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在牛津大學還不敢向人提起自己是基督徒。
剛開始讀研究生時，我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準備迎接學術界對基督徒的嘲諷和偏見。爲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關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指責，我還特意研讀了歷史學家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的《主宰》（Dominion）一書，想用基督教歷史上的閃光時刻來武裝自己。然而，現實卻讓我大吃一驚。
朋友和同學們非但沒有對我的信仰抱有敵意，反而表現出了出人意料的開放態度。雖然這所千年學府的學生群體普遍世俗且思想前衛，但校園裡古老的建築卻在無聲地訴說著它深厚的宗教底蘊。如今的文化氛圍似乎正在悄然改變。從前那些避之不談或被邊緣化的信仰話題，如今卻變得格外鮮活。過去一年裡，宗教竟然成了研討會、講座和酒吧閒談中的熱門話題。
賈斯汀·布萊爾利（Justin Brierley）最近推出的新書和播客系列《驚人的重拾信仰》（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在基督教網絡社群中引發熱議。他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也許我們一直以來對世俗社會的悲觀預測都走錯了方向。布萊爾利詳細記錄了新無神論運動的衰落，以及知識界人士轉向基督教的現象——有些人公開宣稱信仰基督，有些人則開始讚賞基督教對文化的積極貢獻。在西方社會急於尋找新的文化認同以填補世俗價值觀崩塌後的空缺時，基督教突然成爲了一個理性的選擇。
在牛津，人們對超自然事物重燃興趣的現象確實包括了一些受社交媒體影響的本科生，他們或是佩戴水晶，或是隨身攜帶塔羅牌。但更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對傳統宗教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以下是我在牛津親身觀察到的這種重新對神產生興趣的現象，我把它分爲文化和精神兩個層面。
體制信任危機
前不久，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聚會時問了大家一個問題：「現在還有什麼機構是你們信得過的嗎？」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沒有。無論是政府、聯合國、媒體、企業、非政府組織，還是民主制度本身——所有這些都遭到了普遍質疑。我們這一代人對「體制」的幻想早已破滅，似乎再也找不到能夠推動社會向善發展的制度性指引或框架。
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爲什麼牛津的學生們願意重新審視宗教。如果說二戰後那些充滿樂觀主義色彩的現代制度——那些本該爲我們端上人權與繁榮果實的制度——都深深地辜負了我們的期望，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從一些更古老的智慧裡尋找答案？也許人們更渴望能夠得到一些超越性的準則指引，而不是盲從那些容易受時代風氣和腐敗影響的人造制度。
正如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在《回歸正統》（Orthodoxy）中所說：我們總是忙著創造自己的體系，卻在回頭時發現基督教一直都在那裡，「矗立在陽光之下，熠熠生輝，並已有千多年的歷史」。也許，重拾這些千年古訓，反而能給我們帶來現代制度所無法提供的穩定。
社群歸屬渴望
最近，幾個對我所在教會感興趣的非基督徒朋友跟我一起去做禮拜。每次他們都會驚訝地說：「原來現在有這麼多年輕人來教堂啊？」他們原本以爲會看到一個死氣沉沉、如同文物陳列的場所，卻發現教堂裡生機勃勃，幾百名基督徒中很多都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羨慕我在教會群體中建立的友誼網絡，這些朋友像家人一樣關心我，幫我盡快適應了這座陌生的城市。
在這個被孤獨感籠罩的時代，科技發展、城市規劃，以及法國哲學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說的現代人「無根性」困境，讓許多年輕職場人士和學生都感到孤立無援，不知如何在新環境中結交朋友。此時，教會就像一盞溫暖的明燈。我有個已經離開基督教的朋友最近感慨道，她很懷念那種熟悉感，懷念那群永遠敞開懷抱的人。雖然我們可以從理論上爲基督教教義辯護，但真實的體驗往往更具說服力。教會具體地邀請人們參與集體生活——從共進晚餐、做禮拜，到參加聯誼會、聖誕節目和唱詩班——恰好回應了現代社會日益個人化之後，人們對群體歸屬感的深切渴望。
西方文明的動搖
當今的西方——無論是其核心價值觀、歷史傳統還是身份認同——似乎都在動搖。布萊爾利指出，近年來不少公共知識分子都公開表達了對信仰的認同。就連著名的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都稱自己是「文化意義上的基督徒」。我們看到，一批思想家開始將基督教等同於西方文明，試圖以此來支撐這個正在衰弱的文明體系。
然而，宗教信仰的形成機制是多元而複雜的。儘管我們希望這些思想家是真正體驗到了上帝的存在，但我們也要警惕他們的動機——尤其是在「基督教文明化」這一趨勢興起的當下。歷史告訴我們，把基督教當作修復文化或推進政治議程的工具，往往會釀成血腥衝突。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是有本質區別的。雖然《主宰》一書有力地論證了西方價值觀源自基督教，但基督教並非出自西方價值觀。基督教的生命力並不依賴於西方文明——事實上，它在全球南方地區正煥發出新的生機。
世俗主義的困境
著名學者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經形像地描述我們這個時代是相互「困擾」的：信徒們在與懷疑抗爭，而非信徒則被超驗性所縈繞。在我這一代人中，很多人從小在無神論家庭中長大，從未接觸過宗教團體或靈性教導。他們一直被禁錮在「內在框架」中（泰勒用這個詞來形容僅限於物質世界的世界觀），如今卻突然發現超自然的事物充滿魅力。
C.S.路易斯提出的「渴望」（Sehnsucht）概念——這個德語詞描述對喜悅的深切渴望——在此特別有啓發意義。當超驗性進入現實，讓人強烈感受到精神世界的存在時，這些時刻往往能成爲通向信仰的橋樑。在交談中，即使是最頑固的懷疑論者，當被問及是否經歷過這種難以解釋的奇妙時刻時，也會眼前一亮。如果你是在一個冰冷、封閉、一切都可計算的宇宙中長大，那麼你會將任何一絲曾經掠過的靈性之風都銘記於心。布萊爾利最近在文章中引用霍蘭德的話說：「一旦你接受天使的存在，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引人入勝。」
對道德框架和情感寄託的渴求
在酒吧聊到信仰話題時，我經常聽到這樣的回應：「老實說，我還挺羨慕你的。」一位朋友談到她內心的焦慮，因爲未來充滿未知而感到迷茫。相比自己摸索建立信念和倫理體系，擁有宗教信仰、有一個可以支撐情感和道德生活的框架，似乎要輕鬆得多。焦慮已經成爲我們這一代人的標籤，而當今時代的道德不確定性更是加劇了這種焦慮。
在約會軟件、多元關係和色情內容氾濫的時代，許多年輕人已經厭倦了自行構建道德準則的重擔。路易絲·佩里（Louise Perry）、瑪麗·哈靈頓（Mary Harrington）等保守派女權主義者通過研究指出，現代性關係規範的模糊讓年輕女性特別不快樂，也無法真正保護弱勢群體。相比之下，「罪」這個概念反倒成了一種解脫，它爲判斷對錯、約束行爲提供了明確的標準。突然間，像基督教這樣致力於培養有德行、有智慧、懂尊重的個人道德體系，似乎不再那麼令人窒息或壓抑了。
從頭腦到心靈
隨著時代問題的變遷，我們爲信仰辯護的方式也需要與時俱進。雖然理性論證依然重要，但我們已經看到不同世代之間的關注點在悄然轉移。最近在英國「庇護所」（L'Abri）訪學時，我發現年長一輩更多在思考信仰與理性的關係，例如「聖經的內容究竟可信嗎？神的存在能被證實嗎？」而年輕人則更關心基督教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在牛津，我那些非基督徒朋友雖然仍會問我如何看待基督教的殖民歷史，或者我怎樣理解教義，但他們似乎對信仰如何指引我的人生道路、塑造我的目標和情感世界更感興趣。這種從「是真的嗎？」到「做得到嗎？」的轉變，反映了一個更深層的文化變遷，教會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回應這種變化。
如今，在牛津這所處於後基督教時代、以世俗化和進步主義著稱的學府裡，我已經不會因爲自己是基督徒而感到不自在。前面提到的文化和精神層面的變遷，創造了一個可以自然談論信仰和靈性話題的氛圍。這些話題的出現不再令人尷尬或顯得刻意，反而成了人們樂於探討的內容。
當然，牛津的情況有其特殊性。這些現象部分源於它獨特的學術環境，這裡匯聚了熱衷於探討人生重大問題的思考者。我的觀察也難免帶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視角——據說在理工科領域，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傳統仍然佔據主導。儘管美國和英國的社會背景不盡相同，但我深信某些深層的變化正在發生。
澳大利亞著名牧師和思想家馬可·塞耶斯（Mark Sayers）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個信仰復興的新時代可能即將到來，他呼籲教會要預備好。從我在牛津的所見所聞來看，我不禁對布萊爾利的觀點充滿期待——也許，一場意想不到的信仰復興真的正在萌芽。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Surprising Rebirth』 at Oxford: Perspectives from a Graduate 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