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的聖誕節清晨，冰雪封鎖了比利時的巴斯托涅小城，氣溫低至零度以下，那是西北歐史上一個最寒冷的冬天。然而，比寒冷更可怕的，並不是德軍不時的炮火襲擊。那時，第 101 空降師的許多士兵，以及他們在美軍、英軍和加拿大軍隊中的戰友們，本以爲此刻早該回到家中，或至少已經跨過萊茵河，進入德國境內。
然而，他們卻困在比利時的冰雪之中，飽受飢餓與炮火的折磨。這場突如其來的德軍反攻被稱爲「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是二戰中美軍傷亡和被俘人數最多的一場戰役。儘管許多德軍士兵早已明白他們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希特勒的部隊仍用鮮血證明，他們至少能讓盟軍的勝利變得慘烈而昂貴。
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卻在這場血戰中看見了「祝福」。與其讓德軍固守堡壘，不如在他們主動出擊時，於開闊地帶將其消耗殆盡。血流得越多越好，只要德軍先流盡鮮血，戰爭的終點就能更快到來。畢竟，盟軍還能補充前線的兵力。1945 年 1 月，丘吉爾在國會報告中說：「這話或許聽來冷酷、甚至殘忍，特別是關乎我們將士的寶貴生命，但只有讓德國先流盡鮮血，戰爭才會結束。」從這個角度看，丘吉爾稱這場戰役爲「美國人在整個戰爭中最偉大的一戰」，一個將被世代銘記的勝利。直至今日，每年仍有數千美國人前往巴斯托涅郊外的戰壕遺址瞻仰。
五個月後，德國投降。兩天後，也就是歐洲勝利日之後，C. S. 路易斯卻並沒有因這場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終於結束而興高采烈。五年前，英國面臨著幾乎肯定要覆滅的危機，但現在路易斯的家園逃過了這一劫，沒有像歐洲大陸那樣化爲廢墟，然而，路易斯並未感到那種全民歡騰的喜悅。
他在給昔日學生、天主教神父比德·格里菲思（Bede Griffiths）的信中寫道：「我發現自己既無法對人們生出應有的憐憫，也無法向神表達應有的感恩。我們每個人都彷彿在一連串的天意安排中死裡逃生，其中有些堪稱奇蹟。有時，這份厚重的恩典讓我敬畏不已。在我看來，那些對蒙恩較少之人堪稱聖潔的生活方式，對我們而言只是最基本的本分。（路易斯在這裡建立了一個「恩典-責任」的等式。一個人得到的恩典越多，他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就越大，對他的行爲標準要求也就越高。「蒙恩較少之人」沒有經歷過如此宏大拯救，沒有經歷明顯的奇蹟。對他們來說，虔誠、捨己的生活，是一種崇高的、值得嘉獎的「聖潔」境界。他們若能做到，是超凡的。但是對於路易斯這些經歷過如此浩大恩典的人來說，那種聖潔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可選的、崇高的追求，而是必須做到的、最基本的、理所當然的本分——譯註。）可我們該如何活得配得上這樣的恩典呢？」
當上一代人曾在巴斯托涅的炮火中爲拯救西方文明而浴血奮戰，你又該如何繼續前行？要怎樣才不負當年的壯舉？摧毀邪惡帝國之後，還剩下什麼？
1945 年的文學作品，卻鮮少流露出勝利的喜悅。那個時代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們似乎都意識到，雖然血與火的戰爭已經結束，但思想的戰役仍在繼續。C. S. 路易斯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了同一種人性的病症。
1945 年 8 月，日本宣佈投降的同一個月，奧威爾出版了諷刺寓言《動物農場》（Animal Farm）。他將目光投向東方那個將勝利的旗幟從柏林插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的蘇聯，再到牛津大學的教師休息室，那裡學者們談論著：「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在那個需要反烏托邦小說來解釋現實反烏托邦的年代，奧威爾又於 1949 年推出了《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一個「上即是下，左即是右，時鐘敲響十三點」的世界。在「大洋國」（Oceania）裡，有些思想被禁止，有些則必須被接受——「無知即力量，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
同樣是在1945 年 8 月，C. S. 路易斯出版了自己的反烏托邦小說《黑暗之劫》（That Hideous Strength）。這部作品將他在 1943 年的《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與 1944 年的散文〈內圈〉（「The Inner Ring」）中所提出的思想，用故事的形式具象化出來。作爲「太空三部曲」的第三部，《黑暗之劫》比前兩部更現實，也因此更令人毛骨悚然。
小說的背景設定在戰後的某個時期。雖然西方文明得以保全，但路易斯認爲導致八千五百萬人喪生的思想之爭遠未平息。他彷彿在提醒經歷過戰爭的一代。這部小說勾勒出優生學思想如何從紙面躍入現實，演變成一場關乎歷史乃至宇宙存亡的生死搏鬥。路易斯想像了一個與他所處時代極爲相似的社會：科學家們打著理性的旗號，召喚魔法，實施絕育、優生，甚至大規模屠殺所謂「劣等」或「不合標準」的族群。
與《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這本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護教名著相比，《黑暗之劫》或許在二十一世紀更具現實意義。小說中的反派機構「國立聯合實驗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o-ordinated Experiments，N.I.C.E.）許諾要讓人類「擺脫肉身的束縛」（國立聯合實驗研究院的英文縮寫與英文的美好[nice]相同。這正是路易斯的匠心所在。國研院所做的一切，包括操縱輿論、精神控制、計劃滅絕劣等生命、企圖讓人類脫離肉體束縛等等，都與「美好」二字截然相反。路易斯通過這個縮寫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邪惡，常常不是以青面獠牙的姿態出現，而是披著「美好」「進步」「科學」的糖衣。——譯註。）現代西方社會追求的不再僅是財富、名聲、目標或身份認同，而是逃離：逃離義務，逃離承諾，逃離束縛，逃離侷限。在數字技術的助推下，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這樣一個境地：逃避對神的需要，逃避對他人的需要，甚至逃避對我們自己身體的需要。
《黑暗之劫》的故事，從一場看似平淡無奇的學院會議開始。地點是虛構的艾奇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Edgestow）裡的布萊克頓學院（Bracton College）。路易斯說，他只是把故事放在自己最熟悉的環境中罷了。主人公馬克·斯塔多克（Mark Studdock）是社會學講師，既沒有貴族的風度，也沒有平民的樸實；他所受的教育，既不是科學的，也不是古典的。路易斯一針見血地寫道，僅僅是「現代教育」。會議討論是否出售學院的一塊土地。馬克站在所謂的「進步派」（Progressive Element）一邊投了贊成票。但對他而言，土地的去留並不重要，真正吸引他的是能否藉此機會進入學院的內圈（Inner Ring），躋身於那群掌握話語權、能決定別人命運的少數人當中。
這個小圈子的核心人物，是商人費文斯通勳爵（Lord Feverstone），也就是《太空三部曲》前兩部中出現過的反派理查德·狄凡（Richard Devine）。他邀請斯塔多克加入，並向他介紹「國立聯合實驗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ordinated Experiments，N.I.C.E，簡稱「國研院」）的計劃。這個機構正是通過布萊克頓學院的土地交易得以進駐艾奇斯托。費文斯通信心滿滿地宣稱，他們的目標是「掌控人類自己的命運」，發動一場對抗「反動勢力」的新革命：「如果科學能真正放開手腳，它就能接管整個人類，並重新塑造它——讓人類成爲一種高效的動物。」（39 頁）
另一位科學家費羅斯特拉多（Filostrato）補充道，他們的事業關係到整個人類的存亡。他把國研院視爲人類進步的象徵——如同一尊「手握雷霆的大衛像」，象徵力量與控制。隨著劇情推進，國研院那層層揭開的真面目，讓人聯想到蘋果電視台劇集《人生切割術》（Severance）中的「盧蒙公司」（Lumon）。巧合的是，路易斯小說的主人公馬克與劇中主角同名——他同樣必須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做出抉擇。費文斯通對斯塔多克直言不諱：「人必須掌控人。這意味著，總得有人掌控其他人——這正是我們要抓住的機會。你我都該成爲掌控者，而不是被掌控的那群人。」
對雄心勃勃的馬克來說，這似乎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他唯一的不安，是自己並不清楚這份新工作究竟是什麼、誰是上司、要做些什麼。
可等他弄明白N.I.C.E.的真面目時，一切都已經太遲。這個機構的「高尚理想」，與奧威爾筆下大洋國中真理部的誠實程度不相上下——越是冠冕堂皇的名字，越掩蓋著深重的黑暗。路易斯把故事設定在大學校園裡，是有意爲之。他要指出：被謊言迷惑的，不只是納粹德國那些盲目服從政府的右翼群眾，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樣容易墮入自欺。奧威爾本人曾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宣傳部門工作，他在作品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憂慮。打敗納粹，並沒有終結謊言；相反，它讓更多西方知識分子更容易相信來自蘇聯的虛假敘事。
不過，路易斯比奧威爾看得更深。他看到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的腐敗，而是文明的病變。小說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段落，出自一位牧師史垂克（Reverend Straik）之口。這個「進步神學家」聲稱自己痛恨「死後生命」的教義：
我以我的每一個思想，我心的每一次搏動，我的每一滴血，來批判這個該死的信條。世界，這個代表死亡的組織和體系，正是憑著這一套詭辯，迴避和閹割了耶穌的教誨。天主要正義，要對此世彼世進行審判，這本來是很明白的，卻被這套詭辯弄成了教士的狡詐和故弄玄虛。神之國就要在這裡實現，在塵世實現。而且將會實現。以耶穌之名，世人皆要拜倒。以耶穌之名，我和世上所有有組織的宗教都一刀兩斷。 (76–77 頁)
聽到這些，馬克覺得很不自在，他對任何涉及耶穌的話題都感到極度難堪。他對宗教沒興趣，從小就討厭教會。路易斯寫道，馬克寧可對著一群年輕女子大談性變態，甚至墮胎問題，也受不了聽到耶穌的名字。但史垂克毫不退讓，繼續抨擊神學，說那是「富人的把戲」；然而科學，在他看來，卻是一種基於觀察之上的「無敵武器」，「既是審判的武器，也是拯救的工具。」他繼續解釋道：
沒有一所教堂能看出我所說的這一點。他們都是盲目的。他們之所以盲目，是因爲那些骯髒的破爛玩意兒人本主義、文化、人道主義、自由主義，還有他們的罪惡，或者說是他們自認爲的罪惡，其實這自認爲的罪惡，乃是真正的罪中最輕者。所以我才變得如此子然一身：貧窮、衰弱、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刧是世上僅存的先知。
俯身於女兒的棺木之上，史垂克在悲痛中錘鍊出了他的先知預言：
我知道神將掌握力量。所以你看見力量的地方，你就看見了神即將降臨的跡象。這就是爲什麼，我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的隊伍，只要他們的行動會促進神的降臨，不管什麼樣的行列我都加入。這些隊伍中即便是最弱者，也覺得生活慘痛，因而殘酷無情，全心奉獻，準備犧牲一切人生的意義，這在有組織的宗教那些令人噁心的僞善話語中是找不到的。（78 頁）
路易斯期望自己的讀者必定比斯塔多克更清楚，他筆下的這種進步神學正是當年在德國流行的那一類，許多教會領袖就是在這種神學影響下，率先迎合了納粹的意識形態。史垂克那番關於國研院的願景，若換到第三帝國血腥而絕望的末日，也足以用來爲希特勒青年團招募新兵：
沒有人能脫離國研院。那些打算回頭的人都死於曠野。可問題在於，你是否滿足於只做神的工具，一旦在神手中完成使命就被拋開——神曾藉你審判他人，現在審判要降到你的頭上——還是你會成爲獲得神遺產的人？這幹真萬確，你知道的。聖徒們將接管整個地球 —可能一年內就會獲得英國——只有聖徒，別無他人。你不知道我們將審判天使嗎？
然後，這位先知突然壓低了嗓門說：「真正的復活現在就在進行，真正不死的生命，就在此塵世上，你會看到的。」（78 頁）
史垂克所宣揚的是宗教，讓我說的再清楚些，他宣揚的是「一種」宗教，但路易斯警告：那是一種沒有來世的宗教。而沒有來世的宗教，必然把今世當作一切的起點與終點。當人生只剩下「七十年或八十年」的光景（詩 90:10），當帷幕後再無公義的審判，那些掌權者就不再猶豫。他們可以毫不遲疑地犧牲他人的生命，來成全自己的計劃。希特勒發動阿登反攻，並不是因爲他以爲還能取勝，而是要懲罰那些沒能實現他千年帝國幻想的士兵。倘若他注定滅亡，他們也得一同殉葬，用鮮血來證明他們對僞先知的忠誠。
史垂克口中的「骯髒的破爛玩意兒人本主義」、基督教爲西方文明孕育的文化傳統、博愛精神與自由理念——正是路易斯決心捍衛的文明根基。二戰剛剛落幕，新的世界大戰陰雲又隱約浮現，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立志要守護並傳承這份寶貴遺產。史垂克口口聲聲代表卑微小民，但他的所作所爲卻與柏林、莫斯科的革命者乃至牛津校園裡的潛在獨裁者如出一轍：倘若他所代表的這些卑微小民不肯屈從於他的權柄、拒絕加入那場所謂的革命，他便毫不留情地將他們踐踏在地。
通過反烏托邦小說這一形式，路易斯與奧威爾深刻揭示了這些意識形態在現實中的必然結局。在《黑暗之劫》中，馬克始終在兩種現實間徘徊。一邊是費文斯通與史垂克宣揚的革命理想，另一邊卻是他正通過宣傳文案竭力摧毀的英格蘭鄉村圖景——那綠意盈盈的籬牆，那氣味芬芳的田野。他不是在從事科學觀察，而是在推動一場意識形態的革命。
路易斯寫道，馬克「所受的教育確有奇效：他所讀所寫的，比親眼所見的更爲真實。關於農業短工的統計數據才是本質，至於任何真正的挖渠工、農夫或農場上的孩子，不過是幻影。」（85 頁）。這種社會學上的柏拉圖主義使得馬克理所當然地認爲：如果有任何「守舊的短工」或「混吃等死的乞丐」阻礙了國研院的鄉村規劃，採取極端措施也是合理的。
斯塔多克的福利國家式社會學觀，也讓人聯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佐西馬長老講述的一個故事。有位醫生曾經告訴佐西馬長老，
他說：「我愛人類，但我對自己實在大惑不解：我越是愛整個人類，就越是不愛具體的人，即一個一個的人。我在夢想中常常滿懷激情打算爲人類獻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許爲了人們我真的敢於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據經驗知道，要我跟什麼人共處一室，我連兩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離我很近的地方，他的個性就會壓迫我的自尊心，妨礙我的自由。不出一晝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會憎恨某甲進餐時間太長；我會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別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會視爲仇敵。可事情偏偏總是這樣子：我對具體的人越是憎恨，我對整個人類的愛便越是熾烈。」
即便是我們當中的聖徒，也能明白這種矛盾的心態，至少曾在某個瞬間體驗過這種感覺。路易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看出這不僅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文明的危機。一個不信有永恆生命的社會，也就不再看重他人的生命。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核心假設是：如果神不存在，如果沒有永恆與審判，那麼世間一切行爲都不再有禁忌。通過伊萬·卡拉馬佐夫這個角色，作家尖銳批判了那些空談崇高理想、卻從未想過有人會將其付諸實踐的知識分子。整部小說都籠罩在這樣一個謎團中：究竟是誰真正踐行了伊萬的理論，最終殺害了老卡拉馬佐夫？
路易斯以類似的方式刻畫了艾奇斯托大學裡的學者們。馬克雖然能熟練撰寫國研院的宣傳稿，卻無法看清現實。他不夠敏捷，看不透操縱政治辯論背後的那隻手。他也不夠世故，看不懂得當權者的邏輯——他們無需證明自己多麼正確，只要讓對手顯得邪惡就足夠了。馬克是體制的忠實信徒，只想往上爬，在職業生涯中步步高昇。當馬克自信地宣稱受過教育的讀者不可能被騙時，那位人如其名的哈德卡索小姐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幻覺：
你這傻瓜！最容易上當的就是讀過書的人。我們真正的麻煩來自底層——你什麼時候見過工人相信報紙？他們天生就知道那是宣傳，連社論都懶得看......至於那些看高端週刊的知識分子？根本不需要改造，他們早就準備好了——你說什麼他們都信。（97 頁）
透過斯塔多克這個人物，我們看見了邪惡如何悄然蔓延。正如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於路易斯去世同年）所揭示的那樣，平凡的官僚也能成爲毀滅的媒介。斯塔多克的邪惡是平庸之惡。這個身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知識分子，未必認同國研院的一切，但他無法想像回到那乏味的學術生活。對他這樣的底層官僚而言，國研院就像當年的納粹黨：既刺激又新潮，既有利可圖又帶著危險的誘惑。他甚至天真地把同事當作朋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深信不疑的費佛斯通這樣評價他。這位真正的信徒再清楚不過：如果馬克不願弄髒自己的手，總有無數雙手爭著要接過那把刀。
路易斯的基督教信仰，塑造了《黑暗之劫》的核心衝突，這場激烈辯論隨著科技發展愈演愈烈，如今相關技術已將他筆下的反烏托邦構想變爲現實。
路易斯希望我們看到：妄圖戰勝死亡的虛榮努力，終將使我們失去愛的能力。在二戰尾聲寫作的他，並不確信盟軍真正領悟了這個道理。美蘇兩國憑藉科技成就共同征服了世界，英美陣營則以自由進步自詡。但是，人可以贏得戰爭，卻忘記爲何而戰。路易斯擔憂西方世界已經遺忘了一個寶貴的道理——愛唯有在界限之中才能繁盛，而死亡的必然正是生命珍貴的緣由。
在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半個世紀裡，數以千萬計的生命被人爲終結。在這樣的背景下，擺脫生物性、征服死亡的幻想，顯得格外誘人。費羅斯特拉多如此解釋國研院的使命：
爲了研究征服死亡：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征服有機生命。這都是一回事。新人類的思想尚幼稚弱小的時候，在有機生命這個繭中得到了庇護，現在要破繭而出了，新人類永生不死，是人造的人，脫離了自然界。自然是我們攀登時借助的梯子，現在要把自然界一腳踢開了。（174 頁）
史垂克將這個過程比作人類創造神：耶穌復活不過是科學終將實現的奇蹟的一個預表。接著路易斯讓「頭」出場，這或許是他幻想創作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造物，完全不適宜納尼亞的小讀者。這顆頭顱屬於法國科學家弗朗西斯科•阿爾卡山，他因殺妻上了斷頭臺，之後他的頭被科學家們「復活」或重新激活，用以展示他們改造人類計劃的威力與可能——「人們將變得只有大腦。人類種族就將變得只有專家。」
渾渾噩噩的馬克，見到「頭」後滿口怨言。然而，卻對自己助力N.I.C.E.事業的所作所爲毫無擔當。他既無法擺脫那種"刺激的恐怖"，又無力掙脫這個漩渦。通過「導師」蘭塞姆之口，路易斯宣告人類沒有任何藉口可以逃避用倫理換取實驗的後果。「他們既然已經把道德看作僅僅是隨著人身體和經濟狀況轉移的一種主觀副產品，還有什麼會讓他們覺得過於污穢骯髒而收手呢？」（200 頁）
這部精心構築的驚世之作彰顯了路易斯的觀點：二戰並未解決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危機。某種程度上，勝利反而讓盟軍陷入更危險的錯覺：自由與科學真能戰勝人類侷限，甚至戰勝死亡嗎？植根基督教的文明如果失去信仰，能否守住核心價值？當基督教阻礙自由與科學時，它是否還應被容留？
路易斯試圖用這部小說喚醒世人的良知。解放雖是二戰的目標，也始終是西方文明掙脫歷史與精神枷鎖的吶喊——但路易斯向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發問：究竟被誰解放？爲了什麼目的而被解放？這場救贖的代價又是什麼？
若神已死，而一切都被允許，世界便只剩弱肉強食。當人不再承認神的主權，人便爭相坐上祂的寶座；他們不惜將他人推向死亡，只爲延緩自己必然的終結。
馬克這個角色承載著路易斯對人類覺醒的期盼：我們終將意識到，自己無法真正活在科學的牢籠裡，也並非真正渴望那樣的未來。「他無須思考就知道得清清楚楚，選中了浮光掠影、 一無所得的生活，沒有任何其他原因，正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244 頁）
路易斯深信，在西方文明的集體潛意識深處，始終存留著對某種更高存在的記憶，那種足以救贖這恐怖半世紀所有苦難的偉大力量。若不能喚醒這份良知，勝利之後的和平，或許反而要渴望解脫的人類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路易斯藉國研院的惡警告我們：惟有神爲人捨命，惟有神能使死人復活。你可以選擇兩種死法，一種是「Cavalry」（人類自救的軍團），另一種是「Calvary」（基督的十架）。路易斯已清楚地指出，哪一條路通向生命。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N. I. C. E. Dystopia: C. S. Lewis on Escaping Our Hum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