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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
認識美西南浸信會神學院臨時教務長大衛·多克瑞
2021-07-24
—— Sarah Eekhoff Zylstra

三一國際大學校長(TIU)大衛·多克瑞(本文寫於2017年,多克瑞現在擔任美西南浸信會神學院臨時教務長)知道耗盡的感覺。他的妻子蘭斯(Lanese)在三年內生下了三個兒子。當他在聯合大學(Union University)擔任校長時,一名學生槍殺了另一名學生,還有一場EF4級龍捲風席捲了校園——當時還有一半的學生在校。

但是,他生命中最讓他沮喪、情緒耗盡的一天是1992年1月24日。

他說:「那是我們生命中最快樂的日子,也是最悲傷的日子。」

對多克瑞來說,1月24日很早就要開始工作。他到納什維爾市中心的通勤時間通常爲20分鐘。雖然他是位於路易維爾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BTS)的助理教授,但他當時被藉調到美南浸信會主日學委員會(「生命路基督徒資源」機構的前身),以擔任《新美國聖經註釋系列》(NAC)的總編輯。

但那個星期五,他在路上花了三個小時,因爲他沿著65號州際公路回到了位於路易維爾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校園。他重新回到校園教書了!

他能被神學院聘用是一個小奇蹟,是美南浸信會(SBC)中日益增長的保守派復興的結果,這復興包括了給美南浸信會下屬機構施加壓力要求聘用認信聖經無誤的教師。

1月24日將標誌著一個尖銳的轉折點,這既是他的人生轉折點,也是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BTS)這一美南浸信會下最古老神學院的神學方向轉折點。

保守主義復興的曙光

多克瑞回憶說,二戰後的美南浸信會把自己的重點從神學轉向了程序,美南浸信會在20世紀50年代主日學課堂坐滿了人,但到90年代,許多領袖都逐漸遠離了聖經的正統性。

正如戰後許多其他宗派的神學家們一樣,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師們在20世紀60年代試圖把聖經和科學糅合在一起,因爲這意味著「聰明人也會相信宗教」——這句話出自自由派牧師塞西爾·謝爾曼(Cecil Sherman)之口。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系主任格雷戈里·威爾斯(Gregory Wills)在2010年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聰明人相信科學,而科學似乎是站在達爾文一邊的,所以聖經中那些看起來太難相信的記載——六天創造、世界性的洪水、魚吞人或處女懷孕生子——最終都被看爲是攔阻信仰的絆腳石。

這種神學自由派發展的趨勢一直持續到70年代和80年代,當時「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非常希望被看爲是杜克大學、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的同儕,」多克瑞說。「在學術上,美南浸信會旗下所有神學院中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就與會眾的關係而言,神學院常常與人脫節。」

很多地方教會開始對整個宗派的神學混亂感到震驚,美南浸信會教會的牧師們和會眾都開始向神學院施壓,最終迫使院長們承諾僅僅聘用相信聖經無誤的員工。

多克瑞說:「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員們開始做調查,看看他們是否能找到一個保守的美南浸信會人士,不但瞭解浸信會的神學特點、相信聖經的無誤性,並能作爲教師與他們進行建設性的合作。於是他們找到了一位在達拉斯的一所小學院任教,並擔任其神學雜誌編輯的我。」

他笑著說:「我就好像縣議會的藍帶保守派議員一樣來到了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和神學。」

多克瑞還記得在他第二個學年開學時他和教師們坐在一起開會。

「(羅伊·霍尼卡特校長)的講話是基於加拉太書第4章,關於撒拉和夏甲的故事,以及基督徒自由的重要性,」多克瑞回憶說。「然後他說,『屬夏甲的人被律法所束縛——你知道,這就好像那些主張聖經無誤之人一樣,他們不能理解上帝話語的自由。』」

「然後每個老師都轉身看著我。每一個,」他說。「我想,我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外國人。」

(後來,一位同事在他的門上掛了一個牌子,用自嘲的方式消除了這種張力,牌子上寫著:「屬夏甲的人住在這裡」。)

多克瑞在學校教了兩年書,然後請假去納什維爾爲保守的《新美國聖經註釋系列》工作。就在他編輯聖經註釋的時候,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出現了一個系主任的職位空缺。

這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職位,負責聘用教師、決定學術項目,並幫助塑造學校的願景。在學校監事會要求找一個保守派教師的壓力下,管理層選擇了多克瑞。

但教職員工——幾乎全部由溫和派或進步派組成——決定在1月24日進行投票,沒有人確定他們會怎麼做。

下午的投票

1月24日午餐後,多克瑞穿著他那套標準的深色西裝,站在大約70名教職員工面前,手握麥克風,回答問題。

他們向他詢問了神學和教會體制問題,他們也問及他的領導風格和對共同治理的理解。他們問到了學校的學術問題。他們也問他如何在行政人員面前代表教職員工,如何在監事會面前代表教職員工,以及如何向外部代表神學院。

這個會議持續了兩個半小時。

多克瑞說:「我對此有所準備,那天主與我同在。」

之後,多克瑞被請到隔壁一間辦公室裡迴避,然後教職員工只用了20分鐘就以95%的多數通過了聘用他的決定。

「那是我一生職業上最重要的一天,」多克瑞說。欣喜之餘,他給妻子打電話,讓她知道他已經在路上了。一切都很好,她迫不及待地想見到他。

他踏上了三個小時的回家之路。

最壞的消息

當多克瑞走進他在納什維爾北部的出租屋時,他立即知道出了問題。他的三個活潑的男孩,10歲、11歲和12歲,和他的妻子蘭斯在客廳裡。每個人都在哭。

「他們剛剛接到來自伯明翰的電話,」多克瑞說。他和蘭斯都是在那裡長大的,他們成長於種族騷亂和公牛康納(Bull Connor)和小馬丁·路德·金的監獄故事邊。

「外公遭到槍擊了。」男孩們告訴他。

蘭斯的父母,威廉和波利·胡克巴,住在伯明翰的布什山社區,當他們的鄰居在白人逃亡的浪潮中離開時,他們仍堅持在那裡。當多克瑞在回家路上的時候,蘭斯的父親——一個退休的鋼鐵工人——把他的退休支票存入銀行,然後在去拜訪朋友的路上停下來回家接他的妻子。當他在車道上走下汽車時,一名男子走過來。

多克瑞說:「他拿走了錢,朝他的胸部開了好幾槍,然後跑了。蘭斯的母親從她的窗戶看到了整個過程。」

下午5點03分,哈克巴在醫院被宣佈死亡

殺害他的兇手一直沒有被抓住。

民權運動

多克瑞的岳父是1992年在伯明翰被謀殺的148人之一,這是該市自1930年代初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這是一個高峯,後來殺人案就沒有這麼多了。

據《紐約時報》報導,那一年它也是「光頭黨活動的溫床」,至少有一次白人至上主義光頭黨和三K黨人的公開示威。

多克瑞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伯明翰的西邊,那裡曾是伯明翰歷史上種族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當多克瑞10歲時,有一次坐在他自己的浸信會教會裡,白人至上主義者在不到4英里外的美國黑人16街浸信會臺階下埋下了15根炸藥棒。

「我回到家才知道,四個和我同齡的小女孩去了她們自己的教堂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家,」他說。「我記憶非常深刻,就像昨天一樣。」

就在這一年,小馬丁·路德·金領導了一場非暴力的商業抵制運動,他們在午餐櫃檯靜坐,並在這個種族隔離的城市中進行抗議遊行。多克瑞記得公牛康納將水龍頭對準抗議者,金寫下了他的 《伯明翰監獄來信》。

「我在那樣的世界長大,」他說。「我不知道爲什麼,也許是因爲我相信小時候教的那首歌,『耶穌愛世上的小孩子,紅的、黃的、黑的、白的,他們在他眼中都寶貴』,但在那些日子裡,我確實看到了與周圍許多人不同的事情。」

多克瑞歸功於上帝的恩典和一位強調向所有人展示上帝之愛重要性的母親。儘管他「沒有在生活中解決一切問題」,但他確實知道自己想要「站在種族主義的對立面」。

當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和阿拉巴馬州的學校選擇法案最終通過少數幾個黑人學生在他的學校生效時,多克里正在讀七年級。「他們非常勇敢,」他說。

每年都有更多的黑人入學,但根據法院的判決,還不夠多。到了高三,一位聯邦法官發佈了一項命令,在他所在的西郊費爾菲爾德加快了工作進度。原本那裡有一個黑人高中和一個以白人爲主的高中,而現在一個學校將不分膚色容納所有高一和高二的學生,另一個則不分膚色地容納高二和高三的學生。

作爲回應,白人高一和高二學生本應前往之前的黑人高中,但他們卻「去了私立學校」,多克瑞說。而白人高年級學生則留在原校,對他們的建築和他們在音樂、學術和體育方面公認的成功感到滿意。很快,隨著白人的逃離,這個城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這個城市大約92%的人口是美國黑人,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請看一個教會如何給那裡帶去希望。)

在那個關鍵的過渡年裡,多克瑞擔任學生會副主席。該學年被這一變化「完全打亂了」,「當我們到了這個學年結束時,除了少數幾個白人學生外,其他白人學生都決定抵制畢業典禮。」

他是少數留下來的人之一。由於學生會主席不在那裡(以示抵制),這使得多克瑞不得不發表畢業演講。

他說的都是些套話——「你知道的,感謝校長、感謝老師、感謝父母、感謝彼此」——但這一時刻爲多克瑞贏得了第二天伯明翰報紙頭版上的照片。這是他在種族和解方面的第一次公開努力。

教會裡的民權運動

多克瑞認識那個在1969年命令他的高中加快一體化進程的法官。七年前,格魯姆斯(H. H. Grooms)曾命令阿拉巴馬大學接受三名黑人學生,促使州長喬治·華萊士將他們擋在門口。(多克瑞於1970年秋季入學,作爲體育部的一名學幹部,他偶爾會被要求在公路旅行中與黑人運動員同住,而這樣做是受人詬病的。)

格魯姆斯也參加了多克瑞所在的浸信會,或者說,他曾經去過。

畢業後的那個夏天,多克瑞所在美南浸信會教會約有1,000人,當時全教會一個名叫威尼弗里德·布萊恩特(Winifred Bryant)的美國黑人女性和她11歲的女兒特維拉(Twila)走過過道,要求加入教會成爲成員。在牧師赫伯特·吉爾莫(Herbert Gilmore)的倡導下,此舉不僅對伯明翰的一個白人教會來說是一個大膽的舉動,而且對整個美南浸信會宗派來說也是如此。要知道,美南浸信會是在1845年因奴隸主能否成爲宣教士問題而從浸信會總會(Triennial Convention)分裂出來的。(當時美南浸信會認爲可以,而美北浸信會表示反對。)

關於布萊恩特和吉爾莫的爭論在整個夏天都很激烈,還有人試圖在吉爾莫參加世界浸信會聯盟會議時宣佈職位空缺找人換掉主任牧師,也有傳言說吉爾莫是個共產主義者,最後在凌晨2:30的教會成員大會投票中,吉爾莫僅以4票之差保住了工作。

最後,在9月的一個週日上午,會眾以240票對217票的表決結果決定保持教會爲白人教會。這導致了大約250名成員立即退場,教會分裂了。(吉爾莫是退場成員之一,格魯姆斯是吉爾莫直言不諱的支持者,多克瑞可能是另一個。)

但即使如此,問題也不簡單。政治、種族和神學問題交織在一起,至今仍使美南浸信會感到困惑。

神學自由主義

在第一浸信會就是否接納黑人成員感到混亂的同時,他們也在與宗派中的神學自由主義進行鬥爭。

「第一浸信會在1971年,即分裂後的四個月,說:『早在黑人提出入會前,教會就已經對吉爾莫博士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分歧涉及到他……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講道、不強調聖經,也沒有促進傳福音,等等。「

一些人,包括多克瑞的父母,都認爲吉爾莫不相信聖經中關於創造或洪水的記載,不相信基督從童女而生,也不相信聖經的無誤性。

如果這是真的,他可能是在神學院學到這些觀點的——吉爾莫是1960年代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畢業生。

從進步派到保守派

就在1992年多克瑞被任命爲系主任一年後,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院長霍尼卡特下臺了。一些教職員工立即提出讓多克瑞接任。

但多克瑞知道,如果他輸了,他將不得不離開神學院,而他熱愛他的工作。因此,他承諾「無論誰當選,都會爲之歡呼,並幫助使這件事順利進行。」

然後他推薦了阿爾伯特·莫勒,他現在仍然領導著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並被認爲是將其轉向了保守的方向。莫勒出任院長後立即和多克瑞開始工作,在多克瑞1996年接任聯合大學校長之前,聘請了五名保守派教員。

轉變神學院的壓力是「浸信會會眾制優越性的最佳表現,」多克瑞說。「現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職員工團隊由那些致力於神話語真實性的人組成。」

美南浸信會及其神學院在種族和解方面的進展也是緩慢和停頓的。多克瑞是最早擁護宗派首位黑人主席弗雷德·路特(Fred Luter)的人,他於2012年當選。

回到伯明翰

1月24日,多克瑞和他的家人坐在客廳裡,他們爲外公的死亡哭泣,並一起祈禱。然後他們開始行動。不到兩小時後,他們就收拾好行李上車,在多克瑞這一天中第三個三小時車程中向南行駛。

他們在午夜時分駛入伯明翰,最終結束了多克瑞人生中最糟糕也是最美好的一天。

幾天後,他在墓前儀式上發表了講話,然後將他的《尋求國度》( Seeking the Kingdom)一書獻給了哈克巴。

他的家人在伯明翰發生的悲慘事件幫助多克瑞看到了種族關係進步的迫切需要。成爲系主任後,多克瑞任命了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第一批兩位美國黑人教師。在他擔任聯合大學校長的20年裡,他聘用了更多的少數族裔教師,建立了一個種族和解中心,並看到少數族裔學生入學率從9%上升到20%。

多克瑞是第一個在西田納西州有色人種協進會年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的白人(他在會上獲得了他們的種族和解獎),主持了一個關於神學院如何裝備非盎格魯學生的美南浸信會峯會;後來還與三一國際大學的教職員工合作,呼籲本校重新致力於種族和解。

多克瑞在2013年告訴《美南浸信會生活報》(SBC Life):「我的生活幾乎在每一個章節都在嘗試成爲一個種族和解的代理人。兩本書——他與人合著的《架設橋樑》(Building Bridges)和爲紀念他而收集的文集《堅定的公民性》(Convictional Civility)——都強調了這一主題。

他說:「因著神的護理,我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方,做了很多事情。是神把我放在了正確的地方。這是我能理解的唯一方式。」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an in the Middle: The Best / Worst Day of David Dockery's Life.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爾察)是福音聯盟的資深作家,於西北大學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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