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工作
星期六的正義:基於教會的法律援助事工
2022-01-03
—— Sarah Eekhoff Zylstra

當警察來帶走貝絲(Beth)的兩個孩子時,他們給了她一些文件來解釋爲什麼要這樣做:與她分居的丈夫指控她犯有家庭暴力,因爲她沒有給孩子們噴灑驅蚊劑,而這可能導致他們感染西尼羅河病毒。

他丈夫還說她正計劃搬到墨西哥,然而她並沒有這樣的打算,她在墨西哥一個人都不認識。

在法庭上,貝絲試圖告訴法官發生了什麼,但她沒有律師,法官也不耐煩聽她囉嗦。她丈夫有律師,一直對她所說的一切予以反擊。

她的孩子們被判給了分居的丈夫。

但其實這位父親並不是真的想要他們,他有一個新的女朋友,所以他把他們丟在了母親工作的洗衣店裡。而且,雖然女兒有特殊需要,但他並沒有給她吃藥。

貝絲因此深受打擊,走投無路,同意和她媽媽一起去一個叫「按至理判斷」(Administer Justice)的地方。這不是你以爲的那種法律援助中心,它更像是一間地方教會裡的臨時商店。你走進去,一位志願服事的教會成員會和你一起禱告,另一位成員遞給你一杯咖啡。然後,一位律師與你一起禱告,幫助整理你的問題,並告訴你接下來該怎麼做。最後,一名教會志願者再跟你過一遍,讓你確認是不是會這麼做,然後在幾週後打電話給你,看看是否一切順利。

如果這聽起來讓你覺得動員了許多志願者——沒有錯,就是這樣。創始人布魯斯·斯特羅姆(Bruce Strom)照著他所在浸信會教會服事模式,在各個地方教會的聚會建築裡設立了「按至理判斷」法律援助機構。這名字來自撒迦利亞書7:9-10,「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慈愛憐憫弟兄。」 

在過去的20年裡,他的律師(大部分是志願者)幫助了梅布爾(Mabel),這是一位82歲的婦女,她的社會保險支票在不斷縮水,直到無法滿足她的需求。後來他們發現這是因爲有人盜用了她的身份證。他們還幫助了胡安(Juan),他的卡車貸款被收取45%的利息。他們幫助了麗塔(Rita),她的僱主從她的工資中扣除了他實際上沒有爲她購買的保險——當她的丈夫生病時,收到的帳單令人崩潰。

他們還幫助貝絲找回了她的孩子。貝絲之前從未去過教會,現在加入了教會詩班。

「按至理判斷」已擴展到了58個地點,迄今已幫助了約72,000人。今年秋天,斯特羅姆計劃進一步將其擴大到另外10個地點。

「我相信上帝讓我們所有人都參與伸張正義——請看彌迦書6:8,」他說。「現在我們國家有很多人在呼喊正義,他們需要的是以福音爲中心的正義,他們需要認識那會是什麼樣子、如何實現。人們看到的越多,他們就越被吸引。」

成長於貧困

作爲一個小鎮牧師的兒子,斯特羅姆知道貧窮是什麼。

「你沒法靠這個謀生,」他說。「很多人錯誤地以爲貧窮有屬靈的益處,也認爲牧師就應該貧窮,讓會眾給你食物。我們住在教會擁有的一套給牧師住的房子裡,沒有自己的房產。」

斯特羅姆愛他的父親,也愛他父親所做的事情。但他討厭貧窮。他也不喜歡父親必須24小時隨叫隨到地服事人。

「這就是我上法學院的原因,」他說。他做到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賈德森大學(Judson University),隨後進入伊利諾伊大學法學院學習,成爲一名庭審律師,並創辦了自己的事務所。當有人想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向他諮詢時,他會向他們多收25%的費用。

斯特羅姆說:「我不想與法律援助有任何關係。」他的事務所確實接受公益案件、從事司法援助,但是「我會讓其他律師去做」——因爲他們需要學習法律制度的內涵和外延。

這並不是說斯特羅姆和他的妻子海倫不慷慨。他們每六個月就會拿著支票簿和一疊來自各個事工機構的籌款信坐下來討論如何奉獻。他說:「我認爲這將是我們的未來,我喜歡這樣。」

斯特羅姆的生活正按計劃進行。他靠著自己的努力站了起來,實現了美國夢。一切都很完美,像Instagram一樣完美,除了一件事。

斯特羅姆說:「我想要供應我的家庭,我希望上帝給我一個家庭讓我來供應。」但在漫長的七年裡,他和海倫一直在與不孕爭戰。「就好像每個月都在坐一個過山車。這種期待落空的感覺給我們帶來傷害。我可以賺很多錢,但我卻不能讓我們有孩子。

他對上帝感到憤怒,他開始轉離神的面——不讀聖經、不禱告,星期天睡懶覺。由於擔心他,海倫不斷禱告:神啊,請抓住我丈夫的心。 

後來,在某一次超聲波檢查中出現了雙胞胎的心跳。「在離開醫生辦公室時,我們看到了天空中的雙彩虹,」斯特羅姆回憶說。「我就知道——神確實聽了我們的禱告。祂不按我們的時間,也不用我們以爲的方法,但他是一位善良、慈愛、信實的上帝。」

他的信仰得到了更新,現在斯特羅姆真的擁有了一切——與上帝的關係、薪水、新房、婚姻、即將出生的雙胞胎。也許他和海倫本可以爲此感到高興——除了那些年痛苦的等待。

但是,正如提摩太·凱勒會告訴你的那樣,苦難「不會讓你原地不動」。

約翰·羅伯

當他的兒子們三個月大時,斯特羅姆前往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基督徒法律協會會議。在那裡,他遇到了約翰·羅伯(John Robb),一位身高6英尺6英寸(約兩米——譯註)的、有二十位孫輩的長者。羅伯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律師,他在40歲的時候信了主。

然後,《箴言》中關於維護窮人和弱勢群體權利的命令「第一次像戰鼓的聲音一樣在我心中迴盪」,羅伯寫道。他不是一個喜歡坐著看的人,他擔任了美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委員會主席,在國會作證支持資助法律援助,並投身於創建和支持基督徒法律援助事務所。

「他已經78歲了,還在努力開辦更多的法律援助事務所,」斯特羅姆說。「那種來自一個看起來像摩西一樣老邁之人的能量、興奮和熱情……那是極具感染力的。」

斯特羅姆對聖經很認真,並被羅伯熱情所感染,他問他的牧師是否可以每月使用一次教會場地開展法律援助。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福克斯谷教會(Fox Valley Church)主任牧師湯姆·艾奇遜(Tom Atchison)說,「所以我做了任何一個驕傲的牧師可能會做的事。我說,『聽起來不錯。你爲什麼不寫一個計劃呢?』」

計劃

斯特羅姆沒有計劃。

他前往他所知道的兩個法律援助診所——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鄰里法律事務所(Neighborhood Legal Clinic)和芝加哥的卡布里尼綠色法律援助(Cabrini Green Legal Aid),看看他們是否有現成的文檔和計劃。

「他們的模式都是投入大量人員,就像政府的法律援助機構那樣,」斯特羅姆說。「這將是10萬美元的開銷,後面所需的更多。我沒有那麼多錢。」

但他確實知道沒有錢該怎麼做。「我相信基督的身體怎樣開展服事,我在浸信會長大,浸信會非常依賴成員的擺上,這一點我很清楚。我想把這樣的文化帶到法律援助中。」

斯特羅姆的第一個志願者是他自己,隨後是海倫。海倫是波多黎各人,所以對她來說,在中等收入、主要是白人的福克斯谷教會中服事低收入、主要是西班牙裔社區並不難。她讓他們知道了這個診所,並說她可以爲他們提供翻譯。

斯特羅姆夫婦每月有一個星期六在在教會「坐診」。他回憶說:「幾乎立刻,我們就被需求淹沒了。……我在教堂裡安裝了一個單獨的電話,可以容納20條留言。但是在工作日,它的語音留言總是滿的。沒有人能再打進來了。」

斯特羅姆一直在努力工作,每個週末幫助一個窮人。隨著服事,他的偏見開始瓦解了。

「我過去相信窮人只是在濫用福利,」他說。「雖然我成長於農村的貧困地區,但我很快就離開了這個環境,我對它瞭解不多。」後來,「按至理判斷」幫助了一位老年婦女留住了她打掃房屋獲得的收入,幫助了一位單身母親贏得了兒童撫養費,幫助一位殘疾男子證明了他已經支付了房租、不應該被驅逐出去。他看到了他們的痛苦,也想起了自己的痛苦。

「我開始認識到上帝利用苦難來吸引我們靠近他自己,」斯特羅姆說。「我反覆讀呼籲爲弱勢群體伸張正義的經文,看到上帝與他們站在一起是非常明確的應許。」

一個又一個星期六,斯特羅姆都被吸引到服事窮人的工作中去,越來越深入。但是,對於一個富人來說,進入財富的針眼比離開他有利可圖的事業更容易。斯特羅姆既需要有人拉他,也需要有人催促他。

從角落的辦公室到壁櫥

斯特羅姆的事業不僅僅穩定,而且輝煌。他的名字出現在公司的信紙上(成爲合夥人),他受到其他庭審律師的尊重,他甚至還在考慮投身政界。但在他開始「按至理判斷」之後,辦公室的一切都變得一團糟。

「我當時正在購買兩座不同的大樓,但這兩個項目都不成功,」他說,「我僱用了兩個不同的律師處理這些問題,但他們把事情都搞砸了。合夥人在吵架。我發現自己參與了四起不同的訴訟,所以總有人找我調查取證,一塌糊塗!」

最後,斯特羅姆像約拿一樣,跳下了船。他解散了自己的公司,開始在「按至理判斷」全職工作。他在《福音正義》(Gospel Justice)一書中寫道:「我離開後,公司的事情一下子都平靜了下來。」 

但這並不意味著斯特羅姆的事工進展順利。「我父親說,『你瘋了嗎?我有一對雙胞胎孫子,而你在你這機構的銀行帳戶上只有2,000美元。你還不知道如何籌款!』」

他並沒有說錯。斯特羅姆從擁有新技術和大量助手的漂亮辦公室搬到了一個借來的8英尺×10英尺的角落裡。他記得第一天,自己一個人站在那裡,生著悶氣,因爲他不知道怎麼讓打印機打印信封。

「我當時真的向上帝揮舞著拳頭,向他大喊:『神啊,我在這裡做什麼?』」斯特羅姆說。「那是改變我生命的時刻,因爲我感覺到他的回答:『這就是我的意願。無論你爲我的兄弟中最小的一個人做什麼,你都是爲我做的。』」

神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通常不會有那種操作說明書。斯特羅姆的經濟情況開始好轉,但是一開始,他因關閉公司而產生的稅單就遠遠超過了他的收入。

他說:「在我告訴我妻子之前,我可能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來發愁。然後我們花了一天時間禱告,第二天就收到了一張來歷不明的支票。付完帳單後,我還剩七美分。我過去無法相信這樣的見證,但現在它發生在了自己身上。」

他試圖通過洗車、抽獎、無聲拍賣和寫郵件來籌款。他說:「我知道你應該在某些詞下劃線跳轉到支持頁面,這是郵件營銷教我的技巧。但說實話,這一切對我來說都不好使。這不是神對我的心意。」

相反,他開始與不同的人——律師、法官、牧師坐下來,解釋需求。超過70%的低收入家庭在過去一年中遇到了法律問題,從家庭暴力到驅逐到兒童撫養。在這些問題中,86%的人得到了「不充分或根本沒有法律幫助」。

「我可以分享我看到神在他的百姓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以及把福音帶到這些問題上的巨大需要,」他說。「當你在做這項工作時,會有一種真實感。」

他分享的一個故事是彭妮·倫斯(Penny Rens)的故事。這位女士是個英國人,在英國遇見了一位美國男士,她跟著他回到了芝加哥,在那裡他們共同生活了8年。

來尋求幫助的時候,她說:「我們已經離婚一年了,當時他利用緊急保護令,操縱我們的共同撫養協議,把我的兩個孩子——6歲和8歲——從我身邊帶走。」她的新男友是個基督徒,帶她去了福克斯谷教會,在那裡她聽到並相信了福音。她的男朋友也知道「按至理判斷」機構。

「當我第一次見到布魯斯時,我幾乎是個廢人,」倫斯說。「我完全被恐懼和焦慮所淹沒。我幾乎無法呼吸。與我過去遇到的其他律師不同,布魯斯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傾聽。我無法告訴你這和其他法律援助人員有多大的不同,但我知道。」

斯特羅姆花了兩個月時間幫助她獲得了她的孩子。「那是我經歷過的最困難的考驗之一,」倫斯說。「但我的教會很好。我能夠通過我的教會完成了一個離婚後恢復課程——在其中我學到了上帝對我的救贖計劃,以及如何在我生命中的困難關係中根據我所得著的救贖而生活。我非常感謝耶穌能夠幫助我們勝過這些艱難。」

倫斯後來與她的男友結婚,開始爲「按至理判斷」做志願者,然後作爲斯特羅姆的第一個僱員加入了機構。

律師們

藉著努力和從錯誤中學習,「按至理判斷」不斷成長。斯特羅姆平日在他的小辦公室裡工作,然後輪流到不同地區的教會參加星期六的「門診」。他帶來了更多的律師,但不是爲了去代表客戶——那是其他法律援助機構的做法。

原因是:如果你曾經在教會或聚會上遇到過律師,並要求他們對某件事提供建議,他們肯定會給點兒建議。但你幾乎肯定也會聽到「記住,你不是我的客戶」、「我真的不知道那方面的法律」,或「我必須獲得更多細節」之類的話。

這並不是因爲律師沒有愛心或不夠慷慨,而是因爲美國法律的複雜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糾結了。在短時間內給出一個答案幾乎是不可能的,做錯事的代價也很高。錯誤的法律建議會導致訴訟,瀆職保險的賠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因此,當斯特羅姆在星期六請他的律師們提供幾個小時的服務時,他確保他們不必承擔這些案件的負擔。他把他的法律援助中心經營得像一個緊急護理醫療診所——一個快速訪問,以診斷問題出在哪裡,並制定一個前進的方向。

這樣,他就可以請來各種律師,而不僅僅是那些擅長家庭法或破產法的律師。而且他可以接觸到所有類型的客戶。

「我正在努力幫助大量需要指導和指引的人,」他說,「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在法庭上有人代表。」實際上,在每年出現的1.5億個民事法律問題中,只有約2%的人最後需要在法庭上得到解決。大多數人都可以在星期六上午在律師的指導下處理。

志願者

即使在籌款到位、開始工作後,斯特羅姆也花了一段時間爲「按至理判斷」理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起初,他期待教會支付一些人工費用,但價格是每年15,000美元,這意味著他只能與大型教會合作。所以他嘗試了其他模式,比如讓「按至理判斷」在當地企業、社會服務機構或圖書館運作。

但這些地方都不適合。因此,斯特羅姆削減了成本——用志願者取代了帶薪工作人員,並將客戶的共付費用從20美元提高到30美元。(他讀過《機智的好撒瑪利亞人》)他成功地將「按至理判斷」的啓動成本降到了5000美元,這使他能夠將其建立在地方教會裡。

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他希望他的客戶能在教會裡找到正義,靠近所有正義的源頭。他想把教會和社區聯繫在一起。而且他希望有教會成員擔任志願者。

「每到一個地方,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坐上一輛公共汽車,到政府機構去轉轉,」斯特羅姆說。「那是個糟糕的經歷,你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幫你的人,而且被當作非人對待。我想回家,穿上我最好的衣服,回來對人們大喊大叫。……我希望我們的地方能完全不同。」

「按至理判斷」就是這樣。當客戶在「按至理判斷」星期六來到教會時,會有一名志願者迎接他們,向他們保證他們會得到幫助。他們會得到咖啡、餅乾、禱告和兒童看顧。另一位志願者帶他們去見律師,全程陪著他們,並在事後與他們進行復習——「你明白她說的嗎?沒有嗎?我也不明白。讓我們再去問問她。「

然後,幾週後,另一位教會志願者會給他們打電話,看看他們是否已經能夠遵循律師的建議,或者他們是否已經陷入困境。

「客戶們來的時候往往非常猶豫,」自2016年以來一直在「按至理判斷」擔任志願者的譚比亞·科慈(Tempia Courts)律師說。「他們很謹慎,因爲過去他們曾試圖獲得幫助,但遭到了拒絕,或者他們一直在尋找一種方法但沒有找到。他們的姿勢往往是低著頭、耷拉著肩膀,聲音有點低,他們沒有直視你的眼睛。」

但是到了最後,在聽取了律師的意見並接受了一個前行的計劃之後,「他們就坐直了,」她說,「你可以聽到他們聲音的變化。他們的眼睛開始往上看,他們感到大受鼓舞。」

當客戶提到教會或他們一直在祈禱時,她會利用這個機會來強調信仰的問題。「是的,我們可以繼續談論法律,但我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她說,「是福音讓人與眾不同。」 「按至理判斷」的律師經常和客戶談論上帝完美的正義,談論正義拖延臨到的忍耐,談論在聖靈的幫助下做艱難的決定。

有時,人們爲了獲得律師的幫助而來,最後加入了教會。「我看到一些週六來教堂的人,過去他們在週日絕不會來,」斯特羅姆說。「然而,由於他們得到了真實的關懷,你可以穿透這些障礙,創造信任和溫暖。難怪這麼多的人在週日也來。」

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客戶來尋求建議,然後就消失了,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但這並不妨礙斯特羅姆。

「在馬太福音第15章,當耶穌爲四千人提供麵包時,祂並沒有以他們相信祂是彌賽亞爲條件,」他在書中寫道。「許多人拒絕了祂的信息。如果耶穌是這樣,那麼對我們來說當然也是如此,因爲我們要以祂爲榜樣,服事所有人的實際需要,同時也爲所有人提供永恆的希望,無論他們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亞洲人還是非洲人,有證件的還是無證件的,懷疑論者還是背道者。」

滿有盼望的福音

艾德·科普蘭(Ed Copeland)牧師一直在等待一個正義的倡導者——一個可以領導開在他教會的「按至理判斷」的人。今年,他終於找到了。

「我們在5月份開業,有四名律師志願者,」科普蘭說,他曾是一名刑事辯護律師,也是福音聯盟理事會成員。「進展非常順利。每次開放時,我們這裡都坐滿人。」

科普蘭喜歡他看到的更長遠計劃,他正在努力讓他所在的伊利諾伊州小鎮的另外十個教會加入他的行列,另外還有伊利諾伊州皮奧里亞、明尼阿波利斯和亞特蘭大的教會。斯特羅姆希望在全國範圍內有1000個「按至理判斷」事務所;科普蘭希望在伊利諾伊州就有這麼多。

他說:「我們花了太多的時間來辯論何謂正義,而不是去做它,……我無法控制全國性的對話,但我可以在我的街區工作。」

他知道,法律問題往往是一個更大的錯誤症狀。有時是心理健康,或代際貧困,或破碎的家庭。但這些問題也只是症狀。

他說:「福音、正義和憐憫必須被擺在首位。而福音不正是滿有盼望的嗎?」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aturday Justice: How Church-Based Legal Aid Is Growing.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爾察)是福音聯盟的資深作家,於西北大學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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