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關於Z世代宗教未來的研討會上，有學生問我：「你會害怕我們這一代人嗎？我們特別推崇理性和科學，這是不是會威脅到宗教的未來，也威脅到你的工作呢？」
這個誠懇的提問，其實反映了我們文化中一種由來已久的觀點——宗教與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衝突。這種「衝突論」通過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74 年的著作《宗教與科學衝突史》（A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而得到廣泛傳播。書中講述了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人類在進步的道路上總是不斷受到教會的阻撓，教會不僅兜售盲目的信仰，還渴求權力。它因爲害怕日心說而反對伽利略，因爲懼怕進化論而抵制達爾文。
在科學與信仰的對立中，不光是宗教整體受到質疑，基督教信仰和聖經更是被視爲格外危險的存在。人們說，進化論讓聖經中關於人類起源的記載顯得過時，而現代地質學和天文學則讓聖經的時間框架看起來難以立足。更關鍵的是，這兩種獲取知識的方式似乎完全對立：一邊是理性、證據、觀察；另一邊則是信仰，是對古老的、無法驗證且似乎與現實世界毫無關聯的典籍的信任。
這種衝突論已經深入人心，以至於被視爲不證自明的真理。我們想當然地認爲：有一種由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衍生出的世界觀，還有一些由宗教產生的世界觀，而我們必須在其中做出選擇——要麼選擇思考，要麼選擇感受。
雖然這些選擇就擺在眼前，但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想：這種爭論的框架真的恰當嗎？科學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一個更真實、更有說服力的切入點？我認爲是存在的，而這個切入點可能會讓人意想不到：《創世記》第一章。《創世記》第一章提供的基本世界觀，對於我們所理解的科學實踐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所說的，雖然表面上看基督教與科學之間似乎存在深刻的衝突，但這種衝突其實只是表象，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著深層的和諧。
《創世記》第一章爲科學探索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礎、認知的依據、道德的邊界，以及不可或缺的目標。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 1:1）。這句經文運用了一種叫「分生性」（merism）的修辭手法，它是指兩個相對的事物被結合成一個包羅萬象的單一概念；此處，它表達神創造了萬有。聖經的第一句話爲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形而上學信息。首先，在宇宙有其開端之前，就已經有一位超越宇宙的神存在了。換句話說，這世界本身並不是神聖的，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也都不是神聖的，它們都是那位神聖者創造的結果。
那麼，神是如何創造萬物的呢？是藉著祂話語的能力：「神說……事就這樣成了」（第 6-7 節）。祂並不是利用已經存在的、永恆的物質來重新塑造。神說話，物質就按祂的心意產生了。這與其他古代的創造敘事很不一樣，在世界的起源中沒有爭鬥、混沌或暴力，有的只是一位通曉一切之王的合理命令，藉此使萬物開始存在。
此外，《創世記》第一章展現了創造中基本的秩序、對稱和美。正如克萊恩（Meredith Kline）等學者所指出的，前六日的創造順序有其內在的邏輯——在頭三天，神創造了不同的領域（天、水、地），而在接下來的三天，祂在這些領域中安置了居民和管理者（日、月、星辰，深海中的生物，植物，動物和人類）。
更深一層來看，這秩序中還暗含著規律性——日、月、星辰被安置在天空中，爲的是標示時間的流逝和季節的更替。它們的規律性爲人類的播種、收割，以及宗教節期提供了穩定的歷法依據。這一切都描繪出了一幅獨特的宇宙圖景，爲實證科學的實踐奠定了基礎。
要讓這些科學（比如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地質學）真正發揮作用，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對現實的本質作出許多基本假設。無論是觀察過程、假說檢驗，還是對未來和當下現實一致性的歸納推理，都是建立在對宇宙具有秩序性這一系列基本假設之上的。
大自然的規律性是歸納推理得以成立的基礎。這種推理方式是基於觀察得出結論，比如「在今天之前的每一天，太陽都會升起，所以明天太陽也會升起。」這樣的推理看起來似乎再簡單不過，但這類基本假設卻讓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深感困擾。科學研究要獲得驗證，其中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可重複性。然而，驗證過程本身就已經假定了現在與過去相一致，過去又與未來相一致——這意味著我們認定自然界中存在著本質上的規律性。
物理學家戴維斯（Paul Davies）這樣說道：「就算是最堅定的無神論科學家，也必須憑著信心接受一個前提：宇宙並不荒謬，物質存在有其理性基礎，這體現在自然界中那些至少部分可被我們理解的規律性秩序中。因此，科學研究必須建立在一個本質上具有神學性質的世界觀基礎上，才能得以開展。」
戴維斯的這一觀察幫助我們看到，在西方現代科學興起的過程中，大多數先驅都是基督徒，這絕非巧合。伽利略是天主教徒，科學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是位虔誠的信徒，物理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是基督徒——他不僅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自然定律，還撰寫了大量的聖經註釋。將電、磁和光統一起來的物理學大師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更是蘇格蘭長老會（Church of Scotland）的長老。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許多科學史學家都得出這樣的結論：科學在深受基督教影響的文化中發展壯大並非偶然。因爲基督教認爲，我們所處的這個理性的、可靠的、有序的宇宙，是由一位超越萬有的神所創造的。
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生活在一個有序宇宙中的方式行事。而《創世記》第一章賜給科學的第一份禮物，就是一位理性秩序的創造者和維繫者，祂爲人類的這種直覺提供了保證。
宇宙是有序的，這是一回事，但我們怎麼知道它是有序的呢？人的理性和現實之間真的能夠對應嗎？荷蘭神學家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基督教與科學》（Christianity and Science）中寫道：「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是在沒有被證明的情況下，預先假定了感官的可靠性和可感知世界的客觀性。」巴文克指出，科學實踐本身就假定現實是與我們大腦的推理方式相匹配的。
如果自然主義（即認爲世界僅僅是物質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就有充分理由表明，我們的理性官能並不是（或者不必是）準確感知世界本來面目的工具。這正是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在《衝突的真正所在》（Where the Conflict Really Lies）一書中提出的論點，他稱之爲「反對自然主義的進化論論證」。
普蘭丁格的論證從這個設想開始：如果進化論和自然主義同時成立會怎樣。如果你把這兩種觀點放在一起考慮，你就有充分理由不去相信自己的感官或認知能力能告訴你關於現實的真相。這是因爲進化論建立在自然選擇的基礎上，這個過程保存了那些有助於物種戰鬥、逃跑、覓食或繁殖的遺傳特徵。因此，我們只能相信我們的感知能力讓我們活下來，而不一定能告訴我們什麼是真實的。
普蘭丁格用了一個很形像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假設古時候有個人認爲，每次他看到紅色漿果時，就會有個巫醫在那裡等著詛咒他。於是每當他看到長著紅色漿果的灌木，他就會繞道而行，從不去吃那些果實。後來發現那些漿果確實有毒，吃了就會喪命。你就會明白，正是他那個錯誤的認知反而讓他活了下來，而這個認知不僅讓他能夠傳遞自己的基因，還能傳遞這種信念。這就是一個在進化上有利但與現實並不相符的認知。
從這裡你就會明白，如果沒有神，我們就有理由懷疑自己的認知能力是否能讓我們真正認識現實。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這些認知功能給了我們一些能讓我們活下去的信念。如果我們的理性能力僅僅是給我們提供有用的信念，而不一定是真實的信念，那麼這又如何讓我們有信心地開展科學研究呢？
這一切與《創世記》第一章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第 26-27 節）
《創世記》第一章告訴我們，神是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的。這是什麼意思呢？最基本的含義是，人要代表神並效法祂的作爲。爲此，神賜給人某些與祂相似的特質，其中就包括理性的心智和靈魂。
根據《創世記》第一章，那位創造世界的心智同時也創造了我們的心智，祂讓我們的心智能夠以類似祂的方式去感知世界。正是這個起點，讓我們對自己有能力研究世界的本相並認識其中的秩序充滿信心。我們之所以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思維和外部世界是相匹配的，是因爲這兩者都是出自同一位創造者之手。
這一切，爲科學實踐提供了堅實的認識論基礎。
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原則似乎足以爲基本的科學實踐奠定基礎，但科學還需要第三個標準：道德界限。雖然這種聯繫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但讓我先提到一個名字：門格勒（Josef Mengele）。
門格勒（Josef Mengele）是希特勒手下的首席醫學研究員，因其殘忍的人體實驗而臭名昭著。他對猶太人和羅姆人進行實驗，爲的是推進希特勒的種族理論。他對雙胞胎進行研究，進行各種實驗，包括截肢、器官解剖，以及各種形式的折磨和致死實驗，目的是研究這些對人體的影響。如果一個雙胞胎因某種原因死亡，他就會殺死另一個，這樣就可以進行對照比較。這樣的恐怖事件不勝枚舉。
門格勒的大部分「研究」都毫無成果，但關於集中營中那些通過人體實驗獲得的、可能挽救生命的醫學研究成果（比如關於低溫症、缺氧、脫水等），其價值一直存在爭議。
這種科學研究並非納粹德國獨有。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就有那個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Tuskegee Study）。儘管當時已經對梅毒有了治療方法，研究人員依然繼續觀察數百名貧困黑人男性梅毒患者，進行人體實驗。
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這種實驗是錯誤的，但我們必須追問：爲什麼？
這個問題不僅關乎過去的實驗，對今天的我們同樣重要。在當今校園裡，倫理問題無處不在：克隆的生物倫理、對未出生嬰兒進行基因異常檢測（然後在母親子宮內終止他們的生命）、用流產胎兒的組織進行實驗。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或那些可能被用於邪惡目的的技術，我們又該如何看待？
這正是像《侏羅紀公園》這樣的電影提出的經典問題。科學家們一心追問「我們能做到這件事嗎？」，卻忽略了「我們應該這樣做嗎？」如果沒有神，那麼阻止門格勒、塔斯基吉梅毒試驗或未來類似實驗的依據又是什麼呢？我們的道德界限又從何而來？
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角度來回答。第一種說法認爲，道德來源於個人良知——對與錯完全取決於每個人的判斷。但問題在於，爲什麼是你的良知，而不是別人的良知來決定孰錯孰對呢？
第二種觀點認爲，道德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某件事之所以是錯的，是因爲我們共同認定它是錯的。但這種解釋只是迴避了問題。爲什麼由群體制定的道德標準就比個人的判斷更有權威性呢？如果社會改變想法了又該怎麼辦？
第三種觀點認爲進化論爲倫理道德提供了基礎。這種說法同樣存在問題：研究進化行爲充其量只能說明哪些行爲有利於人類生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普蘭丁格指出，如果我們把進化論和自然主義視爲同等真理，就無法獲得一個連貫、理性的標準來評判我們的行爲。
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讓我們重新思考《創世記》第 1 章。神按照祂的形像造人，這至少包含兩個與建立連貫道德觀相關的重要原則：治理的使命和明確的界限。
首先，神賦予人類治理的使命：他們要治理這地。人的工作是改善這原始的、未開發的自然世界。聖經提到的治理這地，其目的不是要給自己臉上貼金，而是要服務他人、祝福他人。這就是科學使命的起點。科學是人類爲了理解世界、按照神的命令開發世界而進行的活動。
在行使治理權時，人類是作爲「形像」而行，這意味著我們的所作所爲都要效仿神的良善、品格、創造力、公義。這就是爲什麼在聖經其他地方，保羅把成爲基督徒描述爲「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 4:24）。這給了我們一個重要準則：我們對受造的所作所爲應當反映造物主的完美及祂的道德品格。
其次，因爲所有人都是按神的形像造的，所以我們不能以科學的名義傷害或虐待他人。這就是爲什麼上帝在《創世記》9:6 規定了死刑。祂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原因很簡單：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任何對人的傷害本質上就是對神的冒犯。
爲什麼門格勒的所作所爲如此邪惡？爲什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如此令人髮指？爲什麼一提到把人當作實驗品，我們就會不寒而慄？這種反應不僅是某種進化本能，我們想改就改；而是一個被世界壓制的真理：我們是按神的形像造的，因此科學應當用來造福人類、建設世界，而不是用來傷害和摧毀人類。
最後，《創世記》第 1 章回答了科學研究中「爲什麼」這個終極問題。每一項人類事業都必須回答：我們爲什麼要做這件事？這關係到目的：當你投身科學研究時，你真正想要實現什麼？
僅僅有一些短期目標，比如「我想完成這個實驗」、「我想研發產品保住工作」、「我想賺錢」、「我想治癒癌症」，遠遠不夠。你需要一個更深遠的、能持續激勵你的目標。
基督教爲我們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幾個理由，我把它們歸納爲兩點：愛鄰舍、愛上帝。
首先是愛鄰舍。治理世界、建設世界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造福他人——那些同樣按著神的形像所造的同胞。因此，當你鑽研科技、生物學、化學知識時，你知道這些工作將促進人類的繁榮昌盛，這是對鄰舍之愛的具體體現。
其次是敬拜神、以祂爲樂並榮耀祂。許多學者指出，《創世記》的創造記載與古代近東關於君王爲神明建造聖殿的記載有諸多相似之處。神的聖殿被視爲世界的縮影，人在那裡敬拜神。在《創世記》第 1 章中，神將世界打造成一座聖殿，祂要居住在其中，與祂的子民相會。
《威斯敏斯特要理問答》說，人的首要目的是「榮耀神，完全以祂爲樂」。這意味著你所做的一切，無論是研究文學藝術，還是養育家庭、談戀愛，甚至是從事科學研究，都應該服務於這個總體目標。我們要讚美神，活出能彰顯祂的生命，同時也要愛祂、以祂爲樂。因此，當你投身科學研究、探索宇宙奧祕時，這些經歷應該讓你對創造宇宙的神生發更深的敬畏、感恩和敬拜。
科學知識的增長最終應該帶領我們更深地認識耶穌。正如保羅所說，「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西 2:3）。太初有道（Logos），「道」就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認識受造，就是認識耶穌的一種途徑。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Is Science In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