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中旬，我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責任公民聯盟」（簡稱ARC，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大會，一段時間過去了，但我依然感到有些混亂，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這段經歷。
當你聽到一些事情，既讓你忍不住感嘆「哇！」（出於好的原因），又讓你忍不住感嘆「哇！」（出於不那麼好的原因）時，你該如何評判呢？作爲一名保守的福音派神學家，同時也對文化護教學和傳福音感興趣的人，我不禁想問：我們應該爲責任公民聯盟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趨勢歡呼嗎？如果要歡呼，又該歡呼到什麼程度呢？
在英國，責任公民聯盟受到了一些主流媒體的關注，評論者的反應也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各異，這並不令人意外。如果你對這個會議不太熟悉，我們可以把責任公民聯盟看作是達沃斯（DAVOS）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保守派（而不是「另類右翼」或「極右翼」）替代品。如果這樣說還不夠清楚的話，那麼一些組織者和演講者的名字可能會讓你更加明白：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羅伯特·巴倫（Robert Barron）、道格拉斯·默里（Douglas Murray）、奧斯·吉尼斯（Os Guinness）、康斯坦丁·基辛（Konstantin Kisin）、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彼得·蒂爾（Peter Thiel）。
2023 年，責任公民聯盟在倫敦舉辦了第一屆會議，邀請了 1500 名嘉賓。今年，來自 96 個國家的 4000 名代表齊聚一堂，參與了TED風格的演講、訪談、小組討論和辯論，還欣賞了歌曲和詩歌表演。會議內容涵蓋了五大主題（文明時刻；責任公民與社會結構；自由企業與良好治理；能源、資源與環境；數字時代的身份認同）。會議的三天分別以過去、現在和未來爲主題（我們繼承的最佳遺產；我們面臨的選擇；呼喚建設者）。
由於參會者都是受邀而來的，大會給人一種「向詩班講道」的感覺，充滿了堅定的團結精神和積極的友好氛圍。每天會議開始時，都會演奏阿隆·科普蘭（Aaron Copland）的《普通人的號角》（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爲整個活動注入活力。會議主席菲利帕·斯特勞德（Philippa Stroud）在致代表的開幕信中總結道，儘管我們的國家普遍存在士氣低落和「永久危機」感，但衰落並非不可避免：
現在該講述一個更好的故事了；一個讓我們重新連接文明的最初靈感的故事。責任公民聯盟正是這種靈感的體現：一群人在創造和建立一個充滿希望、以人爲本的樂觀願景……我們的故事、我們的遺產，是一個基於人類尊嚴、自由、責任和開拓冒險的願景。我們的故事建立在非凡的原則之上：每個人的生命都具有無限價值，生活既充滿意義也充滿目標，我們每個人都有所貢獻。
這些話聽上去有什麼不讓人喜歡的呢？然而在現實中，這個「更好的故事」被演講者和代表們以各自的方式解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包括誰是故事中的英雄、誰是反派以及建設性的前進方向。自由意志主義、言論自由、自由市場、家庭、技術進步和藝術努力被大力推崇，而明顯的「敵人」則成爲眾矢之的（例如享樂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和淨零碳排放政策）。到目前爲止，這一切都充滿了政治色彩。
儘管如此，在一些政治立場和政治示態的表象之下（英國保守黨領袖凱米·巴德諾克 [Kemi Badenoch] 和改革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 [Nigel Farage] 都發表了講話），大會還有一種相當一致的呼聲，那就是呼籲我們重新找回屬靈根基和文化傳承。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呼聲並非一種模糊、空洞的「靈性」，而是具有明確的形式和具體內容。
「猶太-基督教」這一短語被反覆提及，而「神的形像」這一教義也被多次提到。許多演講者和代表似乎都與某種猶太教或基督教傳統有關聯：羅馬天主教、東正教，當然還有福音派新教。我們的猶太-基督教文化遺產似乎既是我們需要恢復的東西，也是我們需要作爲意義、身份、尊嚴、真理和捨己的堅實基礎的。
阿們？嗯，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讓我們先從積極的一面說起。首先，不管是有意爲之還是無心之舉，責任公民聯盟打造了一個歡迎嚴肅討論宏大思想、世界觀和文化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對於一個文明社會來說很有必要。
其次，責任公民聯盟創造了一個對基督教信仰持積極態度的環境，爲護教和傳福音的對話提供了開放的氛圍。如果你通過我寫過的「磁力點」（magnetic points）這一視角來看責任公民聯盟的演講，你會發現它們驚人地頻繁觸及傳福音的切入點：連接、規範、拯救、命運和更高的力量。
第三，會議上有很多精彩的演講，具有重要的護教意義。儘管會場裡有一些人對川普持反對意見，並且他們的聲音還不小，但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演講依然非常出色，無論是風格還是內容，都頗具凱勒風範。他引用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話指出，我們（西方文明）是破碎的，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被破碎打開：
苦難讓你認識自己，提醒你，你並不是你自以爲的那個人。它鑿穿了你以爲是你靈魂底層的天花板，揭示出一個空洞。然後它繼續鑿穿，又揭示出一個空洞。接著再鑿穿，揭示出更深處的空洞。
布魯克斯指出，苦難的時刻能以其他事物無法做到的方式揭示一個人的深度，但有洞察力的人會意識到，唯一能滋養這種深度的，是屬靈食糧而非物質食糧。你可能不會同意布魯克斯的所有觀點（我很欣賞他帶來的張力和摩擦），但如果你想見識一種既能化解敵意又充滿力量的演講藝術，不妨看看他的演講。
最後，還有 83 歲的葛尼斯（Os Guinness），他的演講《這一文明時刻》（This Civilizational Moment）對我來說，是這三天的高光時刻。作爲一位偉大的基督教公共知識分子，他爲我們上了一堂文化護教學的大師課，展示了當前其他選擇的破產，並指出了基督教在我們文明的根源、約束和復興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在演講接近尾聲時的號角聲鏗鏘有力：
我們正處於西方文明的決戰時刻。那些激進的革命是否會實現它們所承諾的讓社會重獲新生？自由主義的世俗啓蒙是否會鼓勵人類在沒有神的情況下，僅憑理性向前邁進並取得進步？此外，西奈山的神、燃燒荊棘的神、燃燒山脈的神，以及我們那位在加利利呼召的主，這些是否真實？基督教信仰如果僅僅被視爲有用的東西，它對文明將毫無作用。如果我們把它變成某種心理學的版本，它對文明也將毫無作用。只有視基督教爲真理，並且有足夠多的人作爲公民，效忠於他們視爲終極現實的事物時，它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
儘管有這些積極的一面，我離開ARC時卻感到困惑和沮喪，心中的疑問比答案更多。在所有關於猶太-基督教根基、價值觀和美德的討論中，耶穌基督的名字、恩典的福音以及教會的核心地位卻幾乎缺席——除了少數幾個值得注意的時刻，比如艾米·奧爾-尤因（Amy Orr-Ewing）提到了耶穌這位偉大的撒瑪利亞人。
這可能會讓人覺得像是一位拘泥於宗教細節的神學家在挑刺。在這樣一個如此多元的聚會中，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呢？然而，福音書中那位歷史的、具體的、獨特的、有形有體有位格的耶穌基督的缺席，對於次終極和終極目標來說都至關重要。
說到這裡，我要謹慎從事。責任公民聯盟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菲利帕·斯特勞德（Philippa Stroud）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基督裡的姐妹。我從未見過她，也不了解她參與責任公民聯盟的神學預設、理由、策略和戰術。我不知道她是否借鑑了普遍恩典的教義，如何構建共同戰鬥的論點，或者她對文化轉型的期望是什麼。我也不知道責任公民聯盟的計劃是否是一種高超的宣教情境化策略，旨在創造空間和對話，最終逐漸引導人們更多地談論基督。
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在大會上的親眼所見：每次當演講內容似乎離福音越來越近，我都禁不住身體前傾，全神貫注——然而每次結果都一樣，耶穌未被提及，我失望地坐回去。
我是否過於悲觀？我不這麼認爲。沒有耶穌基督和恩典的福音，我們就沒有基督教，也沒有福音，而是反福音。
我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今年 1 月，塔拉·伊莎貝拉·伯頓（Tara Isabella Burton）批評了她所謂的「模因式」（"memetic"）基督教：「在這種觀點中，基督教是好的、有用的，值得追求，既因爲它根本的隱喻信息揭示了人性的某些真理，也因爲一個大家普遍持守這種隱喻信息的社會，比後自由主義現代性的虛無主義狂歡更可取。」
伯頓認爲，模因式基督教（她以喬丹·彼得森爲例）專注於其「政治和意識形態潛力，而犧牲了基督」。她擔心隱喻和模因變得比具體和真實的真理更加重要：
在這種解讀中，耶穌基督僅僅成爲神-人的範式呈現：一個通過知識、意志、創新和（所謂的）西方知識傳統的創造力，成功實現超人類自我神化的人。換句話說，如果基督教不是字面上的真理，它就變成了一種赫爾墨斯式的魔法超人類主義，其中耶穌只是我們每個人內在神性的隱喻。在這種視角中，講故事、通過理性（logos）掌握語言成爲人類的終極特權：通過精妙地傳播模因來創造現實。人之所以是神聖的現實創造者，是因爲他是一個自我決定的敘述者。
彼得森在責任公民聯盟上發表了一場引人入勝的模因式演講。他仍然是許多代表關注的焦點（他在大會的第一次亮相時，數百人起立鼓掌歡迎）。神掌管萬事，彼得森很可能成爲人們接觸真正基督教的「入門毒品」。但他的演講——他主張一個不基於享樂主義而是基於互惠自願自我犧牲的社會——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值得稱讚的，卻沒有基督，也沒有提到恩典。我開篇提到的負面「哇！」就是指彼得森演講的高潮：他指出「互惠、自願、捨己」，卻沒有提到「匠人所棄的石頭」。如此接近，卻又如此遙遠。
我提到了伯頓的分析，但其實我們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類似論點。1797 年，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寫了一本暢銷書，書名引人注目：《對本國中上階層自稱基督徒普遍宗教體系的實用觀點與真實基督教的對比》（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他寫道：
將基督教道德與基督教教義分開看待，這是一種致命的習慣，正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根深蒂固。基督教的獨特教義逐漸受到忽視；而結果也顯而易見，道德體系開始枯萎和衰敗，正如自然可以預料的那樣，道德體系也開始枯萎和衰敗，因爲它失去了那本應賦予它生命和營養的東西。
沒有根，就無法結出基督教的果實。那麼，根是什麼？就是威爾伯福斯之前定義的獨特教義：人性的敗壞、主的救贖以及聖靈的成聖工作。威爾伯福斯敦促文化基督教不要「將目光從基督教的偉大獨特性上移開，而要始終將這些視爲核心原則，因爲其他一切都從這裡開始，而且也是從這裡獲得最堅實的支持。」
與威爾伯福斯的比喻類似，責任公民聯盟會議上多次提到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傳承，我們的文化是一個「插花文化」。然而，我在會議上看到的是一種「被進一步修剪的插花文化」：展示了許多美好的果實，卻幾乎沒有根（儘管吉尼斯接近了這一點）。
然而，沒有根，我們不僅會陷入以行爲而非恩典爲核心的福音，還會切斷社會和文化變革的力量。耶穌基督和那些獨特的教義不能因爲可能讓人尷尬或引發分歧就被含糊帶過；它們必須被清楚地宣告出來，不僅是爲了最終的永恆目標，也是爲了眼前的階段性目標。
敬虔主義與文化參與並不相互排斥。「問題」在於，聖經中的耶穌——降生、被釘十字架、復活並升天爲主和君王——充滿了冒犯，而且十分獨特。對於那些將耶穌視爲某種更高目標的象徵的人來說，這種冒犯性與獨特性是存在的——耶穌在歷史上存在過、是一個具體的人、他有形有體有位格。對於尋求智慧的猶太人和尋求權力的希臘人來說，這種冒犯性與獨特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作爲與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其他教派互動的福音派新教徒，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唯獨神的榮耀的「唯獨」教義也充滿了冒犯性與獨特性。
我們是否願意宣告這些？責任公民聯盟——以及我們——是否願意將耶穌基督和信仰的獨特教義置於核心位置？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Peculiar, Yet Not Peculiar Enough: My Reflections on ARC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