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的神學
2021-04-27
| Brad Littlejohn

在過去的幾年裡,一連串對大學校園「取消文化」和高科技巨頭網絡審查制度的抱怨在我們集體的良知中不和諧地響起,最後在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那糟糕和令人揪心的事件上達到高潮。

首先,與國會大廈暴力事件有關的個人和團體失去了很多社交平台上的發言資格。不久之後,亞馬遜毫不客氣地下架了廣受讚譽的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主席瑞安·T. 安德森的暢銷書。

基督徒是高舉聖經的百姓,也是神話語的跟隨者,因此我們對公共言論表現出一種關注非常自然。我們必須記住,在世界歷史上至少十分之九的時間裡,教會一直在幾乎不允許我們有所謂言論自由的政權下努力盡力耕耘,而且往往是在這種政權下獲得蓬勃發展。教會甚至經常幫助和維持了這一政權的統治。

如果我們不允許言論自由的理想成爲一種偶像,我們就必須記住徹底的「言論自由」不但罕見而且及其脆弱,我們要認識到絕對的言論自由既不是一種道德權利,也不是一種「公共的善」。只有在消除了這種幻覺之後,我們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未來的艱難歲月裡致力於發展和捍衛這份珍貴的恩賜。

不是絕對的道德權利

絕對的言論自由不是一項道德權利。對一些現代美國人來說,這樣說可能會令他感到驚訝,但這其實不應該令我們驚訝。畢竟,哪怕法律允許人犯錯,道德上而言犯錯並不是人類權利。顯然,有許多言論、表達和寫作都是錯誤的,它們傳播謊言、因誘人犯罪、敗壞無辜之人,它們的惡罄竹難書。

《箴言》警告我們(箴10:19):「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聖經中有許多警告是關於不受限制的舌頭會釋放出多少邪惡的。使徒雅各對此提出了最強烈的警告:「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雅各書3:6, 8)。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雅各能看到現代社交媒體傳播的欺騙、流言、誇耀和詛咒,他會感嘆什麼。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言論確實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們不應爲過去的大多數社會採取了那麼多措施來限制言論而感到驚訝。

同時,就像這個罪惡世界中所有的罪惡一樣,邪惡的言論是美好受造物如何被敗壞的反應。言論是人類的基本能力,言論把我們與其他受造物區分開來,並令我們擁有某種神的性情。神通過說話創造了世界,亞當通過說話爲動物命名。通過言論,道成肉身的基督向人們揭示了他的救贖工作;通過言論,他忠實的使徒們將救贖的福音傳播到整個當時已知的世界。

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爲相信異教的羅馬人對自由言論的寬容要比狂熱的宗教猶太人高得多。使徒行傳22-26章描述的審判就是一個很好的實物教學,說明一個更寬容的自由言論制度的好處。

因此,作爲基督徒,我們必須明確肯定,言論自由可以是一種偉大的善。但它是一種工具性的善(instrumental good),是達到宣揚真理和提倡公義等目的的手段。言論自由本身並不是目的,張嘴說話的自由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從道德上而言,我們有權利在適當的時候說出真理,但我們沒有道德權利去誹謗、欺騙、詛咒或污辱人。然而,爲了確保我們說真話的道德權利,我們通常需要捍衛一項允許說錯誤言論的法律權利。

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就這個問題有過一番堪稱經典的論述,尤其體現在他發表於1859年的文章《論自由》中。儘管從個人生活和一般思想體系來看,密爾都不是基督徒,但他提出的重要論點與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基督徒)的信念高度吻合,即「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羅馬書14:5)。

密爾寫道,言論的目標必須是發現和傳播真理。但他提醒我們,言論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爲我們在什麼是真理這個問題上還沒有達成一致。如果我們對自己觀點真實性有任何不確定的地方,我們就應該尊重他人提供另一種說法的自由,這樣事情的真正真相就會被揭示出來。即便我們確信某些問題的真相,允許自由討論、讓錯誤的想法有表達的空間,仍有重要的好處。

密爾還指出,如果不強迫自己不斷地允許錯誤對自己相信的真理進行磨礪,真正的信仰很可能會變成陳舊和不加反思的教條。只有當我們定期對我們的信仰進行檢驗時,我們才能最好地理解我們的信仰。另外,除非真正說服人們,而不僅僅是壓制他們,否則他們不會轉離謬誤信靠真理。這就意味著要給人們機會去爭論和遭到駁斥。密爾認爲,從長遠來看,真理總是會戰勝謬誤的,除非謬誤受到強權和武力的保護。此外,審查或壓制言論的權利太過巨大,不應當被交託給任何一個墮落的人類。

言論的限制不可避免,而且有好處

不過,我們仍要注意另外一些重要的現象。人類雖然敗壞墮落,但僅僅這一條並不能免除我們盡可能想要主持正義的資格。儘管從長遠來看,真理終究會取得勝利,但正如馬克·吐溫所說,「當真理還在繫鞋帶的時候,謊言可以繞過半個地球」。這是事實,社交媒體時代的情況更是如此。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當壞人(或糊塗困惑的個人)在互聯網上傳播危險的謊言或含沙射影時,影響力會迅速得到擴散,謊言可以在數百萬人中迅速扎根並且建立影響力,闢謠變得幾乎不可能。雖然法律沒有給我們在擁擠的劇院裡大喊「著火了」這樣一個報假火警的權利,但是當真相取得勝利的時候,可能已經有幾十個人死於踩踏事件。

即使真實的言論也需要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來分享(弗4:29),如果在緊張的情況下粗心地釋放了真相,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傷害或造成恐慌。由於這些原因,政府往往在戰時或國家緊急情況下更多地限制言論自由。這一原則當然會被濫用,但爲了保護數以萬計的生命,可能不得不這樣做。

此外,以藝術形式出現的言論,如音樂或戲劇,往往是爲了塑造我們的情感,而不是我們的信仰。因此,它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道德成分,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我們很難以爲粗暴的暴力描寫或淫穢的性內容不會對觀眾產生道德影響。事實上,藝術的目的就是如此,如果藝術不能迎合(並因此而加劇)人的基本慾望,就沒有人消費它。主張絕對言論自由的人忽視了言論這一塑造美德的成分,這對他們來說是危險的。約翰·馬歇爾·哈蘭法官(Justice John Marshall Harlan)就曾經寫道:「一個人的粗俗是另一個人的抒情。」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各種形式道德敗壞和變態行爲的社會中,並且這些行爲和表演可以在任何數字設備上自由獲得,這世界也經常積極向我們的孩子宣傳這些。在我們開始過於大聲地抱怨高科技巨頭審查制度越來越普遍之前,我們應該首先質問爲什麼高科技巨頭或我們的立法者如此不願意審查這種變態和敗壞的行爲。美國是相當獨特的,它拒絕在明顯的色情作品和我們的孩子之間設置任何障礙,以免我們有可能削減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

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從來都沒有被認爲是絕對的。相反,叛亂、誹謗、褻瀆、淫穢和煽動都構成了這項權利的重要例外,而且其中一些例外今天仍然適用。從這個更大的歷史角度來看,「取消文化」的令人驚奇之處不是言論自由遇到了限制,而是現在執行的限制如此突然和猛烈地轉變爲反對直到昨天似乎還很平常的觀點。

爲了在一個墮落和易變的世界中保護好的言論,我們必須經常允許邪惡的言論,因爲我們無法做到既限制言論又避免限制言論帶來的更大傷害。然而,對於我們怎樣做要做到什麼程度這一問題,並沒有抽象和泛泛的答案。這是一個需要審慎處理的問題,而且在一個小的私人機構和一個大的國家的層面上,這個問題可能看起來相當不同。 

目前的巨大挑戰是,我們已經不經意地將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的控制權讓給了壟斷的私人團體。亞馬遜、谷歌和臉書等公司可以聲稱自己只是執行內部標準的平台或出版商,但他們實際上掌握著廣泛的社會權力,卻不需要爲此承擔法律和民主責任。

保守派基督徒需要反思所主張的「最大限度的經濟自由」,這一觀點無視聖經的指導和傳統的智慧,並且已經造成了這種強大的信息壟斷。我們現在需要進行建立平台和體制的艱苦工作,而不是懶惰地依賴那些虛假地承諾提供無附加條件通用平台的網絡巨頭。 

在後基督教文化中捍衛言論自由

然而,更廣泛地說,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現在面臨的大部分挑戰都是因爲我們社會的標準和價值觀——特別是那些掌權者的權力和價值觀——與我們作爲基督徒所持的標準和價值觀越來越不一致。從這個角度看,對審查制度的抱怨只是指向了症狀,而沒有指向原因。

每個社會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執行一些標準。如果我們沒能說服我們的政治和文化領導層,讓他們相信基督教真理至少是一種「公共的善」,我們就不會爲遭到的反對感到驚訝,因爲我們越來越多地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寬容需要一種相對的冷漠,就像在古羅馬社會一樣。或者,如果你相信有些東西真的虛假和邪惡,你可以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和謙卑,相信比你更偉大的上帝最終會控制歷史。

我們的後基督教社會將道德相對主義與從過去基督教傳統中的正義感結合起來,卻沒有任何來自基督信仰的謙遜,這種謙遜本該來自對神護理的信靠和從中而來的安慰。因此,後基督教社會的特徵就是一心一意地進行道德式十字軍討伐,以意志的力量灌輸著相對主義。

在對抗這樣一個以絕對主義面貌出現的絕對主義怪獸時,基督徒必須靈巧如蛇、馴良像鴿子。當我們爲文化的益處而努力時,我們必須保持堅定信念和謙遜態度的平衡。在這樣的文化中,光明與黑暗之間存在著真正的區別,當我們保持這種平衡時,光明可以毫無畏懼地面對黑暗。

這意味著我們願意說出並譴責各種形式的真正邪惡或欺騙的言論,特別是當它來自我們自己陣營內部時,而不是爲每一個錯誤的言論洗地或向言論自由這一偶像致敬。這也意味著要致力於通過我們言論的優雅和真實,以及我們對他人錯誤的耐心,把炭火堆在我們敵人的頭上,而不是想要表明我們可以像他們一樣骯髒地戰鬥。

但這也意味著培養一種精明的世俗智慧,即如何利用法庭、法律和不可能的盟友,爲真理的宣揚擴大空間,就像保羅在腓力斯和非斯都面前所做的那樣。我們不太可能在達成這一目的的最佳路線上達成一致。有些人可能傾向於和主張某些言論自由的自由主義者結成戰略聯盟,而這些自由主義者是我們所痛恨的。其他人則傾向於佔據道德制高點,拒絕捍衛反對者的權利,因此這些反對者發現自己遭到審查也不應該感到驚訝。

在這一話題上的思考和辯論將影響我們未來幾年關於投票、抵制、抗議和講道的決定,我們應該謹防教條式地堅持某一種策略。我們可以爲基督的身體裡的各種恩賜而感激,因爲在未來黑暗而充滿挑戰的歲月裡,我們將需要這些恩賜的幫助。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 Theology of Free Speech.

Brad Littlejohn(布萊德·立託強恩)是戴夫能特學院(Davenant Institute)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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