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林德研究機構（McCrindle Research）最近發佈了一份關於 2025 年及以後趨勢預測的總結。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和假設在推動這些趨勢呢？作爲基督徒，我們又該如何與這些信念互動，從而展開有意義的福音對話呢？
在「發達的西方」地區，自 18 世紀以來的每一次技術進步似乎都在增強人們的自主感。[1] 我們的世界觀或社會想像已經形成了以下信念：首先，這個世界是唯一存在的現實；其次，既然沒有其他世界，那麼從本質而言，人類就是追求快樂、以自我爲中心的個體，最終只對自己負責。外部關係只有在能促進自身利益時才有價值；第三，每個人都必須在現實世界中尋找或創造自己的人生意義。既然沒有超自然的天堂，我們就得在人間創造屬於自己的天堂。而且，只有你最了解自己，所以只有你能建造屬於自己的小天堂；第四，我們相信科技能幫助實現這個目標。不斷創新的技術讓我們能夠持續進步。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進一步強化了這些觀念。我們不斷收到根據個人喜好定製的廣告推送，同時又看到朋友圈裡精心修飾的「完美生活」。這讓人不由自主地覺得：我也應該過上這樣的生活。這或許就解釋了爲什麼麥克林德預測未來人們會更注重「職業生涯規劃」和「工作/生活平衡」。人們認爲自己有能力也有權利打造理想的生活方式。
這種「自主構建理想生活」的期望，往往會因個人處境不同而引發三種心態：
麥克林德報告指出，人口增長達到了歷史新高，「主要得益於海外淨移民的增加，目前的移民數量是 2019 年的兩倍。」許多移民被「西方」所承諾的財富和生活質量提升所吸引。移民通常都很勤奮，因爲在他們的原籍國，沒有人能理所當然地獲得任何東西——你必須努力工作才能生存。以澳大利亞的標準來看，移民的「正常」狀態即使不算工作狂，也至少是非常勤奮的。
因此，移民往往更容易成功。第一代移民積累財富，他們的孩子在學業上表現出色，進入高聲望的職業領域，積累更多財富，並將有益於社會的價值觀灌輸給下一代——比如尊重父母和家族、勤奮和節儉。第三代移民可能會繼承這些價值觀，從而繼續在社會和經濟上取得成功。因此，移民很可能符合上文提到的第三種心態，即認爲自己完全自足，而這種自足可能會讓他們對福音更加抗拒。然而，對許多移民來說，他們在世俗社會物質方面的成功可能會產生一種反諷的效果：世俗社會的成功不僅沒有世俗化這些移民，反而強化了他們的宗教道德主義。
西方的自主性在全球範圍內屬於少數派。世界上大多數地區都具有宗教信仰。許多移民來到西方時，他們的世界觀或社會想像與西方人截然相反：神明是存在的，因此，人最終不是對自己負責，而是對神明負責。因此，他們相信像他們這樣品德高尚、了解神明的宗教人士，可以通過重新引入他們的宗教來拯救西方，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世俗的西方文化逐漸失去意義時，繼承其文化機構。
擁有這種宗教自信的人通常不會表現出「文化鬥士」的心態，因爲他們不需要戰鬥，他們只需要等待。與此同時，他們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身份和社群。他們在社會和經濟上的成功會強化這種道德和文化優越感。世俗的成功反而強化了精神上成功的感覺。
對於這樣的人群，我們需要將基督教的福音與宗教道德主義區分開來。我們不是靠自己的行爲得救，而是靠基督爲我們所做的工作（羅 5:18-19；來 4:15，10:5-10）。基督教的道德是救贖信心的表達（羅 12:1-2，12:9-13:13；多 2:11-14；雅 1:26-27，2:14-26）。稱義帶來成聖，而不是成聖帶來稱義（多 3:4-7；彼前 1:22-2:3）。對於那些在宗教上「成功」的人來說，基督是一塊絆腳石（羅 9:30-10:4；彼前 2:6-8），祂的十字架是一種冒犯（加 5:11）。我們必須堅持這一立場，即使會招致批評。有人認爲，在基督裡白白得到赦免的福音會助長罪惡，我們要準備好面對這樣的指責（太 11:19；路 7:34-35；羅 6:1-4，15-17）。
麥克林德報告還指出，責任感正在成爲一種潮流。人們（至少目前）尚未重新對神明產生興趣，但他們至少重新關注到了物質世界，包括人類和生態層面。[2]
與上文提到的網絡賦權看似矛盾的是，人們開始更重視線下關係，而非網絡關係。麥克林德的文章提到，「整個社會都渴望有意義的人際聯繫」，並且「許多人正在採取措施嘗試減少社交媒體的使用。」
同樣，這種趨勢也似乎與自利的個人主義相悖：人們開始關注集體福祉。產品需要符合道德倫理標準——避免奴役和血汗工廠式的剝削。預期壽命的延長使七代人能夠共存於世，這意味著代際交流的可能性。但這種交流究竟會是建設性的還是充滿衝突？人們對自然環境的責任感也在增強。「道德生產」不僅要避免虐待人類，也要避免虐待動物。產品設計還要考慮對地球的「消化」能力——即最大限度減少污染和廢棄物。
有一種玩世不恭的處理方式，就是把對社會和生態的責任簡單地當作一種標榜道德的姿態，來消解個人自私自利與趕時髦般的責任感之間的衝突。但全然敗壞的教義並不意味著每個人每一刻都是邪惡的。相反，大多數人都會受到道德指南針的影響，這是人作爲神的形像承載者一個特徵（羅 2:14-15）[3]，儘管這種影響可能並不完美、也不是一直都有。當代人的社會責任感和環境責任感代表著一種覺醒——我們開始關注自主個體之外的外部現實。這些具體存在的現實暗示著一個同樣真實的道德生態系統，而這又暗示著創造這些無法逃避的現實的上帝之存在和權柄。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社會和生態責任感，開展山姆·陳（Sam Chan）所說的「改良預設護教學」。[4] 我們可以讚賞並鼓勵這種回歸現實的趨勢，同時指出這種道德意識往往缺乏充分的基礎。基督徒對責任感的理解並非基於某種普遍的人人平等的直覺，也不是出於功利主義要爲子孫後代留下健康的地球。我們有更堅實的基礎。
我們可以促使人們認識到這些正當傾向的超自然和神聖來源。用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話來說：激進的自主性不僅讓人們與神隔絕，還讓他們彼此疏離，與這個世界脫節。新冠疫情的封鎖以及越來越多關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過度使用的負面影響的證據，讓我們重新變得彼此「相通」。生態問題也讓我們重新與地球「相連」。那麼，是什麼阻礙了我們認識到自己對全能上帝的依賴和相通性呢？爲什麼我們如此難以相信祂不僅存在，而且既聖潔公義，又充滿愛與寬恕——並且祂在聖子身上（約 3:16；羅 3:25-26，5:8）通過獨特的救贖彰顯了這一切完美屬性？
最深的障礙當然是罪。罪可以利用我所探討的這三種心態，以不同方式與上帝拉開距離，讓我們繼續誇耀自己，而不是基督。世俗化的自主性試圖不依賴任何事物。宗教則在赦免和重生之外尋求敬虔。而社會和生態責任雖然表現出對受造物的極大關懷，卻可能依然忽視造物主。即使我們在追蹤文化趨勢、理性思考和說服他人時，也必須禱告求神親自照亮黑暗和罪惡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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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重塑世界：1776 年如何創造了後基督教的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伊利諾伊州惠頓：十架路出版社，2023 年）。
[2] 不過請參考 ABC 和《對話》（The Conversation）這兩篇文章，它們探討了人們對靈性的興趣日益增長的現象。這種靈性追求比傳統宗教更強調個人主義色彩。大衛·奧爾德（David Ould）和斯蒂芬·麥卡爾平（Stephen MacAlpine）在最近與羅伯·德雷爾（Rob Dreher）的《雙重公民》（Dual Citizens）訪談中對此進行了評論。邁克爾·霍頓（Michael Horton）已經開始了一個系列《神聖的自我》（The Divine Self），探討其背後的信仰體系，首篇文章是對古代「靈性但不宗教」根源的歷史回顧，題爲《薩滿與智者：古代「靈性但不宗教」的根源》（Shaman and Sage: The Roots of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in Antiquity），收錄於《神聖的自我》（William B. Eerdmans出版社，2024 年）。
[3] 傅瑞姆在《系統神學：基督教信仰導論》（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Belief）（長老會與改革宗出版社，2013 年）第 865-871 頁中，對「全然敗壞」和「徹底敗壞」進行了有益的區分。
[4] 山姆·陳（Sam Chan），《在懷疑的世界中傳福音：如何讓關於耶穌的難以置信的消息更可信》（Evangelism in a Skeptical World: How to Make the Unbelievable News about Jesus More Believable）（宗德萬出版社，2018 年）；山姆·陳，《如何談論耶穌（而不成爲那個討厭的人）：在懷疑的世界中個人傳福音》（How to Talk about Jesus (Without Being THAT Guy): Personal Evangelism in a Skeptical World）（宗德萬反思出版社，2020 年）。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澳大利亞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ree Emerging Social Tr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