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全球聖公會領袖會議（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簡稱 GAFCON）於 2025 年 10 月 16 日發表《殉道者日聲明》（Martyrs』 Day statement）以來，有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我心頭——從貝爾法斯特到悉尼，再到達拉斯，它一路隨行：我們是否剛剛見證了一個新普世聖公宗的誕生？
有這樣的疑問並不奇怪。這份聲明措辭強烈，提到要對「普世聖公宗進行重新整合」，並首次使用了「全球聖公宗」（Global Anglican Communion，簡稱 GAC）這個稱謂。對一些人來說，這聽起來像是一場分裂。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這不是一份獨立宣言，而是一份回歸本源的信仰告白。它申明，聖公宗始終、並將繼續立足於神永恆的話語之上。
正如《以賽亞書》40:8 所提醒我們的：「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事實上，GAC 並非新生事物。它代表著聖公宗大家庭的一次回歸——回到以聖經爲最高權威的信仰中心，並在英格蘭宗教改革所奠定的神學框架中踐行信仰。
從一開始，聖公宗的認同就不是建立在對某一個職位的效忠之上，而是植根於共同的信仰告白，這具體體現在三十九條信綱（Thirty-nine Articles）、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和禮文（Ordinal）中。早在聖公會四大支柱（Instruments of Communion）這個說法出現之前，這些文獻就已奠定了聖公會合一的根基。當時還沒有人把坎特伯雷大主教、蘭柏會議、聖公會諮詢理事會或大主教會議視爲教會合一的根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全球聖公會領袖會議的領袖們寫道：「我們如今不再只是普世聖公宗中的一個團契；因爲堅持歷史性的聖公宗教義的，正是我們自己，我們就是普世聖公宗。」他們並不是在建立一個對立的教會，而是在申明自己與歷史上的改教家一脈相承。正是那些改教家在聖經權威下，將英格蘭教會帶回了使徒信仰。
許多人以爲，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蘭柏會議自始至終都是界定聖公宗合一的關鍵。但事實上，這些安排在聖公宗歷史中出現得相對較晚。
第一屆蘭柏會議是在 1867 年才召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逐漸承擔起全球性的象徵角色，也是在大英帝國衰落、各地教會轉爲獨立國家教會之後才形成的。我曾在加拿大服事，當時一些堂會門口仍掛著「在加拿大的英國國教」（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的牌子，清楚地提醒人們那段殖民歷史。隨著這些教會走向自治，坎特伯雷的角色也逐漸成爲召集者，而不是治理者。
聖公會諮詢理事會成立於 1971 年，大主教會議始於 1979 年。它們原本只是爲了幫助各地教會保持聯絡、促進團契。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機構逐漸被賦予一種模糊的、未明文規定的權威，人們似乎期待它們來解決教會內部嚴重的分裂和教義爭議。
但現實已經證明，這些支柱並沒有能力糾正那些公開否認聖經真理的教省。初代教會中，當有人「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加 1:6）時，使徒保羅的做法是直接面對並明確責備；而今天的體制卻常常回避衝突，對已然蔓延的錯謬教導束手無策。《殉道者日聲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揭示了聖公宗在漫長歲月中的偏離軌跡，並將教會重新引向那真正的根基，即忠心傳講、認真教導、切實活出神的話語。
在英格蘭，主教仍由王室任命。這一傳統昭示著英國國教至今尚未脫離國家體制。這種模式或許適合全英的首席主教，卻不足以成爲一個全球性教會的標準
在世界其他地區，主教是由神職人員和信徒代表共同選舉產生的。全球聖公宗（GAC）的 大主教委員會正是遵循這一合乎聖經的共同分辨原則。其本質是共議共治，不是殖民遺風；是以信仰告白爲紐帶建立的國際團契，而不是靠帝國歷史維繫的共同體。
這一點非常關鍵。承擔教會監督職分的人，應當是在神的話語指引下，由神的百姓、在聖靈帶領中揀選出來的。正如聖經所教導的：「監督……必須無可指責……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多 1:7、9）教會所需要的，並不是那些在政治場合或社交圈中表現得體的人，討掌權者或精英們喜歡。歸根結底，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主教能否讓權貴青眼有加，而在於他是否「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道」（提後 4:2）。
這場更新的核心，是 2008 年發表的《耶路撒冷聲明》（Jerusalem Statement）。聲明清楚確認：新舊約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話語」，並且「包含一切得救所必需的真理」。因此，聖經應當「按其清楚、正典的意義被翻譯、被閱讀、被宣講、被教導，並被遵行，同時尊重教會歷世歷代一致的解讀」（第二條）。
這正是聖公宗解讀聖經的傳統——忠於經文本身的意思，受教會歷史見證的塑造。這樣的解讀也塑造著基督徒的良知。第十三條進一步宣告：「我們拒絕那些在言語或行爲上否認正統信仰之教會與領袖的權威。」有些人誤以爲，這意味著必須立刻與所有在教義上已經妥協的教區或省區徹底分離。但事實上，這條聲明所要求的，是拒絕錯誤的權威；至於是否必須因此離開所在的省區，則應當由個人的良心來判斷。
從一開始，全球聖公會領袖會議就同時尊重「留下的人」和「離開的人」，就是那些因著良心的緣故，在已經偏離的教會體制內部堅持真理的人，以及那些同樣出於良心，在體制之外爲真道爭辯的人。對那些在制度上仍與坎特伯雷或英格蘭教會有所隸屬的聖公會基督徒來說，「隸屬關係」（affiliation）而非「成員身份」（membership）這一表述，意味著他們既能與普世正統多數派保持團契，又不脫離當地教會的現實約束。
正如馬丁·路德在沃木斯會議上所說：「我的良心被神的話語所捆綁……違背良心既不正當，也不安全。」這是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則：真正的合一，來自內心的確信，而不是外在的強迫——扎根於聖經，通過團契表達，而不是靠制度歸屬維繫。
批評者常把這一時刻稱爲「分裂」。但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真正的改革，都會被貼上這樣的標籤。對十六世紀的托馬斯·克萊默（Thomas Cranmer）和約翰·朱厄爾（John Jewel）是如此，十八世紀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亦然。
分裂與改革的區別在於其動機。因驕傲而造成的分裂是罪，在次要問題上分裂實無必要，但爲了福音真理而作出的區分，卻是忠心的表現。巴刻在 2007 年的一次會議上曾這樣說：「從一個已偏離正統、扭曲福音的統一體制中退出……不應被稱爲分裂，而應稱爲重新歸正。」
這也正是《殉道者日宣言》所宣告的：爲福音緣故的重新歸正。
此番重整不僅是聖公宗內部的故事，更是全球基督教廣泛更新浪潮的一部分。在許多宗派中，福音派基督徒正意識到：當教會體制偏離聖經時，忠心有時意味著需要勇敢地推動改革。全球聖公宗正在提供一個生動的範例——這個普世團契拒絕用聖經真理換取文化認同。
無論是在聖公宗、循道宗，還是獨立教會中，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其實是一樣的：「你們務要警醒，在信仰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 16:13）
這份聲明也坦率承認，未來還有不少工作要做。2026 年三月在尼日利亞阿布賈舉行的GAFCON G26 主教大會上，將有數百位主教齊聚，在禱告中共同探討組織架構、接納成員、動員團契履行使命等具體事項，繼續爲那「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信仰竭力爭辯」（猶 1:3）。
自聲明發表以來，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西方；但在全球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最常聽到的回應卻只有一個詞：「終於。」聖公宗中佔絕大多數的基督徒終於清楚地發聲了，明確宣告：我們的團契不是建立在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那永不改變的神的話語之上；不是靠繼承下來的控制結構，而是靠共同的信仰告白；不是爲了制度運作的方便，而是出於對福音的真實確信。
這一刻發生在「殉道者日」，實在再合適不過了。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之所以殉道，是因爲他們堅信：救恩與權柄只在耶穌基督一人身上。他們點燃的燭光並未熄滅——不僅在非洲、亞洲和南美洲，也仍然在西方世界那一小群忠心的餘民中燃燒。
全球聖公宗正行走在這同樣的光中。這不是新的火焰，而是同一福音之火，由依然相信拉蒂默與里德利所信之道的全球教會傳遞：「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提後 2:9）。
全球聖公宗不是一個新的共同體。這是同一間教會，再次被神的話語革新。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Not a New Communion: Anglican Reformers Are Always Called Schisma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