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之戰:性革命如何滲入了教會
2019-04-22
| Daniel K. Williams

正當性騷擾醜聞引起教會和社會檢討他們對於不當性行爲的預設之際,瑪麗·格里菲斯(R. Marie Griffith)對性革命的宗教緣由的歷史研究,可說爲此帶來了及時的貢獻。在《道德之戰:性如何分裂美國基督徒並且撕裂美國政治》(Moral Combat: How Sex Divided American Christians and Fractured American Politics,中文名暫譯)一書裡,瑪麗·格里菲斯辯稱性革命與宗教密切相關,並且使美國的基督教界分裂爲相互抗衡的兩陣營,她稱爲「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與「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s)。

書中引起改革宗福音派保守基督徒最大興趣的部分,也正是他們最不熟悉的——有關自由派基督徒(「進步主義者」)爲何在50年內,從支持傳統性道德轉變爲認爲婚外性行爲有它的積極面,並爲它背書的故事。根據格里菲斯,主要的原因是傳統主義者缺乏對女權的敏感度。

進步派基督徒對「性」議題的演進

格里菲斯從瑪格麗特·桑格和1920年代有關避孕的辯論講起。當時在康斯托克法(Comstock Laws)之下散發有關避孕的資訊仍是違法的,沒有任何基督教會爲避孕背書。倡議避孕資訊的桑格是政治激進人士、反感基督信仰,但是她發現爭取基督教牧師支持她的生育控制運動,有極大的政治價值。雖然一開始基督教牧師們搖擺不定,但許多人很快就加入了,因爲他們把這運動當作是針對婦女健康、民主、與科學,用以反對天主教傳統主義、獨裁主義,和貧窮的運動。

《道德之戰》接下去的篇章追溯另一個類似的故事:基督教主流也許在一開始質疑每一個試圖放寬傳統對「性」的約束的階段,然而一旦認定它們有助於性別平等主義、健康的兩性關係、及科學進步,他們就欣然接受了。1930年代有不少自由派的基督徒,克服他們對直接討論性話題的小說《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的猶疑,因爲他們認定書中把婚外情作「屬靈的」的描繪,提升了對「性」的看法,比傳統基督信仰的嚴謹看法,更爲真確。

1950年代,在讀過阿爾弗萊德·金賽對人類性行爲的研究報告後,自由派的基督徒同樣決定,廣泛的婚前性試驗讓男女兩人在婚前對於「性」有更健康的看法。到了1960年代,以科學爲根據而非主觀臆斷的性教育課程的形成,自由派的「主流基督教」扮演了領導角色。這些課程依據的理念是,相互支持的性關係即自然又有益,而造成罪惡感的傳統性關係則反之。自由派基督徒致力於女權也同樣導致在1960年代後期支持合法墮胎,以及不久之後的同性婚姻。

對傳統派的描述比較不細緻入微

格里菲斯的用意是讓《道德之戰》一書作爲指南,說明基督教兩派在「性」上面的分歧,但是這本書提供自由派基督徒「性」進步派的資訊較多,描述比較細緻入微,遠遠超過對他們的對手「性」保守派所做的。書中把「傳統分子」一詞套用在幾乎沒有共同點的各種團體身上,例如北部反對避孕(但有時接受跨種族婚姻)的天主教徒,和南部反對跨種族婚姻(但有時接受避孕)的基要派。

從神學的觀點而言,保守的基督徒可能不同意格里菲斯的論點——性道德的解放與改善女權有關,以及傳統派反對性革命多少因爲想要限制女性的自由、維護性別角色的等級劃分。實際上,對許多女性而言,性革命當然與解放女性相距甚遠,因爲已經發現有許多女性在婚外性關係上受到傷害;今天一半以上的單身母親是貧民,大約百分之25的女性曾遭過強暴。

這本書沒有多提的是,許多女性反對性革命所應許的改變和所謂的解放。例如,讀這本書你不會知道,1970年代認爲婚外性行爲不違反道德,女性的人數遠不及男性。但是因爲《道德之戰》解釋了爲何自由派基督徒擁抱新的性道德,新教福音派人士讀來仍有幫助。

雙方在性騷擾議題上的失敗

格里菲斯的書強調傳統派與進步派的不同之處,然而,在性騷擾上雙方都犯了標準不一致的錯誤。對這兩派的人而言,性騷擾和強暴在理論上都嚴重違反了道德標準。對以聖經爲準則的傳統派基督徒來說,這種婚姻之外的性行爲代表惡劣地誤用了神所賜的禮物——「性」;對進步派而言,它們是男性的暴力侵犯,違反進步主義的核心原則——男女平等、無強迫的性關係。

然而在實行上雙方回應指控性騷擾的議題時,都曾把政治因素放在原則之先。1990年代早期,基督教的民權領袖,在安妮塔·希爾指控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克拉倫斯·托馬斯性騷擾的事件上,熱烈地爲托馬斯辯護,他們認定希爾撒謊,雖然希爾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曾任教於歐爾羅伯茲大學法學院三年),雖然她的證詞也有另外幾位曾在托馬斯辦公室工作的女性的證實。

有些保守派人士更進一步表達,即便希爾說的是實情,托馬斯的行爲也不該影響他出任最高法官。他們沒有把性騷擾看作性革命的罪果——需要被指責——反而把性騷擾的指控當作是女性主義的產品,以至於定罪女性受害者而非肇事的男性。

然而,僅僅幾年之後,當被告是自由派人士時,傳統派和進步派對性騷擾的立場就反過來了。寶拉·瓊斯(與安妮塔·希爾一樣,也在保守福音派的基督家庭長大)指控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強吻、調戲,又勉強她接受求歡;這時候保守派聚集起來爲她辯護,而自由派卻對這指控置之不理;許多右派人士反對性騷擾,高呼女性主義的口號,正是他們在不到十年之前,在聽證會上與托馬斯對峙時所蔑視的。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與托馬斯不同,對他們而言克林頓長期以來是性革命的標誌,而多數進步派不願加入保守派的行列,反對一向捍衛女性主義與女權的總統候選人,所以他們忽視克林頓所面對的一連串性騷擾和不檢點的指控,又在他濫用權力與一位白宮實習生發生性關係的事件上,爲他找藉口。

《道德之戰》雖然提供很多資訊,卻是一本叫人不安的書;但它提出一些質疑也許正是教會當前急需的一點歷史真相。對想要知道爲什麼性革命能成功的保守基督徒,可以從這本書著手瞭解教會如何同謀。


譯:麗文;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oral Combat: How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filtrated the Church

Daniel K. Williams(丹尼爾·威廉)是西喬治亞大學的歷史教授和作,著有多本書籍,包括《神自己的政黨:基督徒權利的形成》(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未生胎兒的捍衛者:羅訴韋德案之前的反墮胎運動》(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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