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過的最悽美的遺書來自吉莉安·貝內特（Gillian Bennett）。她是一位才華橫溢、能言善辯的女性，也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心理治療師。她得到的診斷是癡呆症，並開始體驗到由此帶來的限制、虛弱和脆弱。
因此她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以避免病情進一步惡化。她將自己的決定寫在了一個專門的網站上。她的死亡故事和她選擇死亡的原因得到了媒體的廣泛討論。她的話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些尋求醫生協助「安樂死」之病人的觀點：
我將在今天中午左右結束自己的生命。時間到了。癡呆症正在奪走我的生命，我幾乎失去了自我，我已經不再是我……
要知道，我的自殺並不是放棄什麼東西，那些本來就不是我的。我失去的只是在醫院裡成爲植物人的無盡歲月，那樣做只是耗盡國家的錢財，卻絲毫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每個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獨一無二的。我把死亡看作是一場最後的冒險，它的結局是可預料的。我知道什麼時候該離開，我並不覺得它可怕。
據該網站稱，吉莉安·貝內特於 2014 年 8 月 18 日上午 11 時在丈夫的陪伴下去世。她去世的消息以及她對自己結束生命的原因的悽美宣言，促使公眾對醫生協助安樂死的支持不斷增加。在她去世後一年內，加拿大最高法院廢除了禁止醫生協助安樂死的刑法條款。到 2022 年，加拿大所有死亡案例中有 4.1%是在醫生協助下完成的。
我們該如何應對像吉莉安這樣的人，他們認爲沒有理由繼續活下去，他們希望生命結束，他們希望控制自己死亡的方式和時間？既然這個需求在我們當前的社會環境中顯得如此直觀和合理，那麼有沒有合理的理由反對這一做法呢？
對尋求安樂死的病人進行研究後得出的一致結論是，他們通常來自社會中的一個特定群體：富有、白人、無宗教信仰的人。
這一觀點有時會被引用來支持醫生協助安樂死，因爲這被認爲意味著這些病人並非來自所謂的弱勢或邊緣人群。他們沒有被利用或被迫接受醫生協助安樂死。他們不容易受到脅迫。沒有人強迫他們選擇這條道路。
但我們是否沒有理解「弱勢」的真正本質？如果對醫生協助安樂死的脆弱性來自內心而非外部社會力量呢？如果人們缺乏信仰和社區提供的資源，無法從痛苦中獲得意義並超越痛苦呢？如果脆弱性不是社會性的，而是心理和屬靈的呢？
特定人群傾向於尋求醫生協助死亡這一事實提出了一種明顯的可能性，即存在、哲學和屬靈方面的關切——面對痛苦和損失時的意義和重要性問題——成了解釋人們爲何尋求醫生協助安樂死的關鍵因素。
醫生協助安樂死的支持者聲稱他們非常關心人類的價值。他們堅持認爲，醫生協助安樂死是尊重內在價值和自主權的問題。內在價值源於事物本身。將一個人視爲其自身價值的源泉，這個人似乎被賦予了深刻的意義和重要性。畢竟，這難道不是「內在價值」這個詞的含義所在嗎？
然而，醫生協助安樂死並沒有肯定人性的內在價值，因爲它是基於一個人的自尊爲條件的價值感。事實上，它要求將人類視爲具有外在價值，而這種外在價值來自於估值者的觀點。當我們把自己當作自身價值的基礎時，我們就會迫使自己承受無法承受之重。如果我們處於無法或不願重視自己的境地，那麼我們就失去了價值。如果我們認爲自己對自己毫無用處，那麼我們就真的一無是處了。如果我覺得我的存在對我不好，那麼我的存在就真的不好。
相比之下，如果我有內在價值，作爲「估值者」，我就有義務對自己進行估值。但如果我沒有這種內在價值，那麼我就沒有義務珍視自己，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自己，無論我的選擇可能多麼具有自我毀滅性。
我們太軟弱、太脆弱，太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我們的自尊心無法爲我們的價值和意義奠定堅實的基礎。而這是我們不必承受的負擔，因爲上帝一再告訴我們，我們是多麼寶貴（詩 139；賽 43:4；太 6:26，10:29-31；約 3:16）。然而，人類的悲劇在於，我們很容易忘記自己有多麼重要。
我們記住自己內在價值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所處的共同體。當別人把我們當作有價值的人來對待時（比如親朋好友在我們生日時給我們親切祝福），我們就會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遭到忽視或遺忘，我們很快就會懷疑自己的價值。除非我們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有尊嚴的對待，否則我們就會傾向於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這就是愛之社區的本質，在地方教會中應當以一種明顯的方式體現出來。愛是一張行動的價值之網。
我們的文化認爲醫生協助安樂死是一種解決痛苦問題的方法；從根本上說，它是一種解決絕望的方法。而這個解決方案就是讓絕望的人結束生命。
我們知道一個更好的辦法。
福音爲我們提供了深刻而持久的意義——其力量足以支撐我們走過生命，走過苦難和死亡。我們的故事成爲上帝宏大敘事的一部分，是所有故事背後的敘事。在那個敘事中，聖經告訴我們，一切苦難都是有益的，是有意義的，是重要的，是值得的。
這是一個永遠幸福的故事，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故事，一個關於信心、盼望和愛的故事，其最終結果是永生，是與造我們的那位永恆者的相交。在祂的國度裡，我們會發現神本身就是我們的至善。在神的國度裡，我們會發現苦難的意義，讓一切都有價值。在這個國度裡，我們的苦難不是無用的。這個國度裡，沒有絕望。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呢？教會可以通過訓練基督徒更好地忍受苦難來防止我們的會眾中出現醫生協助死亡的情況。我們必須用神學、哲學和屬靈資源裝備信徒，使他們能夠面對苦難，忍受艱難。我們的教導應該預見到苦難、疾病和死亡。
我們這些有幸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必須要求我們的民選代表反對這種做法，維護拒絕參與的醫護人員的良心自由。
一個國家的法律是這個國家道德體系的教師。醫生協助安樂死合法化教導我們的社會懷疑人的價值，認爲它只是外在的和有條件的。禁止這種做法則提醒我們人類價值的真正深度。保護良心自由允許醫療機構的專業人員爲那些認爲自己容易受到死亡暗示傷害的殘疾或慢性病患者提供安全保障。
編者注：本文改編自《我們該如何死去？：基督徒對醫生協助安樂死的回應》（How Should We Then Die?: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Physician-Assisted Death, Lexham，2024 年 4 月）。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sisting Physician-Assisted Death Is a Gospel Impe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