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基督教會的歷史中，以色列在上帝救贖計劃中的地位，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現代歷史裡，隨著時代論作爲一種流行的末世論觀點而出現，還有以色列在1948年的復國，因此，上帝對以色列的計劃這個神學問題，也變得益形迫切。在猶太人的大屠殺，即納粹在二戰中想要消滅歐洲所有的猶太人之後，教會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也受到一種反猶主義的可悲現實所牽連。許多人宣稱，這種反猶主義是所有基督教神學的主張，因爲所有的基督教神學都堅持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都只能透過信靠耶穌基督這條唯一的道路而得救。
爲了導正這個關鍵議題的討論，我們必須對今日教會在這個問題的主要幾種代表性看法有清楚的認識。這些看法不僅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說明了幾個立場廣泛的差異。
雖然前千禧年時代論在基督教神學的歷史上是相當新的看法，但是它的立場——即上帝對以色列有一個特殊的計劃——卻塑造了、甚至主宰了近代福音派基督徒對教會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的辯論。
「古典時代論」主張，上帝有兩群獨特的百姓：一群地上的百姓，以色列；以及一群天上的百姓，教會。根據這種時代論的看法，上帝乃是透過七個連續的時代（Dispensations）或救贖的安排（Redemptive Economies），來施行救贖的歷史過程。在每個時代中，上帝都透過啓示祂獨特的旨意，來測驗人。在這七個時代中，最重要的三個時代是律法時代，福音時代，以及國度時代。雖然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可能描繪這些時代所有的特色，但是最重要的是時代論的堅持，是上帝對祂在地上的百姓，有一個分開的、不同的計劃，上帝是以各自不同、獨特的方式來對待他們的。在當前的時代，即教會時代中，上帝已然暫時地「懸置」（Suspended）祂對以色列的特殊計劃，而把祂的注意力轉向教會，也就是透過對列國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來召聚外邦信徒。不過，當基督回來，在大災難的七年時期之前，「提取」教會時，祂會恢復上帝對以色列的特殊規劃。這個大災難時期只是一個序奏，會開啓未來在地上的千年國度時代。對時代論來說，這個千年國度會標記出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上帝對祂地上的百姓（以色列）的應許會得到一個特殊的、字面上的應驗。只有到這個千禧年國度時代的末了，基督才會最終征服祂所有的敵人，引進最後的狀態。
雖然時代論承認所有的人，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都是因信唯一的中保耶穌基督而得救的，但是它主張以色列和教會在上帝的計劃裡有清楚而永恆的區別。舊約的應許並未透過從地上的萬族召聚耶穌基督的教會而得著應驗。這些應許乃是給一個地上的、獨特的民族，以色列的；而且這些應許只會以一種字面的方式，在國度時代得著應驗，而這個國度時代是緊跟著目前這個福音時代之後到來的。
時代論把上帝的百姓截然分成兩個群體：以色列和教會。在這點上，歷史性的改革宗神學和時代論的看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它堅持上帝在整個歷史中的救贖計劃是統一的。當亞當這個人類，作爲與上帝的盟約中的元首和代表墮入罪中時，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咒詛和死亡（羅5:12-21）。因著亞當的罪，以及罪對整個人類所具有的意涵，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律法的咒詛，並且承繼了犯罪墮落的本性。
根據傳統改革宗對聖經的詮釋，上帝在亞當墮落之後，便啓動了「恩典之約」，以便讓祂的選民恢復與祂的團契相交。雖然恩典之約在救贖歷史中，有各種不同的施行方法，但是它的本質始終是不變的——從正式與亞伯拉罕立約，直到在時候滿足，基督降生時爲止。在恩典之約裡的各種不同的施行方法中，上帝都是通過選民信靠耶穌基督，即恩典之約唯一的中保，來救贖祂的百姓。所有的選民都藉著信靠基督而領受永生的恩賜，並恢復與永生上帝的相交（見伯克富《系統神學》，293-95頁）。
因此，在改革宗對救贖歷史的認識裡，以色列和教會是不會永遠分離的。上帝正式認可恩典之約時，對亞伯拉罕所作的應許（創12，15，17）——亦即他要成爲多國的父，以及地上的萬族都要在他的「後裔」裡得福——都在耶穌基督裡得著了應驗。在恩典之約裡所應許給亞伯拉罕的那位後裔，就是耶穌基督，那「真以色列」，而所有藉著信心與祂聯合的人，都會成爲聖約應許的後嗣（加3:16，29）。在改革宗神學的觀點裡，耶穌基督的福音直接爲所有的信徒，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成全了恩典之約的應許。以色列和教會並不是兩群不同的百姓，反而，教會是上帝真正的以色列，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前2:9）。（譯按：彼得把舊約對以色列百姓的稱呼，直接套用在教會上。這是以色列和教會是同一個群體的很好的證明。）
對以色列和教會的議題所作的反思，在近代歷史上出現了一個新的、更極端的立場。這個立場經常和一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那就是Franz Rosenzweig。他是一位猶太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寫了一本書，書名是：《救贖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兩約神學」的教導是：聖經裡有兩個獨立的約，一個約是上帝和以色列立的，另一個約是上帝和耶穌基督的教會立的。與其說對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一樣，都只有一條透過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之路，這個觀念認爲，上帝與以色列百姓所擁有的原始的聖約關係，與祂和藉著主耶穌基督和外邦人建立的新的聖約的關係，是截然不同、完全分離的。
在二戰後的處境裡，對基督教會內所遺留下的對反猶主義的關注，使得「兩約神學」在主流的基督新教教會內，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即使在羅馬天主教會內，有些神學家也訴諸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和教皇約翰·保祿二世的Redemptoris Missio (1991年)的宣告。這兩個宣告都提倡基督徒和猶太人進行對話，以便阻撓不斷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努力。在兩約神學的觀點中，基督徒有關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信仰告白，即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或救贖主的告白，只有在上帝與教會立的約的這個骨架裡，才算是真理。然而，既然上帝和以色列所立的約是另一個不同的約，而這個約並沒有在耶穌基督的降生當中得著應驗，基督徒就不應當把上帝與教會所立的約的條件強加在以色列身上。
最後一個有關以色列和教會的議題的立場，是需要我們加以批註的，我們姑且稱之爲「極端替代神學」。雖然時代論者堅持說傳統的改革宗神學肯定上帝的百姓只有一群，是由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所組成的，是一種「替代」神學的形式，但是改革宗神學並不認爲福音「取代」了上帝與以色列古老的聖約治理（Covenant Economy），而是「應驗」了這個治理。極端替代神學的教導是：因爲許多猶太人不承認耶穌基督是應許的彌賽亞，上帝就用外邦人教會取代了以色列。耶穌基督的福音呼召世上的萬國和民族相信和悔改，但是福音否認上帝對救贖祂古老的百姓，以色列，還有特別的關注。既然教會是真正的、屬靈的以色列，探討上帝對以色列的得救是否還有特殊的意念這個議題，就不再有必要的。
極端替代神學乃是代表兩約神學立場的另一個極端。與其說上帝和以色列之間有一個獨特的聖約關係，而且這個關係會在耶穌基督降生、對萬國宣講福音之後仍會繼續存在，替代神學的主張是：上帝對以色列的計劃和興趣已經完全終止了。
在以色列和教會的這個議題上有如此眾多不同的立場，證明了這個題目的重要性。上帝是否對以色列和教會有不同的、分開的目的和救贖規劃呢？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應驗了、成全了上帝要從各族、各民、各方、各國當中，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召聚一群百姓，進入一個普世的大家庭呢？當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宣告，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1:6），他是在宣告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只有一種得救之路。然而他也同時肯定，這條得救之路並沒有取代或替代上帝救贖猶太人的目的，而是成全這個目的。有關以色列和教會這個持續進行的辯論，需要維護使徒的這個平衡，不要分開以色列和教會，也不要用教會來取代以色列。
譯：駱鴻銘；校：改革宗出版社。原文刊載於林格尼事工網站： The Church and Israel: The Iss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