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在俄羅斯生活了兩年並在烏克蘭做了很長時間研究工作的人，我爲這兩個國家感到心碎，但心碎的原因卻大不相同。某些極左或極右的政治批評家似乎並不了解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本質區別。在我對這兩個國家基督教教育（K-12和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我發現一個重要的區別。
俄羅斯的政治領導人帶來的是普遍的政治腐敗、政府功能失調，和官員對權力的追求。這導致他們事實上破壞了重建公民社會、改善宗教自由或使得宗教教育蓬勃發展的努力。不幸的是，占主導地位的俄羅斯正教（東正教）使事情變得更糟。很多前共產黨人仍然保持著對東正教會的控制，利用這一權力支持一種俄羅斯版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教會成了國家的工具。
在烏克蘭，我在教育工作者和基督徒中發現了盼望和勇氣，他們試圖以一些政治領導人能夠支持的方式，基於宗教自由的前提建立公民社會。我研究了一所基督教大學，連烏克蘭的一位前總理都稱讚它沒有腐敗，而且很有勇氣。了解這種差異就能理解爲什麼目前的衝突是兩種不同類型國家之間的衝突。
在俄羅斯，如果想要不訴諸賄賂或其他形式的道德污點的情況下做成任何事情都需要巨大努力、長久的時間和極大勇氣。2001年，我在莫斯科人民友誼大學（RUDN）的社會哲學系教授社會哲學，有一位經濟部長的弟弟也在那裡教書。他告訴我，他不斷接到別人給他打電話，要給他送人情、送禮物（並假設他可以通過他的哥哥獲得某種特權）。這是俄羅斯人對他們生活方式的普遍道德預期。這就是爲什麼我後來在俄美基督教大學（RACU）教授基督教倫理學時不得不增加一節關於賄賂的課。
RACU是這個政治和道德腐敗的文化中的一盞明燈。我在最近出版的《道德教育的瓦解》（The Dismantling of Moral Education）一書中提到，那所學校的社會哲學系主任告訴我，「我們俄羅斯人現在正在尋找道德的答案，因爲我們沒有任何答案。」我在俄羅斯生活時，由於犯罪猖獗，俄羅斯普遍被外國人看作是狂野的東方。我有一張照片可以證實這一點，上面的我有一個黑眼圈和一次搶劫中被剃刀劃傷脖子的疤痕。我記得1994年在聖彼得堡與一位經營基督教出版社的先生共進午餐，他給了我一種對俄羅斯未來道德的盼望。幾年後，我讀到他在家門口的街上被謀殺了。
RACU試圖從下至上地改變俄羅斯。然而，俄羅斯的政治家們厭惡這種來自西方的積極道德影響。這就是爲什麼他們禁止了福音宣教，並且迫害新教基督徒和要求內部道德改革的東正教徒。事實上，俄羅斯的政治家們使得俄羅斯的基督徒非常艱難，甚至不可能建立什麼機構來推動福音事工。
人們只需讀一讀約翰·伯恩鮑姆（John Bernbaum）如何努力維持RACU的勇敢故事，就能理解在政治和道德墮落的社會中開始並試圖維持這樣一個機構所需要的工作、真誠和勇氣的程度有多大。最後，俄羅斯的政客們仍然拒絕讓它活下去，因爲RACU是這樣一盞明燈，他們在2011年關閉了這所學校。
後來，他們對頓涅茨克神學院（Donetsk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做了同樣的事情。頓涅茨克是一個美麗的小鎮，神學院有一棟漂亮的建築，並且正在興旺發展。俄羅斯僱傭軍在2017年佔領了烏東地區，並徵用了該建築設立了瓦格納指揮部，一個原本差派宣教士的地方成了普京發揮其狂熱和野心的地區中心。
在俄羅斯上個世紀的歷史中，殺戮人民、關閉基督徒機構是一種常態。我鼓勵大家閱讀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 A History）一書。在這個地球上，有足足一億人口直接死於共產黨人領導人之手。普京只是在延續這一可怕的殺戮歷史，俄羅斯政治領袖擅長於製造道德淪喪、死亡，並促進一種使道德消亡的文化。
與俄羅斯政治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俄羅斯入侵之前，烏克蘭的福音機構一直在蓬勃發展，這裡是一片提倡宗教自由的土地——福音聯盟曾經對此有過報導。除了頓涅茨克神學院之外，烏克蘭還有許多新教教會、神學院，甚至還有烏克蘭的第一所基督教大學——烏克蘭天主教大學（Ukrainian Catholic University，UCU）。 雖然一位機構領袖在我的案例調研裡告訴我，「把『天主教』這個名字放在大學校名裡，就好像給自己設定了邊界。」（烏克蘭在傳統上是一個東正教國家——譯註）然而，當我在2007年訪問位於烏克蘭利沃夫的烏克蘭天主教大學時，那成了我對大學校園進行的最鼓舞人心的訪問之一——整所大學和它的畢業生都在參與公民社會的重建。
要了解烏克蘭天主教大學，必須記住天主教會在蘇聯時期是遭到全面禁止和取締的。然而，對2007年的大學生而言，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那段歷史。當時的校長告訴我，一些學生並不真正知道列寧或斯大林是誰。因此，爲了幫助學生記住，他們要求所有的學生參加一個口述歷史項目，採訪在蘇聯時期曾是地下天主教會成員的老年人，而對他們進行採訪是學生接受門訓的一部分。這一項目的成果是，該校教會歷史研究所已經收藏了超過2000個訪談和超過8萬頁的記錄，這些訪談來自參與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領袖（包括男性和女性）。
也許其最深刻的影響是他們在誠信上的努力和見證，在賄賂成風的烏克蘭社會成了一個反文化的榜樣。他們的目標是爲學生提供一個沒有賄賂、沒有腐敗的學術生活。烏克蘭另一所私立大學的校長在那個時候說：「即便是一所有好幾個諾貝爾獎得主的美國大學，想要不賄賂就搬到烏克蘭來，那也是癡心妄想——它無法獲得教育部認證。」
然而，烏克蘭天主教大學成功地獲得了認證，沒有行賄。他們的努力得到了時任烏克蘭總理的注意，他宣佈它是該國僅有的兩個沒有腐敗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據報導，這一努力也使其對嚴謹的科研工作人員極具吸引力。當時的國際學術關係部主任奧萊那（Olena Dzhedzhora）分享了當大學開始時，他們很難找到基督教人文科學教授。因此，他們聘請了一些非基督徒教授。有趣的是，當這些教授開始受到有尊嚴的對待、不必行賄就能分配到乾淨的教室並得到體面的報酬時，他們在信主的道路上反而有所進展了，因爲「這些價值觀很快就被視爲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獲得了接受。
此外，校長指出，爲了高舉人的尊嚴，他要求實施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乾淨的廁所。UCU對設施和場地是一絲不苟的，甚至把大學標誌印在了操場的中心。當市長看到這樣的一個大學時，他居然問大學的操場管理員是否可以爲這座城市也做同樣的事情。
此外，大學還舉行敬拜，並成爲更多人面前的見證。UCU幫助給以馬忤斯中心提供機構支持，以馬忤斯中心是「庇護所」（L'Arche）的烏克蘭分部，爲智障人士提供服務，學校的學生經常參加各種志願服務（在我拜訪之前，盧雲剛結束在該大學的授課）。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他們都會爲智障人士舉行敬拜，有30到40名智障人士以及同樣數量的父母或支持者參加。
這些很有創意，同時又具有某種救贖性影響力的舉措超越了校園，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2001年，烏克蘭人成功地否決了一次受到操控的、旨在支持親俄領導人的選舉，那次行動被稱爲「橙色革命」。在那次事件中，UCU的學生積極抗議腐敗。這導致烏克蘭祕密警察拜訪了當時的校長鮑里斯·古德齊亞克（Borys Gudziak）。《經濟學人》報導說，「不久之後，電視新聞報導說『身爲美國公民的一位校長受到威脅說要把他驅逐出境。』這隻可能是指古德齊亞克神父。」當烏克蘭發生橙色革命時，該校停了三個星期的課，因爲學生們前往基輔抗議選舉作弊。
這所大學的影響力也延伸到了民間社會。一位教員在談到共產主義時期的教會時說：「東正教會成了聖餐工廠，連慈善都不用參與。因爲，你知道，在共產主義時期沒有社會問題。如果有社會問題，那就由政府來解決，大家感謝政府就可以了。」但當我訪問天主教大學時，畢業生們已經在開展軍牧、校牧、監獄牧養、孤兒院和反墮胎等各樣事工。
儘管烏克蘭仍然帶著道德腐敗的共產黨人帶領國家時留下的所有傷痕，但公民社會正在重新開始。與之相反，俄羅斯正在消滅所有公民社會的跡象和抵制邊境以外的任何盼望。讓我們爲烏克蘭和它重建基督教公民社會的脆弱努力而禱告吧！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博客：Russian Degradation and Ukrainian Hope: The Example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