，還較難看到它會向多種族化發展。如今，救贖主長老會主堂約 45% 的成員是亞裔，這些韓國或中國的移民二代、三代，他們的父母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來到紐約，還建立了自己的教會。
大多數人定居在皇后區的法拉盛，距離救贖主長老會約 30 分鐘車程。而且，由於長老會的宣教士很早就進入了韓國，因此大多數人已經是長老會信徒。
爲什麼他們一股腦兒地湧向救贖主長老會？確切原因很難說的清，但凱勒有一個理論。
他說：「頭一年，你走進大門，抬頭看臺上，你會看到兩張面孔。一個是我，一個是司琴，他是華人。然後，大約六個月後，我看到會堂裡坐的有白人，也有亞洲人，這是爲什麼呢？我想，可能是在某種潛意識層面上，當人走進大門，看到自己人站在臺前，就會感到備受歡迎。」
救贖者長老會在 90 年代的增長速度慢了下來，但依然步伐穩健。凱勒向知識分子講道時使用的是專爲新人設計的 20 頁簡報，他解釋經文，敬拜還包括了禮儀、讚美詩和聖經經文。教會提供的選擇足以讓任何人滿意：上午 10 點的禮拜是歷史和現代讚美詩的混合敬拜，11:30 的是古典音樂敬拜，下午 4 點的那場是較長的證道和問答時間（問答時間最終發展到上午兩場敬拜都有），下午 6:30 是現代音樂敬拜。有的人一天來兩次；凱勒在最後一場敬拜中用不同的講章。
到後來，甚至連多場敬拜都不夠了。但救贖主長老會最起初的目的並不是要成爲一個多堂點教會。因此，隨著教會規模不斷擴大，一直到租用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堂無法容納救贖主長老會的會眾，救贖主長老會就搬到了一英里外的亨特學院禮堂，那裡有 2,000 個座位。
搬遷解決了座位不夠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公園的問題。禮堂距離矩形中央公園東側兩條街。但公園下面沒有地鐵，做公交要花很長時間。因此，儘管公園只有半英里寬，但位於公園東側的教會並沒能夠吸引多少西側的觀眾過來。
很明顯，應該在公園西邊開一個堂點。但事情沒那麼簡單。
凱勒說：「選擇（公園西邊的堂點）地理位置比較講究，既要能夠接觸到那些不會穿過公園的人，又不能離東邊的母堂太近。如果創始教會和其牧師僅僅在一英里之外，誰還會去一個小堂點呢？」
救贖主長老會於 1997 年在公園西側開設第二個堂點，不久，在公園兩側都開始了主日早晚兩場敬拜。
凱勒眼光長遠，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永遠牧養這兩處堂點。因此，2009 年，救贖主長老會開始爲他的退休做準備，並制定了具體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將多個堂點變成多個教會。2012 年 10 月，他們在市中心增設了第三個堂點。每個堂點都有一名同工和帶領牧師負責照顧聚會點的基督徒；凱勒在三個堂點之間輪流講道。
教會的目標是在凱勒退休前好好打造這些聚會點，到他退休時，每個聚會點都將獨立出來，成爲三個植堂。
國會山浸信會的牧師狄馬可（Mark Dever）告訴《今日基督教》：「大多數時候，大型教會主要是圍繞傳道人的個性建立起來的，當傳道人離開後，整個教會就會解散。救贖主長老會的模式更具建設性。」
自 2001 年成立以來，「城市引力」已經幫助培訓了 13,000 多位帶領人，並在世界各地開始了 423 間教會。但凱勒最喜歡的植堂地點並沒有改變：這 423 間教會裡，有 100 多間教會是在紐約。（雖然救贖主的子教會都是長老會，但「城市引力」爲許多宗派的福音派教會提供了培訓和幫助）。
救贖主長老會的熱情得到了響應。到 2000 年爲止，福音派基督徒每年在紐約建立 80-100 間教會和事工。許多教會都與救贖主長老會合作，接受其教導或啓發。
從 1990 年的 1% 到 2011 年的 3%，再到 2016 年的 5%——在美國一個最世俗化的城市中心，福音派人數正在緩慢但顯著地增加。
與此同時，福音派教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城市犯罪率急劇下降，人口不斷攀升。
無論是因爲市長魯迪·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的零容忍政策，還是因爲整個國家的強力可卡因上癮症有了緩解，或者是經濟的改善，紐約市的兇殺率從 1990 年到 2014 年下降了 85%。交通犯罪率下降了 87%。強姦、搶劫和嚴重襲擊案件均大幅下降。
在這期間，救贖主長老會努力地做工。1992 年，教會成立了「紐約希望」（Hope for New York）組織，爲紐約的非營利組織提供志願者、資金和最佳實踐培訓。該組織最初只有一名全職員工和幾名志願者。到 2016 年，該組織已發放 140 萬美元贈款，志願者付出了 4.3 萬小時，並見證了其附屬機構爲紐約 160 萬人提供服務。
在此期間，紐約的人口也在不斷飆升，從 1990 年的 730 萬上升到 2014 年的近 850 萬。
「我剛到紐約時，搬到紐約的人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來自國外，」凱勒說。「美國國內的人不會去紐約——那裡挺嚇人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如今，每年遷入紐約的人中有三分之二來自美國其他地方。它現在是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它很酷，很時髦。」
然後，就在紐約二十年的轉變過程中，兩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大樓。
那天，救贖主長老會有三名成員喪生。
六年前，凱勒告訴福音聯盟：「我還記得從市中心冒出的滾滾濃煙隨處可見，一連好幾天都是如此。惡臭揮之不去，那種獨特的氣味也持續了好幾天。到處都能聞到。沒有人問那是什麼味道。我們也不想知道。」
本來，教會平均每週有 2,800 多人來。2001 年 9 月 16 日這天，約有 5,300 人到場。（這並不是救贖主長老會獨有的現象。「紐約所有的教會都是這樣，」凱勒說）。
「有一個堂點，大約在上午敬拜開始前 15 分鐘，教會後門就排滿了人。」凱勒說，「於是我和司琴商量了一下.............我們讓引座員跑出去告訴大家，『兩小時後再來，到時會有另一場禮拜。』」
這些人第二場的時候來了，凱勒仍然對此感到有些驚訝。「有八、九百人參加了第二場敬拜，儘管我們從未在那個地方舉辦過敬拜。」
並不是所有新來的人都會繼續回來，但很多人都回來了。（其中一位現在已經是長老了）。
救贖主長老會的平均出席率一天之內增加了約一千人，增幅約爲 35%。(在全市範圍內，教堂和猶太會堂的出席率增長了約 20%，但這種增長並不總是能夠保持下去。）與此同時，教會開始陸續收到支票。
凱勒說：「全國各地的人自發地送來了 200 萬美元，以備不時之需。很多人收到善款，直接寄給我們，因爲他們知道我們在那裡。」
救贖者長老會的工作人員加班加點，整整一年一直在高度緊張的狀態下工作。 「他們的工作重點是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因爲除了雙子塔外，有14,000 或 15,000 家位於 14 街以南的小企業一夜之間消失了，」 凱勒說。 這種經濟損失嚴重地打擊了紐約和救贖主長老會。 曾有一度，救贖主長老會四分之一的長老失業了。
教會分發聖經、地鐵通行證和金錢。「我們把收到的一切捐贈都發了出去，」 凱勒說。他們還籌集資金，補充不堪重負的輔導團隊。
但兩年後，精力和熱情都消失殆盡。 「回過頭來看，每個人都筋疲力盡，」凱勒回憶道。「那時，我和妻子都得了重病。因爲這個原因，我有點疏遠了工作人員……不知怎麼地，我認爲，沒有我教會也能運轉。」
有一段時間的確如此。但後來「我們環顧四周發現，工作人員都不開心。他們覺得我疏遠了他們。我沒有做一個好的帶領者，」他說。「實際上，我們不得不重建整個團隊。」
整個城市都在重建，許多人擔心紐約會重新回到20世紀80，90年代時期的高犯罪率和人口外流的狀態。
然而，911 事件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社會學家託尼·卡恩斯（Tony Carnes）說，湧入這座城市的基督徒志願者發現，紐約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可怕和危險。他們留了下來。犯罪率在下降，教會卻在增加。
據《紐約市宗教之旅》（A Journey Through NYC Religions）一書的編輯和出版商卡恩斯稱，曼哈頓近 40% 的福音派教會是在 2000 年之後建立的。
在 2009 年的兩個月中，曼哈頓市中心每週都有一間新教會向基督徒打開大門。
救贖主長老會一直在培養領導者並支持在世界各地建立教會。但「城市引力」的教學能力有限。
「我們曾盡力保持低調，」凱西說。「如果有人要求提摩太在廣播或電視上露面，我們總是拒絕。但有一次，教會的一些實業家說：『如果你想看到大家傳承這個願景，你需要建立一個渠道。而要做到這一點，你需要更高的知名度。這就是事實。』」
「提摩太低下頭說：『好吧，我來寫書。』」
他在 2008 年出版了《爲何是他：懷疑主義時代的信仰》（The Reason for God: Belief in an Age of Skepticism）。該書迅速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並獲得了《今日基督教》和《世界》雜誌的獎項。九個月後，他又推出了《一擲千金的上帝》（The Prodigal God: Re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Christian Faith）。（他後來寫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多作品；這兩部手稿是在多年的工作後同時完成的！」）
從那時起，他的作品源源不斷地出現：《諸神的面具：金錢、性和權力的空洞承諾》（Counterfeit Gods: The Empty Promises of Money, Sex, and Power, and the Only Hope that Matters）、《慷慨的正義：上帝的恩典如何讓我們行義》（Generous Justice: 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婚姻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Fac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itment with the Wisdom of God）、《禱告解密：經歷與上帝一起的敬畏和親密》（Prayer: Experiencing Awe and Intimacy with God）
《爲何是他》讓凱勒的名字躍上了有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的榜單。他成爲頂級的大會講員，《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新聞週刊》和《紐約》雜誌都對他進行了報導。2005 年，他共同創立了福音聯盟。
凱勒的成名改變了救贖主長老會的情況。格倫·克萊因克內希特（Glen Kleinknecht）說：「我們成了外地觀光客的熱門目的地。」有些星期天，似乎「教會裡一半的人都是歐洲的遊客」，而且根本無法區分哪些是第一次來教會的紐約人，哪些是觀光的遊客。
這種情況在 2017年7 月 1 日發生了改變。凱勒離開了講壇，重操舊業，開始培訓新的教會領袖。他與「城市引力」合作，爲曼哈頓的改革宗神學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課程，還有一整年的實用城市事工培訓，名爲「城市事工年」（City Ministry Year）。目的是吸引和培訓更多的人掌握在城市教會工作的獨特技能。
凱勒說：「一般來說，在其他地方接受過培訓、擁有豐富服事經驗的人，到全球大城市去服事時，表現並不理想。我們需要在這裡從頭開始培訓人才。這就是我餘生要做的事情。」
救贖主長老會獨立存在，擁有自己的領袖和員工，經營自己的事工、植堂。最終，他們將不再像凱勒，而更像他們自己的牧師。
對凱勒來說，這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結婚一樣。
他說：「當你參加（你孩子的）婚禮時，你會感觸萬分。你意識到這個人真的要和別人在一起了。你依然很重要，但你不再是他（她）生命中的第一位了。就是這種感覺……有失落，也有解脫。很顯然，儘管我們很愛自己的孩子，但如果他們無法長大成人，或者精神上、情感上都不成熟，那將是最大的悲劇。」
美洲長老會雜誌編輯理查德·多斯特（Richard Doster）說：「首先，他們給改革宗神學換了一張臉，使它變得更柔和、更親切、更富有同情心。」
他說：「他們也『確實擴大了我們在教會植堂中與誰合作的視角』。他說，「你看到凱勒，作爲一間教會，展示了跨越城市、超越宗派的協作。這影響了我們，我們說，『我們可以與這些人合作。在這些邊界之內，我們不必單幹。我們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同工。」
「紐約在凱勒來之前就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就一直關注救贖主長老會的卡恩斯寫道。
他說：「1978 年左右，各區（皇后區、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和斯塔滕島）開始發生屬靈上的變化，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因爲這些變化很少出現在市中心。當凱勒在曼哈頓中心城區搶佔了灘頭陣地，就激勵了整個紐約的教會。」
曼哈頓是這座城市的世俗象徵中心。卡恩斯說，「一旦你改變了中心的象徵意義，將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福音納入其中，大家的想法就開始改變了。」
他還說，「因爲紐約市也佔據著全世界的思想空間，紐約象徵性中心的變化也會給全球帶來影響。」
凱勒意欲改變這個象徵性中心。他希望紐約的福音派人數在未來 10 年內增加兩倍--從 5% 增加到 15%。
凱勒宣佈自己職業的轉變，表明要將所有時間用來培訓植堂者，他對會眾說：「比起金錢，我們更需要的是領袖。」當年他每個主日到紐約來帶領查經，每次都帶上一個兒子，那時他就對紐約的這些基督徒說，「凱西和我哪兒也不去。紐約是我們的家，你們就是我們的親人。」現在他對救贖主長老會的人也做出了同樣的承諾。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網站：The Life and Times of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