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艺术
 《黑客帝國》、《暗處的女兒》、元宇宙:電影中的世俗「重生」
2022-02-23
—— Brett McCracken

編注:福音聯盟影評所涵蓋的影片並不適合所有人。爲了幫助讀者做出明智的觀影決定,我們建議閱讀《「我可以看這部電影嗎?」》一文,並查看影片本身的內容指南。

耶穌基督的復活是歷史上最具紀念意義的事件。難怪它是所有故事講述者兩千年後仍然無法擺脫的話題。在我們這個世俗時代,「重生」仍然是一個引人注目和經常探索的概念,即便它已經被重塑爲表現型個人主義(「新的你!」)的常用術語。

在一個充斥著交叉壓力、又殘存著宗教概念的後基督教文化中,觀察當代電影如何將重生作爲一個新開始的隱喻——擺脫痛苦、擺脫感知限制,發現完全實現的自我,這是非常迷人的。當「復活」的概念脫離基督教福音的具體內容(和血淋淋的細節)之後,它就成了一個概念模糊的代名詞,代表著某人想要克服或成爲的任何形像。

讓我們思考一下最近的三部電影如何展示了世俗時代的「重生」願景,以及用我們自己的術語尋找新生命的空虛感。注意:下面有劇透。

《黑客帝國:矩陣重啓》——數位化之後的人生

「復活」就是這部電影的標題(本片英文名爲The Matrix Resurrections,港譯《駭客任務:復活》——譯註),從很多方面來看這個標題都很合適。一方面,本片「復活」了許多人認爲已經結束的系列電影;另一方面,它還「重生」了前幾部電影中被認爲死亡的角色。但就像最初的《黑客帝國》電影一樣,重生的想法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存在主義的集結號。服用紅色藥丸是獲得自由、找到真理以及在你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控制性敘事之外進入「真實」的途徑。這一系列影片使用了計算機虛擬世界(「黑客帝國」)的隱喻來批判「現實」如何被強加給我們,「現實」是爲有權勢的人服務的一種操控手段。而服用紅色藥丸是爲了解放你的思想和你想要表達的身份,以你認爲合適的方式生活,不再受任何外部設計的參數影響。

最初的《黑客帝國》三部曲是由兩兄弟(拉里和安迪·沃卓斯基)執導的,他們後來宣佈自己是姐妹(變性爲拉娜和莉莉),這意味著這些電影現在被重新解釋爲變性寓言。最新的這部由拉娜·沃卓斯基單獨執導,可以說是更明確地表達了變性主題。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崔尼蒂(Trinity,由凱瑞-安·莫斯飾演)輕蔑地將自己從假的/虛擬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原本有丈夫和孩子),在那個世界裡她使用的是一個表明自己性別的、極具資產階級溫情的名字「蒂芙妮」(Tiffany)。在一個展現變性人對「死亡命名」(Deadnaming,指用變性前名字稱呼變性者並招致對方憤怒的行爲——譯註)的憤怒場景中(這一場景借用了1999年《黑客帝國》中「我的名字是尼奧!」的高潮並向其致敬),她對有人叫她蒂芙尼做出的回應是:「我希望你能(嗶)停止叫我這個名字!我討厭這個名字!我的名字是崔尼蒂!把你的手從我身上拿開!」在影片早些時候,當她與尼奧(基努·里維斯飾)談論母體時,崔尼蒂問:「你怎麼知道是你自己想要什麼,還是你的成長經歷讓你想要什麼?」

就崔尼蒂這個角色而言,她就像影片中的其他角色一樣,「重生」是對預先編好程序的規範、慾望、期望和異性戀標籤的拒絕,以及對完全自主和自我代表的擁抱。這個想法聽起來很酷,也很有超越性(至少就90年代末而言)。但它可行嗎?我們出生在現有的現實、委身關係和規範中——從出生起就被捲入家族系統和社會規則——這真的有那麼糟糕嗎? 

影片的跨性別主題也在對數碼世界的混亂討論中得到體現。在影片的中間,我們發現前三部影片中「人類與機器」這一二元對立現在已經過時了。有形的身體和虛擬程序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而且應該得到接受。影片中唯一一個似乎喜歡二元對立的角色是反派史密斯(喬納森·格拉夫飾演)。「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湯姆,」史密斯在某一時刻對尼奧說,「想想看,二元才是更正常的形式、是事物的本質。1和0、光和暗、選擇和沒有選擇、安德森和史密斯。」但即使是安德森/史密斯(善/惡)的二元對立,在影片的結尾也變得模糊不清。

然而,關於廢除二元對立的問題是,它消除了生活的動力、戲劇性張力和。當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光譜,沒有什麼是明確的這個或那個,你就很難找到方向。戲劇性張力帶來的動力會消失,因爲它沒有方向。沒有什麼事情是重要的,任何一種道德性敘事架構都變得毫無意義和空洞。這就是我對《黑客帝國:矩陣重啓》的體驗。這是一部沒有方向的影片,充滿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動作場面和散漫的哲學單口相聲。即使影片慶祝了世俗意義上的「重生」,即再次得著釋放和重新啓動一個人的身份(「再一次機會」是影片的最後一句臺詞,由崔尼蒂說出來,背景音樂是們聽到討伐體制樂團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Wake Up"),但它完全沒有說服觀眾認同自我編程的現實帶來的「新生活」能比它取代的東西更令人滿意。

《暗處的女兒》——爲人母之後的人生

如果說《黑客帝國:矩陣重啓》包含了一種對重生的變性演繹,那麼瑪吉·吉倫哈爾(Maggie Gyllenhaal)備受讚譽的導演處女作《暗處的女兒》(The Lost Daughter)則以女權解放的形式敘述了一種令人沮喪的「重生」願景。影片的主角由奧利維亞·科爾曼(Olivia Colman)和傑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演得很好,她們倆飾演不同時期的同一位女性,這位女性自稱是一個「非自然母親」。她在海灘上與懷孕的準媽媽們閒聊時直言不諱地說:「孩子是一種令人崩潰的責任」。隨著影片的進展,我們逐漸發現爲什麼萊達在接觸其他媽媽和她們的孩子時如此激動。幾十年前,她曾經非常厭惡作爲母親養育兩個女兒,以至於她最後拋棄了她們和她們的父親,去追求自己的學術生涯,並與一個新的情人(彼得·薩斯加德飾)私奔。腐爛的果實是影片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以強調萊達對她的子宮中果實的不祥之感(與詩篇127:3「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截然相反)。

但是逃離婚姻和爲人母的責任真的會帶來新的自由、幸福和任何形式的「重生」嗎?吉倫哈爾的功勞是,這部基於埃琳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2008年小說的影片並沒有假定如此。這部電影並沒有把萊達的選擇浪漫化。相反,它表明,從母親的「沉重責任」中解脫出來的「自由」只會讓萊達更加悲慘和孤獨。因此,表現型個人主義的虛假承諾也是如此。當母親、父親、丈夫和妻子爲了尋找真正的自我而拋棄委身承諾時,這是一個無法帶來滿足的舉措。這是一種逃避,但不是一種出路。

也許是無意的,《暗處的女兒》對當代女權主義的某些方面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特別是女權主義堅信爲人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需要擁抱的禮物。女權主義認爲,做一個母親或是做一個配偶,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接受一種死亡。對這個人和這個責任說「是」,就必然意味著要對其他選擇和道路說「不」。沒錯,我們不可能什麼都有,限制是爲了我們的益處

《暗處的女兒》正確地承認,對一些人來說,爲人母這件事並不是對所有女性來說都同樣自然。大多數媽媽可能偶爾會有想要「另一種生活」的想法,以擺脫無休止的家庭需求和不停地喊著「媽媽!媽媽!」的尖銳聲音。但是,爲人母就像婚姻一樣,不是靠感覺而是靠委身承諾來維持的。真正的能力來自選擇去愛,並保持委身,哪怕感覺起伏不定。屈服於我們墮落的心、善變的慣性——它不斷地把我們從各種形式的忠誠委身中拉出來——就是失去自我和失去能力。被躁動的肉體慾望支配,就是無奈地被動和被征服。無拘無束的自主遠非解放,而是它自己的監獄。

《蜘蛛俠:英雄無歸》——遭「取消」後的人生

我們這個不安分的世俗文化渴望超越、逃避和擺脫(包括個人和社會)困境的「出路」。也許「重生」、「復活」類影片的盛行,除了爲了讓好萊塢大賺一把外,也說明了我們目前對「從頭再來」這一想法的共鳴,或者像《黑客帝國:矩陣重啓》結尾處崔尼蒂所說的那樣,「再來一次。」

元宇宙流行文化的吸引力也是這種世俗重生觀的證據。如果在這條時間線或這個現實中事情進展不順利——也許我們犯了一些錯誤,導致我們被「取消」——也許在另一條時間線上有另一個版本的我,在那裡我可以做得更好,《蜘蛛俠:英雄無歸》(Spider-Man: No Way Home)只是一個最新的例子。這裡的「重生」是指彼得·帕克(Peter Parker)也就是蜘蛛俠在世界對他的記憶被抹去後得到一個新的開始。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重生」比我們在《黑客帝國》或《暗處的女兒》中看到的更有美德,因爲他的重啓與其說是爲了自己,不如說是出於對他人的犧牲之愛(事實上,他自己的「重生」是以他蒙受重大損失爲代價的)。

儘管如此,「這次要做對」的巨大壓力還是會追著彼得,不管他得到多少次重啓機會。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那種重生嗎?此外,影片中「乾淨的石板」(clean slate)的更新得到了神奇的實現(無論是對彼得還是對獲得第二次機會的其他惡棍而言都是如此),這讓我覺得有點太簡單了。反派的敘事尤其讓我不爽,不是因爲任何反派都太過墮落而無法得到救贖(畢竟我們都是墮落的罪人),而是因爲罪惡和邪惡的現實感覺得到了心理學解釋,被淡化了,就像最近「改造反派」的其他起源故事如《小丑》《黑白魔女庫伊拉》一樣。對邪惡的閹割總是削弱了救贖的戲劇性。這可能就是爲什麼,儘管有許多娛樂性優點,《蜘蛛俠:英雄無歸》給我的感覺更像是一個低級的小品,而不是一部驚心動魄的史詩。它對重生/復活的演繹比一些人更接近基督教,但仍遠未達到接近真理的程度。

基督裡的復活——死後的永生

基督教的復活觀是深刻的,因爲它沒有把我們的罪降到最低,也沒有粉飾我們不配得的永恆。我們可以擁有死後的生命,但卻不是因爲我們應得,也不是因爲我們可以做對事(或施對咒語)來獲得它。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悔改,並與那位真正配得永生的人聯合,那就是耶穌基督。但這在確信自己有自我創造和自我更新能力的當代文化中並不受人歡迎。。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瑕疵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不能用Photoshop(或整形手術)來糾正;沒有任何生物學特徵是如此具有約束力,以至於如果它與自己的感覺相衝突,就不能被忽視;沒有任何「真理」是如此不方便,以至於政黨政策不能否定它。不,本真性時代不存在對自主權的侵犯,也不存在對不受約束的自由的阻礙。如果我想按照我的條件和時間線擁有一個「新我」,上帝啊,我會得到它。我們這個時代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但這種自我規範的「重生」只會不斷失敗。我們無法使自己重生。真正的、永恆的自由和釋放是神的恩賜,而不是我們奮鬥和贏得的獎品。而且,這是一種持續到永久的重生。

雖然這些電影沒有達到目的,但好在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流行文化對重生的需求和渴望,而且它普遍存在。基督徒應該參與這些表達,但要把它們從自我身上轉移到救贖的基督身上。

要回應破碎的自我,不僅僅需要重新認識自我,還需要一個新的自我。它是將舊我釘在十字架上,它是失去我們的生命來尋找它。不是按我們自己的期待,而是按基督的期待(羅馬書6:5-11);不是爲了我們自己的榮耀,而是爲了祂的榮耀(羅馬書9:22-24)。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atrix, Motherhood, Metaverse: Secular 'Resurrection' in Recent Films.

Brett McCracken(布雷特·麥卡拉根)是福音聯盟高級編輯,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布雷特和妻子琪拉居於加州聖安娜市,二人都是薩瑟蘭教會(Southlands Church)的成員,布雷特在教會擔任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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