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硅谷億萬富翁開始舉辦主題是敵基督的講座，而且還場場爆滿時，你就知道，這時代已經變得有點古怪了。但對我們這些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長大的人來說，這不僅是怪異，更透著一種詭異的熟悉感。
我出生在 1969 年，也就是說，我的成長經歷包括去超市檢查商品條碼裡有沒有隱藏「666」這個數字；會看《聖法蕭蕭》（ A Thief in the Night ）那類電影，看完後連著幾晚都會做斷頭臺的噩夢；也認真思考：我會不會在高中畢業前就被「提」走？教會裡擺著的預言圖表，會把蘇聯軍隊的動向和《以西結書》三十八章對應起來。去朋友家時，末世論類的暢銷小冊子常常和通俗讀物《讀者文摘》放在一起，擱在茶几上。
待到九十年代成年時，我以爲終於安全了。蘇聯那個「瑪各」沒有入侵以色列；那些預言圖表也悄悄被撤下；那個確信末日即將到來的年代似乎已經畫上句號。
可如今到了 2025 年，我卻又開始體驗到某種詭譎的似曾相識。歷史或許不會原樣重演，但正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那句名言所言：「歷史總會押著相似的韻腳。」先知的身份變了，從福音派暢銷書作家變成了科技鉅富。但那首歌聽起來，依然令人熟悉得令人心悸。
要說什麼最能體現這種歷史的相似性，恐怕非彼得·蒂爾（Peter Thiel）莫屬了。這位硅谷億萬富翁、有影響力的右翼思想家，居然在舊金山辦起了關於敵基督的私人講座。
從 2023 年開始，蒂爾就召集科技精英們討論敵基督可能是誰，還警告「可能真的會發生哈米吉多頓大戰（Armageddon，即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世界末日就要來了」。這情形就像哈爾·林賽（Hal Lindsey）的末世論暢銷書跨過海灣大橋，到硅谷改頭換面重新登場。
如果你不知道林賽是誰，他 1970 年出版的《地球末日》（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賣出了超過 3500 萬冊，是那整個十年最暢銷的非虛構類書籍。這本書讓末世猜測成爲福音派關注的焦點，這種影響持續了近 20 年。它的影響力大到什麼程度？1978 年還被拍成了電影，旁白是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對，就是《公民凱恩》（Citizen Kane）的導演——讓林賽的時代論觀點傳播得更廣了。
林賽教會了數百萬人把「看新聞」當成解讀預言應驗的方法，這套框架一直沿用到今天。只靠著啓示錄和一份《紐約時報》，林賽就讓很多人相信，1948 年以色列復國啓動了預言倒計時，基督會在 80 年代末再來。
結果呢？這預言當然沒應驗。
但蒂爾的講座聽起來跟林賽的那套出奇地像。兩人都對敵基督念念不忘，都在警告即將到來的單一世界極權體系，都用新聞事件來解讀末世預言。不同的是，林賽是以平民化的福音派視角寫給教會信眾看的，蒂爾則是從哲學角度跟科技精英們探討。用他的話說，這些精英可能正在親手搭建末世的基礎設施。
蒂爾自稱「廣義上的正統基督徒」，他猜測敵基督可能就是美國本身，或者也許是像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這樣的全球氣候活動家。他引用聖經預言和文學作品，說敵基督是"在末世出現的邪惡君王或暴君"，很可能利用危機奪權。最讓人意外的是——要知道這話可是出自科技公司的重要金主——他說敵基督會「不停地談論哈米吉多頓大戰，渲染戰爭的風聲……把你嚇得把科技控制權拱手相讓」。
他甚至引用《但以理書》12:4「必有多人來往奔跑」，說這是在警告末世全球化和全球技術官僚帝國的威脅。林賽在 70 年代對計算機化和國際組織的論證，跟這幾乎一模一樣。
在科技精英轉向末世論者這件事上，蒂爾不是一個特例。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說過，先進人工智能的最壞結果是「我們所有人都完蛋」——這話放在《末日迷蹤》（Left Behind）小說裡完全不違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早在 2014 年就警告：「搞人工智能，就是在召喚惡魔……你知道那些故事：有人拿著五角星和聖水，覺得自己有把握控制住惡魔，但從來都不會有好下場。」
馬斯克這個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在用明確的屬靈語言——惡魔、五角星、聖水——來形容技術風險。這聽著就像弗蘭克·佩雷蒂（Frank Peretti）屬靈爭戰小說裡的台詞。對那些擔心人類用技術「扮演上帝」的基督徒來說，馬斯克的警告從世俗角度印證了他們的直覺：某些知識一旦被濫用，真會引發地獄般的後果。
當下發生的是一場深刻的角色互換。林賽爲 70 年代提供了流行的預言框架，現在輪到科技精英們借用聖經意象和末世主題，提供他們自己版本的世俗-宗教末世論。這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於可信度和話語權。1975 年有個牧師警告末日即將到來，世俗文化可以當它是宗教怪論不理會。但當那些實打實地在打造未來的億萬富翁們警告文明終結的威脅時，主流社會就不得不認真聽了。
硅谷本該是技術樂觀主義的大本營，那裡每個問題都有技術方案，進步是理所當然的事。結果呢，對未來了解最深的那幫人，反而最相信末日將至。
兩個時代還有個共同點：我們都覺得自己正處在一個飛速倒計時的神聖或文明時鐘前，而且很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就會走到盡頭。
林賽推廣了一種可以稱爲「世代期限思維」的東西。他從 1948 年以色列復國開始倒計時，暗示大約一兩代人之內（「四十年左右」），所有預言事件就會發生。這在許多福音派教會中製造了一種緊迫感，他們深信歷史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
今天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用的是非常相似的倒計時心理，只是換了套術語。過去我們談的是「世代」「被提」；而如今人們談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超級智能」（superintelligence）和「算力擴展」（compute scaling）作爲臨界點。用的詞是世俗的，但緊迫感一模一樣。
比如 2023 年的布萊切利公園人工智能安全峯會（Bletchley Park AI Safety Summit），各國政府和科技實驗室聚在一起，警告「前沿人工智能」的風險。主要國家承諾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開展國際合作。同樣，生命未來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發表公開信，呼籲暫停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數千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科技領袖簽了名。
「生存風險」「人類滅絕」「對齊問題」「不可逆轉點」這些說法，都帶著濃厚的末世氣息。它們雖然是世俗術語，卻對應著類似的「末世論焦慮」。兩種倒計時都有一個關鍵特徵：通過時間線來強化道德緊迫感。
林賽的預言圖表告訴信徒們，我們在上帝的時間表上走到了哪一步；今天的人工智能能力曲線則告訴我們，距離徹底改變或災難性改變，還有多近。無論你是 1975 年關注蘇聯在中東影響力的福音派基督徒，還是 2025 年研究變壓器模型擴展規律（transformer scaling laws）的AI安全專家，你背負的其實是同一種存在性的壓力。你都會覺得自己正在見證人類歷史的最後一幕。
但我們這個時代跟 70 年代有個關鍵的不同之處：關於技術的末世警告，主要不再來自預言教師，而是來自那些開發技術的人。
我小時候，福音派信徒擔心「獸的計算機」，據說那是布魯塞爾的一台超級計算機，能讓敵基督建立單一世界政府。這故事純屬虛構（真的是虛構，因爲它源自一本「預言小說」，後來還拍成了一部低成本電影），但傳播得很快，因爲它觸及了人們對大型計算機、通用產品代碼和二戰後歐洲政治的真實焦慮。
林賽本人也推波助瀾，寫到計算機和打孔卡系統可能成爲敵基督控制世界經濟的工具。他預測會出現無現金社會，所有交易都需要一個「印記」。
獸的計算機這個傳說現在看來略顯荒誕。但它反映出 70 年代的時代精神是如何看待技術的。那時的人認爲技術可能成爲預言中極權控制的基礎設施。他們會仔細審視每一項創新，看它會不會實現《啓示錄》13 章的預言。
今天的主題仍然相似，卻又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反轉：人工智能安全運動的主角是工程師和研究人員，他們在警告自己的發明可能毀掉文明。這不是牧師用《啓示錄》來解讀計算機，而是相當於獸的計算機的發明者在警告說：對，沒錯，它真的可能奴役人類。
埃利澤·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呼籲停止大規模人工智能訓練，主張寧願冒國際衝突的風險也要阻止通用人工智能研發，他使用的絕對化措辭不遜於任何末日佈道家。當生命未來研究所的公開信警告「對社會和人類的深遠風險」時，它是在描述文明存亡的危機。
關鍵區別在於技術的具體性。獸的計算機傳說對系統如何運作含糊其辭，而人工智能對齊問題則很精確：當優化系統的智能超過人類，會發生什麼？隨著人工智能系統規模擴大，我們如何確保它們仍可控？什麼能阻止一個先進的 AI 追求與人類價值觀嚴重偏離、甚至具有災難性的目標？
這些不是陰謀論，而是可能帶來末世後果的工程問題。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基督徒應該關注的相似之處。在兩個時代，技術都成了人們想像中文明受審判的機制。兩種敘事都有個共同點：人類建造了自己無法控制的系統，而這些系統最終會控制我們。一個框架是神學的，另一個是計算機科學的。但兩者問的是同一個問題：當我們的工具反過來成爲我們的主人時，會發生什麼？
對基督徒而言，這既帶來挑戰，也蘊含契機。
我們首先要避免兩種相反的錯誤。我們不能簡單否定整套末世論，因爲聖經裡充滿了關於基督再來、復活、最後審判和新創造的教導（帖前 4:13–18；啓 21–22）。這些教義是基督徒盼望的根基。我所擔心的，並不是那些認真研究聖經真正教導的人，而是那種將每日新聞強行套入預言倒計時的思維定式。同樣，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硅谷的末世警告納入我們自己的末世猜測，好像它們在直接印證聖經預言似的。
但我們也不能把這些科技人的警告當成無關緊要的「世俗焦慮」，因爲他們是真正了解技術可能性的專家。當那些真正在寫代碼的人都感到擔憂時，這跟YouTube上有人把條形碼和獸的印記（啓 13:15-18）聯繫起來是兩碼事。
對基督徒來說，這其中也隱藏著機會：我們可以深入思考、認真參與技術發展方向的討論。當馬斯克警告「召喚魔鬼」時，我們可以解釋什麼是真正的邪惡——以及爲什麼人類悖逆上帝才是技術風險背後更深層的問題。當人工智能研究人員擔心對齊問題時，我們可以指出更根本的錯位：人類壓制關於上帝的真理，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主（羅 1:18、25）。
這不是在用一種廉價屬靈化的話術來迴避問題。福音確實是答案，因爲它直接回應了 70 年代式預言恐慌和 2025 年式人工智能末日論背後的恐懼。問題歸根結底不在於計算機或算法，而在於人心。我們害怕自己的工具，其實是害怕人性本身。我們知道，即使我們不願承認，人類一旦擁有神一樣的能力，就會用不敬虔的方式使用它。
而這正是基督降臨的原因。他不是要把我們從計算機或人工智能中拯救出來，而是要把我們從自己手中拯救出來。他來是要使悖逆者與上帝和好，改變人心（林後 5:18）。他來是要給我們盼望，不是讓我們控制技術，而是讓我們被聖靈掌管。
看著各種各樣的末世預言慢慢淡出視野，我學到了一個功課：末日可能明天就來，也可能一千年後才來。我們無從知曉。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無論通用人工智能明年出現還是永遠不會出現，無論蒂爾的講座最終應驗還是淪爲下一代人眼中的尷尬笑談，基督都是主。
重要的是：我們的基督徒使命從未改變。我們要愛鄰舍、傳福音，做長遠打算的同時隨時準備好迎接末日。這種張力幾乎不可能把握，也難怪每一代人都會以不同方式搞砸。我父母那代人因爲期待被提而退出文化參與。我想知道未來的基督徒會怎麼評價我這一代人應對人工智能和文化混亂的方式。
但我真希望 1979 年時、當那位十歲的我盯著那些預言圖表時，有人能告訴我這一點：上帝掌管一切技術、每一個帝國、每一個時代。蘇聯垮臺了，獸的計算機是虛構的。而無論人工智能最終成爲人類最大的成就，還是最後的危機，我們真正的盼望如今正坐在天上的寶座上（西 3:1–4）。
這既不是樂觀，也不是悲觀，只是對現實的認識。看過太多「末日預告」逐漸消散，也經歷過太多文化震動之後，我學到的只有一個穩固的根基：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來 13:8）。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en Silicon Valley Started Sounding like a 』70s Prophecy Con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