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作爲塑造基督徒心智項目的一部分，我應劍橋大學一群學生之邀，幫助他們探討兩個緊迫的問題。第一，什麼是所謂的「美好生活」？第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基督徒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與身邊的非基督徒鄰居截然不同？
關於這些問題，很少有書能像查爾斯·泰勒那部宏闊而精妙的《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那樣發人深省。
爲什麼要用一本關於現代認同形成的艱深著作來回答這些問題？因爲泰勒認爲，只有先理解我們的認同是如何形成的，我們才能理解什麼是美好的生活。我判斷自己的生活是否美好，取決於那些構成我認同的核心事物。
《自我的根源》開篇便提出一個引人爭議的觀點：在現代西方，儘管我們高度關注內心生活的複雜性，卻仍傾向於以簡單而鮮明的詞彙來構想我們的核心身份。我們對他人的認知以及對自我的呈現，都是膚淺化的。當問到「我們是誰」時，我們把一切都簡化爲一個標籤，以爲這個標籤在構建我們的認同時扮演著承重牆的角色。對一些人來說，這個標籤是國籍；對另一些人，則是職業、性別認同、性取向、社會階級或社會角色。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簡化：當你加入像X這樣的平台時，第一件事就是選擇如何在個人簡介中向世界展示自己，而且字數不超過 160 個字符。
然而，《自我的根源》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我們的認同遠比這種簡化傾向所暗示的要複雜得多。人的認同絕不整齊劃一。爲了闡明這一點，泰勒跨越漫長歷史——從荷馬到柏拉圖，從奧古斯丁到加爾文，從笛卡爾到赫爾德再到康德，最後直到我們當代人——將眾多線索串聯起來。他藉此勾勒出現代西方認同的輪廓。如果你要爲這個典型的西方人寫一個X平台的簡介，大概會是這樣：#普世正義 #行善於世 #平等 #自由 #避免痛苦。
這一系列價值觀之所以是典型的西方價值觀，是因爲它們並非古往今來所有文化所共有。古代斯巴達人視苦難爲塑造品格的工具，認爲痛苦是有益的。儒家文化認同的是等級制度，而不是平等；且認爲等級制度是自然且必要的。在前基督教時代的北歐文化中，死得其所比活得有道德更重要。異教時期的羅馬文化則認爲奴隸階級是必不可少的，這樣才能讓自由公民繁榮興旺。
相比之下，現代西方認同在本能上覺得這些文化的價值觀既陌生又不可取。然而，在泰勒看來，這種排斥並非完全一致。相反，我們每個人建立自己關於公義、平等、行善、自由、痛苦的意義的方式，其實因人而異。用泰勒的話說，這是因爲我們並不共享同質化的「道德框架」（moral frameworks）。
那麼，在西方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兩個人，一個基督徒、一個非基督徒，在回答「何爲『美好生活』」這個問題時，會有什麼不同呢？《自我的根源》給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洞見：泰勒認爲，在這兩種人身上，「美好的生活」這一概念都受到「稱義」與「成聖」這兩個觀念的影響。而我想著重說明的是，這兩個觀念如何爲基督徒提供了一副獨特的視角，來審視現代認同的形成過程。
稱義與成聖這兩個詞，當然是具有深厚基督教色彩的術語。然而，泰勒認爲，它們同樣塑造了我們身邊那些非基督徒鄰舍的生活。這是爲什麼呢？
改革宗神學從司法或法律意義上來理解稱義。我們唯獨因信基督而稱義。神審視我們的生命，宣告我們在罪上無罪。正如《海德堡要理問答》所言，「好像我從來沒有犯過罪」。
稱義是來自神的宣告：在祂眼中，你的生命與那美好的生活完美相符；事實上，它與那完美的生命相符。這是因爲耶穌的完美生命被歸算給你、轉移到了你身上，並被視作你應得的。神宣告，你的生命是建立在客觀上最高的美好願景之上的。
然而，考慮到我們真實的、現實的生活經歷，稱義聽起來可能有些令人費解。雖然這是我們在神眼中真實的地位，但這種地位是靠歸算獲得的：它是神基於耶穌基督的善行而賦予我們的。那麼，對於一個被稱爲義的人來說，問題就變成：既然我已經被稱爲義了，那基督的生命和我現在的日子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成聖的意義所在。我們的實際生活需要慢慢調整，直到與基督的生命合拍。使人稱義的信心必須具有改變生命的能力。它會一點一點地改變我們。就像聖經說的，「信心若沒有行爲就是死的」（雅 2:17）。
在改革宗神學中，成聖有兩個維度。一方面是客觀的、宣告性的成聖，另一方面是主觀的、漸進性的成聖。說成聖是客觀且宣告性的，是因爲如果你在基督裡，神就宣告你是聖潔的，並把你分別出來，讓你活得像基督。
但成聖也是一個主觀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因爲你不完美的生命必須變得完美；你破碎的生命必須得到醫治。我們在成聖上的長進，是通過重生之時意志的更新而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聖靈從裡到外在我們裡面動工。
成聖並非從外在的行爲開始，好像你做足了外在行爲，最終就能改變內心。相反，它始於聖靈讓你的內心慾望重生（你開始變得渴慕神），這種內在的改變自然會影響到你的行爲。
在這種邏輯下，基督徒做善事的動機變了：不再是由於壓力或恐懼，而是出於感恩。成聖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們向神表達感恩的過程。它是靠著神在基督裡爲我們所成就的一切，並在神恩典的大能中活出來。當然，成聖並不容易。新約聖經把它形容爲「治死罪」，這是一個不斷與老我搏鬥的過程。在今生，成聖永遠是不完美的，直到我們離世那一刻才會完全（參《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問答 37）。
如果你是基督徒，這種對稱義和成聖的理解會讓你活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樣式。首先，你的生命開始朝向那最高的美善。其次，你會時常反思：我的生活真的活出那份美善了嗎？第三，當你失敗、做得不夠好時，它爲你提供了處理失敗的方法。
我看到自己的成聖不完全時，就會回到稱義中尋求安慰。我的成聖是因罪得赦免而生發的感恩之作，而不是爲了換取赦免而進行的表現秀。靠著神的恩典，福音也教導我們：終有一天，我這個被稱爲義的罪人將親眼見主，並變得像我所仰望的那位一樣。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麼稱義與成聖這類術語你一定耳熟能詳，這是典型的「基督教式語言」。但你可能會覺得，這些概念與你身邊那些世俗化的西方朋友所相信的東西截然不同。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泰勒能幫到我們。
《自我的根源》中一個最重要的觀點是：所有人都生活在道德框架之內。這些框架既不可逃避，又多種多樣；沒有誰是白紙一張。雖然我們傾向於用單一維度來呈現自己，但泰勒指出，當我們在嘗試回答「我是誰？」這個身份問題時，通常是採用一種敘事性的方式，或者說由故事驅動的。
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努力認清我們（在客觀意義上）的至善，並（在主觀意義上）判斷自己是否按此生活。我們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就構成了我們人生的敘事。
泰勒把這描述爲一個「是/否的問題」，關乎我們人生的方向——是朝向善，還是背離善。要回答「我是誰」，現代人必須首先認定一個最高的善，然後判斷自己生命相對於這個善的走向。泰勒寫道：
清教徒會想自己是否得救。問題在於他是否被呼召。如果他蒙召，他就「稱義」了。但即便稱義，他離聖潔還很遠；成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是一條或遠或近的進取之路。
關鍵在於接下來的這句話。泰勒繼續說：「我的主張是，這並不是清教徒基督教獨有的現象，事實上，所有的道德框架都必然會讓我們面臨這樣一個絕對性問題。它構成了背景和基調，讓我們在此之中去衡量自己離善是近還是遠。」（45 頁）
因此，現代西方的自我意識，深深地被稱義與成聖的問題所塑造：我的生命認同的那最高的美善是什麼（這是我的稱義問題）？我實際的生活方式是否真正符合那個最高的美善（我成聖了嗎）？
一旦我們用這個視角來觀察現代生活，就會看到泰勒所說的「基督教的世俗衍生品」無處不在。不過要識別它們，我們需要一雙能看清其多樣性的眼睛。讓我們來看幾個我們文化中流行的道德框架。
泰勒指出，有些人看待歷史的方式是：歷史被一個鮮明、兩極對立的界限一分爲二。這種人自我認同的基本特徵來自於問這樣一個問題：我站在哪一邊——是被壓迫者的一邊，還是壓迫者的一邊？在這個框架裡，你的「稱義感」來自於你站在了正確的事業一邊——站在善的一邊，而不是惡的一邊。
這種稱義感是如此具有統攝性，以至於個人的成聖常常成了事後才想起來的事。泰勒寫道：「這裡存在一個緊迫且絕對的問題：你站在哪一邊？無論我們距離正義的最終勝利是近是遠，這個問題只允許兩種答案。」（45 頁）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泰勒指出現代西方有些人持有一種非黑即白的絕對化價值觀，並確信自己（理所應當）屬於「好人」陣營，因爲他們支持「好人的事業」。這導致一個人可能在精神上極度認同公義事業，但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糟糕透頂。由於他深信自己已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其個人完善（成聖）的需求反而萎縮了。
我們可以把這描述爲基督教反律法主義異端的一個世俗版本——也就是說，因爲我已經稱義了，所以我就不需要成聖了。
泰勒還給了另一個例子：想想一個理性主義者，他最高的善是以一種超然的、客觀的方式來對待自己。這就是一種稱義：把稱義建立在清醒的理性、自我掌控和自我控制之上。
對這樣的人來說，成聖就意味著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夠理性嗎？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嗎？在A、B、C這些情境中，我對自己足夠客觀嗎？還有，我該怎麼面對外面那些妨礙我成聖的不理性的蠢人？
在這種哲學裡，成聖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而這種漸進改變的工具，是無情的自我反省，以及精神分析師的躺椅。
再看另一個人，他的最高理想可能是養家餬口。他的稱義，他的最高之善，就是家庭生活。對他的情況來說，成聖聚焦於一些指向自我的問題：我是不是在辦公室待得太久了（儘管上班是爲了養活孩子）？我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嗎？我是一個稱職的父母嗎？我會不會毀了孩子？我是一個好配偶嗎？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最後再看藝術家的例子：她的最高理想就是藝術本身。但她的成聖取決於對某些問題的回答：我何時能獲得靈感的啓示？如果我始終創作不出偉大的作品怎麼辦？以及，藝術界中那些針對我的社會階層、性別或族裔身份的障礙，是如何阻礙我達到那種成聖境界的？
泰勒指出，人類的身份認同既關乎「存在」（Being），也關乎「成長」（Becoming）。「我是」，但我同時也在「成爲」。現代西方人將「我是」這一範疇想像成一種稱義（與最高善保持一致），而將「成長」這一範疇視爲一種成聖（審視自己是否言行一致）。
泰勒還指出，我們會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到未來。例如，我們會問自己：十年之後，我是不是朝著我的最高之善更近了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泰勒認爲我們的生命變成了一個道德空間、一場追尋、一個關於進步或退步的故事，這段故事由我們自己追蹤、衡量並負責。我不斷成聖的這個故事，跟我稱義的標準對得上嗎？
大衛·扎爾（David Zahl）在其著作《世俗虔誠》（Seculosity）中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扎爾創造了「Seculosity」一詞，意思是：變得世俗並不會讓你擺脫宗教性。相反，宗教性會延續到世俗生活中，而且並沒有讓「做自己」變得輕鬆。扎爾認爲，世俗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足夠感」（Enoughness）。我們需要通過自己在職場、人際關係、育兒、技術應用、飲食及政治等方面的表現，來證明自己「足夠好」。
雖然「足夠好」是我們的稱義標準，但追求成聖（即表現過程）的重負往往會讓這種稱義崩塌。我們最終陷入了焦慮（我夠好嗎？）、羞恥（冒名頂替綜合徵）和負罪感（我做得夠多嗎？）的泥潭中無法自拔。這就是格蕾塔·葛韋格（Greta Gerwig）電影《芭比》（Barbie）裡主角之一肯（Ken）的掙扎——他渴望知道自己到底「夠不夠優秀」。
如果說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活動家代表了世俗版的反律法主義，那麼追求足夠感的焦慮型奮鬥者則代表了世俗版的律法主義——只有律法而無福音，只有順服而無恩典。在這樣的世俗文化中，我們全身心地投入到成聖的苦修中，只爲期盼最終能得出那個結論：我是被認可的，我是稱義的。
泰勒告訴我們，現代人雖然挖空了基督教關於「稱義」和「成聖」的深刻教導，但依然在借用宗教的邏輯。這些東西聽起來很高深，但其實它們就是現代西方人自我認同的原型——只不過被改造成了各種樣子。
我最近聽了一個播客，採訪一位幫助作家拿到書稿合同的教練。主持人問她，對那些不斷被退稿的作者，她會說什麼。這位教練的回答，在很多世俗西方人聽來會非常順理成章：「記住，你的價值不取決於你的寫作，這一點非常重要。即便所有出版社都說你寫得不好，你也要相信自己是有價值的好人。」
如果你常與西方人打交道，就會認出這種處理成聖失敗（即表現不佳）的方式。其邏輯是：我實際的生活達不到我的最高理想……但沒關係，外在失敗不重要，因爲我內心肯定自己是好的。
在這種情況下，人的自我認同本身就成了一個道德源泉：我只是在等我的頓悟時刻到來。即使它永遠不來，即使我寫什麼都被拒稿，但我仍然肯定自己的良善和尊嚴。如果有朝一日頓悟來了，我便會向世人證明我究竟是誰。
對於一個苦苦掙扎的作家來說，這話聽起來沒什麼惡意。但想像一下，如果同樣的自我認同用在一個給他人造成巨大痛苦的人身上，他卻堅持說：我雖然做了這件可怕的事，但我絕不是壞人。
這是一種僞造的稱義+成聖組合。它有稱義的形式：儘管我失敗了，我被宣告爲義，但這是自封的義。是自己說自己好，而不是被神宣告爲好。
相比於這種被掏空的衍生品，基督教的稱義與成聖觀又是怎樣的呢？最關鍵的區別就是耶穌本人。耶穌的生命讓基督徒的稱義扎根在現實中，同時揭穿了世俗版本的神話。
在世俗版本裡，「稱義的自我」是一個純粹的抽象概念，跟實際生活完全對不上。但當基督徒說「我的生命很不完美，我是個罪人，但神宣告我爲義」時，這不是抽象概念。爲什麼？因爲福音告訴我們，我的稱義是基於一段真實且完美的生命——耶穌的生命。我不是因爲自己說自己好而被稱義。我被稱義，是因爲神這樣說了，而且一個真實的、無比卓越的生命已經被歸算給了我。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odernity’s Hollowed-Out Search for the Good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