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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瑞恩·庫格勒（Ryan Coogler）（《黑豹》的導演）執導的新片《罪人》（Sinners）票房大賣，口碑載道。當好萊塢電影充斥著老調重彈、翻拍和依賴買來 IP 拍出來的大片時，《罪人》這部多年來票房最高的原創電影，被譽爲創意生命力的可喜跡象。
這部電影借鑑了各種類型（南部哥特、黑幫片、吸血鬼恐怖片、黑人電影），其原創性和精良製作毋庸置疑。但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它呢？片名《罪人》預示著這部電影勢必現實粗糲（因暴力、髒話和少量性愛場景而被評爲 R 級），但也同時表現出對神學問題的強烈興趣。自受難日上映以來，《罪人》引發了關於這部電影如何顛覆、質詢和挑戰基督教信仰的廣泛討論，在黑人基督徒中尤爲如此。
以教堂裡的場景開場，在長達 2 小時 17 分鐘的片長時間裡，《罪人》頻繁地探討基督教、教會、靈性以及關於邪惡、罪和試探的道德觀念。但這部電影是如何看待這些的呢？庫格勒對基督教的態度如何？
從始至終，《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試探時刻來構建的，有邀請，也有引誘。在這些情節裡，某些惡行被擺在角色面前，或者某個角色由於魔鬼般的欺騙而走向毀滅。
電影講述了兩個罪犯兄弟，史莫克（Smoke，意思是」黑煙「——譯註）和史塔克（Stack，俚語「亂七八糟」——譯註）（均由邁克爾·B.喬丹 [Michael B. Jordan] 飾演），他們在芝加哥爲阿爾·卡彭（Al Capone）的幫派效力多年後回到密西西比。他們的名字讓人聯想到基督馨香之氣（林後 2:15-17）的對立面——他們散發出地獄之火的惡臭，往往將接觸的每個人都拖入萬劫不復之地。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我們看到史莫克和史塔克招募了各路熟人，爲當地黑人社區開設了一家新的音樂酒館。這些發出邀請/招募的場景讓人聯想到伊甸園式的誘惑（注意影片早期出現的蛇的場景）。史莫克和史塔克向潛在的合作者許諾金錢、權力、自由和榮耀。所有人都答應了，一步步走向毀滅。
當電影的後半部分轉向吸血鬼恐怖方向時，儘管惡魔的活動變得更加明顯，試探的主題仍在繼續。電影正確理解邪惡的一點是：邪惡之所以能站穩腳跟，是因爲我們讓它進來，以看似無害甚至高尚的微小舉動爲它開門。電影中關於吸血鬼的一個「規則」強調了這一點：除非他們先受到邀請或被帶近到身邊，否則他們不能強行加害於人。
電影早期就表達了這一想法。一位牧師（索爾·威廉姆斯 [Saul Williams] 飾）與他的兒子山米（邁爾斯·卡頓 [Miles Caton] 飾）分享了這一智慧：「你若一直與魔鬼共舞，總有一天他會跟著你回家。」
事實的確如此。大多數在音樂酒館裡與罪「共舞」的角色，最終都實實在在地爲魔鬼敞開了大門。就像許多其他吸血鬼電影一樣（我想到了最近翻拍的《諾斯費拉圖》以及恰如其名的《生人勿進》），《罪人》中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食其果，因爲角色天真地與黑暗勢力調情，讓邪惡得以立足。
如果《罪人》僅僅只是一則直截了當地描繪邪惡入侵這一動態的警世寓言，那它將是好萊塢令人耳目一新的警示。不幸的是，影片對罪的看法卻曖昧不明。
雖然庫格勒的這部電影在探討我們如何受到試探以及如何天真地輕忽邪惡方面常常富有洞察力，但它對於內在的罪性與道德責任，卻缺乏深刻的認知。史莫克和史塔克顯然是不知悔改的罪人——沉溺於有組織犯罪的殺人犯、詐騙犯、浪蕩子，致力於有組織犯罪——但電影並沒有譴責他們。相反，它將他們的越軌行爲置於一種賦權的敘事之中，將其美化爲對所受不公的正當回應。
與此同時，影片中種種性不道德場面（包括山米與有夫之婦的糾葛）皆被輕描淡寫地帶過，似乎他們毫無罪惡感。單是這些性愛場景——儘管短暫且無裸露鏡頭——就足以讓有辨識力的基督教觀眾對《罪人》避而遠之。問題不僅在於這些場景的存在，更在於它們未被描繪成罪惡，反而被渲染成自由歡愉的釋放。片中其他諸多惡行，亦大多作如是觀。
基督教稱之爲「罪」的東西，《罪人》想稱之爲「自由」。在電影中被玉米酒和藍調音樂助燃的放蕩一夜中，角色們宣稱他們正在體驗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體現爲不受白人文化強加、管制與侵佔所限的文化表達與群體認同。
然而，當唱愛爾蘭民謠的白人吸血鬼企圖入侵他們的空間時，他們的狂歡之夜被毀了。這些彈班卓琴的惡魔聲稱他們有良好的意圖（「我們信仰音樂與平等」），說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成爲一個以「團契與愛」爲紐帶的「大家庭」。他們引誘黑人角色加入他們基於愛和「人間天堂」願景的「新部族」。在影片看來，這構成了最險惡的欺騙：通過大熔爐式的文化抹除，推行一種建立在"同聲歌唱"式虛假團結之上的後種族主義「烏托邦」。在《罪人》中，這是最令人髮指的罪惡。
與最近的其他電影敘事一樣，《罪人》中的「罪」與其說是對上帝命令的縱向違反，不如說是對自由和自主身份的橫向侵犯。最糟糕的邪惡控制我們，最好的美德則解放我們。因此，在《罪人》中，以「自由」之名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甚至是神聖的，而任何被認爲是束縛、強加或控制的事物都受到譴責。可悲的是，這種動態也主導了電影對教會的看法。
庫格勒以黑人基督教教堂的場景作爲影片的首尾呼應，但其對教會的刻畫卻充滿了矛盾。一方面，電影認可非裔美國人的教會所提供的文化空間。它是安全與自由的庇護所。但另一方面，電影又將教會置於另一種更具文化屬性的「安全空間」，即音樂的對立面。
身處這兩個對立世界中心的角色——牧師之子山米——被父親告誡必須在信仰與藍調音樂之間做出選擇。山米始終攜帶他心愛的吉他（到影片結尾時只剩殘骸），將其視作聖經或十字架般的聖物。在傳統吸血鬼電影中，十字架被用作對抗邪惡的武器，而《罪人》則讓山米的吉他成爲對抗惡勢力的核心武器。這一微妙的意象轉變，反映出電影的觀點，即黑人文化（尤其是音樂）比基督教所能提供的任何力量都更能超越並抵禦邪惡。一個角色總結了電影的觀點，他說：「藍調音樂不是像（基督教）那樣強加給我們的；它是我們從故鄉帶來的。」
《罪人》認爲基督教是白人強加於黑人群體的——一種掩蓋非洲文化的異域裝扮（注意教會場景中會眾清一色的純白服飾）。與此同時，影片中最具共情力的角色是一位巫毒女祭司（烏米·馬薩庫 [Wunmi Mosaku] 飾），她對非洲先祖靈性智慧的精通使其成爲電影中最受尊崇的智慧支柱。就像「從故鄉帶來的」藍調音樂一樣，非洲的靈性傳統被刻畫爲比基督教僵化、否定世界的律法主義更真實、純粹、自由的存在。山米的人物弧光展示了這一點。
在Threads上評論電影的「反基督教宣傳」時，基督徒嘻哈藝術家萊克雷（Lecrae）想知道庫格勒是否在《罪人》中「嘗試克服某些教會創傷」。片中基督教被描繪成「要麼無關緊要，要麼具有壓迫性」的存在，而「力量則存在於非洲的靈性實踐中」。萊克雷總結說，庫格勒在電影中「以惡制惡，不幸的是，基督教成了文化賦權的犧牲品」。
作爲一種文化產物，《罪人》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相信超自然的存在——神、鬼魂、吸血鬼、巫毒教——往往沒有加入機構化的教會那麼具有挑戰性。與近期另一部「基督教吸血鬼恐怖」敘事——邁克·弗拉納根（Mike Flanagan）的《午夜彌撒》（Midnight Mass）——十分相似的是，《罪人》中的教會與其說是一個避難所，不如說是一個助長惡人與惡念的機構——權力和操縱的工具。
當代社會對教會祛魅的原因複雜（布拉德·愛德華茲 Brad Edwards 在新書中有一些陳述），需要深思熟慮。庫格勒在《罪人》中暗示了一些脫離教會的種族動態，我們不應忽視這些因素。
但《罪人》這個片名暗示著人們解構或遠離教會的一個更基本、更普遍的原因：罪。當教會群體挑戰你罪惡的生活方式或刺痛你的良知時，解決這種張力的方式之一就是直接離開教會（或許還會在離開時將其定義爲「控制型」或「創傷性」環境）。在《罪人》的結尾，當山米離開教會去芝加哥追求音樂理想時，他被塑造成一位高尚的英雄，因爲他選擇了道德與藝術自由，而不是對機構的遵從與委身。可悲的是，這在當今這個崇尚自由、肯定罪惡、反對體制的時代已成爲普遍的選擇。
此舉是否英勇高尚？是否能帶來幸福？即使是庫格勒的影片也讓人感到不確定。基督教的替代選項（如道德自主、享樂主義、異教靈性傳統）並不令人滿意。儘管存在種種缺點，基督教會仍然是罪人抵禦黑暗（世界、肉體和魔鬼）、在聖靈賜予的聖潔中共同成長的最佳場所。
譯：Shen Enbao；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Does 『Sinners』 View 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