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之後,福音派的良心仍然不安
重拾被遺忘的經典
2019-12-10
| Richard Mouw

編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要幫助我們的讀者「讓這幾個世紀以來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心」(出自 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 ——譯註)。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只有通過閱讀經典」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接下來要審視一些可能被遺忘、但是依然和現今的教會相關,並且能幫助今日基督徒的經典著作。這篇文章摘錄自毛瑞祺於2003年爲《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1947)所寫的前言。


有些書很重要,不斷再版,因爲它們就像那些富於教育意義的博物館文物,讓我們得以瞥見已逝年代裡那些精彩的洞見,瞭解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如何奮力解決他們所處時代的問題——那些問題與我們今天所要面對的迥然不同。

《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不僅僅是一本博物館文物。當然,它具備一些博物館文物的特點,因爲它明顯是一本爲20世紀40年代末期而寫的書。一場災難深重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許多美國人正在思考新出現的各種文化挑戰——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此後不久即成爲新福音派(neo-evanglicalism)領袖的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們,深切擔憂那些被稱作「基要派」或「福音派」——這兩個詞在當時是可以互換的——的基督徒無力面對時代的重大議題。

亨利在這本書中既對福音派的失敗表達了不滿,也發出了改革的呼籲。儘管不滿和呼籲所針對的顯然都是與我們今天完全不同的文化處境,但本書對我們這些深切關心福音事業的人仍有很多啓發和激勵之處。

不用說,我對這本書的喜愛也出於對我所在神學院的自豪。本書出版於1947年,正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的那一年。卡爾·亨利是我們的建校師資之一。富勒的創校校長哈羅德·奧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也爲本書撰寫了簡短的導言。顯然,亨利和奧肯嘉都把這本書看作爲他們剛剛誕生的神學院確定了某種綱領。

每逢有人問我富勒神學院的創校精神時,我常常提到這本書。創校異象的所有要素在字裡行間都可以看到:對一種新的福音派學術的高度委身,願意認真面對廣闊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議題;對一種更開放的福音主義的盼望,希望超越分離主義心態帶來的藩籬;一種對文化參與的深切願望,哪怕文化有其受造的複雜性。

迫切需要

我對這本書的喜愛遠遠早於我與富勒的關係。我在20世紀50年代末還是大學生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這本書對我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我進入研究生學院繼續學習時,我被迫要面對前所未有的,複雜的思想議題。當時,「激進的60年代」帶來的騷動開始充斥校園。我發現,我的屬靈成長環境並沒有幫助我預備好去面對這一切,我幾乎要放棄我的福音派信仰了,因爲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干。

但是,卡爾·亨利在這本小書中的慷慨陳詞卻印在我的腦海裡,長久地影響著我。是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福音派從它對思想和文化的責任上來說是失敗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僅推動一個參與思想和文化的福音主義是可能的,而且,在當前眾多各行其是的神學派系對人類靈性最深層的問題無力提供滿意答案之際,一個以聖經權威爲堅實基礎的世界觀,正是這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個時代,當我亟需來自福音派的鼓勵時,這本書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鼓勵了我。早在20世紀40年代,奧肯嘉和亨利在探討福音主義「不安的良心」的各個層面時,就已經指出了那些後來備受關注的社會及政治方面的關鍵議題。他們列舉福音派失敗的例子,批評福音派在有關戰爭、種族、階級以及帝國主義等問題上站錯了立場。他們積極討論這些問題,十年後,這些問題才在我的生活中變得日益突出。當60年代我發現自己身處文化激戰中時,這本書的信息對我就更顯寶貴了。

仍然不安

然而,以上的特質未能使這本書超出博物館文物的地位。那麼,今天這本書以什麼方式仍然對我們說話呢?從表面上看,亨利呼籲福音派行動起來,廣泛參與文化,這在今天似乎已經沒有必要。

在本書出版大約30年後的20世紀70年代,一本主流新聞雜誌的封面故事以粗體標題,宣告美國正在進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積極的社會參與,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諷刺的是,曾經指責福音派不參與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liberal Protestants),現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運動回歸其不食人間煙火的模式!

但是,事實上,忠於聖經的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承受著良心的不安。卡爾·亨利在20世紀40年代發出的呼籲不僅僅是一個行動主張,而是基於深思熟慮的神學反省,邀請福音派參與文化,而只有與系統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關的社會規劃(social program)才可能支撐這樣的神學反省。雖然福音派學術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頗有成就,但基層的福音派行動與嚴謹的神學教義之間仍有許多不能銜接之處。因此,亨利在這本書裡所提出的議題,仍值得持續關注。

還有一點必須提到的是,他關於優秀而合乎聖經的正統信仰應具備何種條件的看法,對我們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見。雖然近幾十年福音派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成就(包括基層事工和學術貢獻),但是,當代福音派生活的各個層面也出現令人擔憂的趨勢:對福音真理的稀釋,以及在福音派思想與各種「後現代」文化之間做出輕易的妥協。

卡爾·亨利對20世紀40年代福音派偏離聖經真理的糾正,對於我們今天仍有意義。基督教對人類文化的全方位參與,仍要在他提出的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進行。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我們人類的基本狀況並沒有改變,正如卡爾·亨利在本書中堅定而清晰地指出的:我們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極其需要重生,而上帝已藉著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成就的工作爲我們預備了這一切。只有努力發掘這個揭示了事物本質的深刻洞見所包含的意義,我們才有希望將不安的良心轉化爲熱切服事的心志——服事那位以至高的權能統管萬有的上帝。


本文暨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出版的《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前言部分,譯者:陸迦。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Still Uneasy 70 Years Later

Richard Mouw(毛瑞祺)是富勒神學院哲學教授,也曾擔任該校校長20年之久(1993—2013)。他以文學學士畢業於霍頓學院(Houghton College),碩士畢業於阿爾伯塔大學,博士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他曾在加爾文大學(Calvin College)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任教,著作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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