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时事
是時候審視名人效應了
2021-11-24
—— Andy Crouch

這一週過的不怎麼樣。在我身邊分別有三個面臨性行爲不端和相關不當行爲指控的案件,涉事者都是在其事奉生涯中經常受到媒體吹捧的人,其中有一位在其所屬的基督教機構中居於高位。在第一個案例中,當事人辭去了他在機構中的職務和理事會成員的身份,並且直接、憂傷地公開認罪。第二個人沒有發表聲明,也否認對她的指控,默默地辭去了職務。在第三個案例中,當事人以強烈的措辭否認了所有對他的指控——有一次還用力的敲打桌子,直到我寫這篇文章時他仍在自己的位置上。

這三人都(至少曾經)被看爲他們這代人中榜樣般的基督徒領袖,許多與他們密切合作的人也這麼看他們。雖然,我個人和這三人都沒有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和其他成千上百萬的人一樣,經歷了他們在領袖角色和教牧事工上的特殊恩賜而帶來的益處。

我不想在本文中說出他們的名字。如果你也在他們的事工圈子裡,可能已經被這一週的信息擊倒了(本文寫於2018年3月——譯註),沒有必要在傷口上撒鹽。如果你沒有被影響,雖然可以理解你很想知道他們名字的願望,這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不會放縱這種慾望。雖然我禱告這種悲劇不要在一週之內頻繁的發生。但事實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有很多機會寫這篇專文,而且將來也有許多機會。這些名字對我們來說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犯罪的體系。犯罪的不僅是他們,我們也是他們的同謀。

我們與名人效應共謀

權力是一個幾乎和人類本身一樣古老的體系,它讓有權勢的人有機會犯下剝削、掠奪、謀殺以及——最後、最糟糕的、也許也是最常見的——強姦等等罪行。居高位的人有時通過直接命令,有時僅僅需要暗示(「難道沒有人可以搞定那個麻煩的教士嘛?」,亨利二世簡單地抱怨了一下,四位騎士就長途跋涉殺掉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因此這句話在現代語境中通常被用來指領袖的願望會被下屬解釋爲命令——譯註)就能達成心願。那些有權力的人長期以來都能夠實現他們的幻想和消除他們的不滿,雖然這兩者和我們那些深陷其中而沒有辦法實現的願望或不滿沒有什麼不同。

權力之所以有諸多黑暗面,其中一個原因是距離(Distance)——遠離責任,遠離後果,遠離我們給他人帶來的痛苦,遠離自我認識,遠離友誼,遠離真相。宮殿屋頂、後門、行政浴室、私人飛機,更不用說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所批評的廚房內閣和C. S. 路易斯所說的內圈(Inner Ring)——將我們隱藏在別人視線之外的諸多住所。那些追隨他們的人就算不是奸商的話實際上也是他們的依賴者,他們在似是而非地裝腔作勢。

因著這樣的隱私和距離,我們就有能力做出我們從未想像過的行爲。(如果本週的所有指控都是真實的——我不可能知道事實是怎樣的,也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假定——而這些領袖的否認都是謊言,其謊言的激烈程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無法真正理解他們已經完全偏離了自己的理想。)自從人類社會變得複雜到足以賦予一些人以這種方式保持權力的距離以來,這一直都是事實——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當人類社會只有兩兄弟在田間地頭,而他們對這個世界上唯一親屬視而不見時,暴行就成了事實。

權力造成的距離及其對當權者的扭曲影響這一問題是古老的,而且永遠不會消失。但它被一些真正的新東西所加劇:名人效應。名人將古老的權力距離與似乎完全相反的東西——超乎尋常的親密關係,或者至少是一種令人著迷的親密關係結合起來。

這是照片的力量(好像你近距離看到了他),近距離麥克風(低到情人耳語般的聲音)、回憶錄(在出版前從未與作者的牧師、父母,有時甚至是情人或配偶討論過的情節)、推特、自拍、Instagram、Snapshot……所有這些都讓我們有能力以爲了解某個人——而其實則不然,因爲最終我們只知道他們和圍繞他們成長的權力體制選擇了讓我們知道的東西。

因爲權力體系確實圍繞著現代名人效應得到了發展,它的方式比通過地位、身份和脅迫而產生影響的古老制度要強大得多。古老制度的距離賦予了那些處於其頂峯的人一種權力,毫無疑問,但也是一種脆弱的權利,因爲這種距離是雙向的。在君王聽不到的地方,臣宰可以嘀咕,護衛可以密謀。在地主的田地裡,農民們可以抱怨。工人們可以開老闆的玩笑,而角落裡的孩子們可以在毛毛蟲到來之前早就散去。現在這種嶄新的親密關係制度更加強大,因爲它從根本上說不是基於恐懼、脅迫和距離——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而是基於慾望和想像力,實際上是基於情慾,即對(與名人)聯合的渴望。

名人體現了我們渴望成爲的樣子,並邀請我們(似乎是)進入他們生活的內圈。我們是他們廚房的櫃子,我們是如此接近他們的內圈。他們對我們是如此地透明。他們告訴我們如此多的真相。他們生活在我們自己的想像中,他們的面孔對我們來說比我們的鄰居,甚至比一些我們以美國方式隨意地稱爲朋友的人更熟悉。他們激勵著我們,平凡中透著不平凡,向我們保證,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因此我們也可以成爲和他們一樣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們向我們招手,讓我們走近他們。

消失的機構世界

幾十個世紀以來(真的有幾千年了),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一直在爲如何避免因距離任意使用權力奮鬥。如果你將孔子之後的中國與柏拉圖和西塞羅之後的西方相比較,社會是以一種冰冷的速度——採取不同的路線——逐漸用我們通常所說的制度來約束那些處於權力頂端的人,這些制度比權利本身更大,讓當權者在某些方面負責。但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而且這些制度本身也可以被扭曲造成可怕的局面。

但儘管如此,在漫長的時間裡,經過無數次的磨合,我們學到了一些關於如何馴服最糟糕使用權利的東西。強制必須合理,暴力可以得到糾正;我們開始相信,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爲法治國家,而不是人治國家。在美國,這種試驗在很多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程度,例如權力在全國範圍內被分散在多個部門中——我說的不僅僅是指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還包括了其他許多形式的組織,例如無數俱樂部和兄弟會嚴肅選舉的官員、長老會區會或地方教會的長老團隊、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法律要求等等。

我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沿著這些路線建立了許多種類、非同尋常的機構,包括教會,莊嚴的教堂建築仍然排列在許多城鎮廣場和城市中心街道上。這些機構並不完美,而且延續了各種不公正的現象。但在最好的時候,它們保留並表達了一個深刻而激進的理念:人類共同做的最好的事情比任何可能短暫佔據權力地位的人更大、更持久。

從機構走廊的一張又一張肖像中凝視前任主席的面孔(一些是白人男性,另一些是黑人男性,因爲非裔美國人在解放後的幾年裡如此勤奮和自豪地發展自己的機構),對他們的同質性感到不快沒有錯。但是,我們也可以感嘆,他們對我們來說是多麼的默默無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們同時代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他們把自己看作是管家,而不是機構的擁有者;他們在領導必要的變革時,還保留了很多連續性;他們是多麼和平而又親切地把領導權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

他們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機構的世界。但這樣的世界幾乎完全消失了。

機構之所以消失,是因爲名人效力席捲了我們祖父母那一代人穩固的機構架構和穩固的機構同工,這些都如同龍捲風面前的糠秕一樣被吹散。在我們國家的橢圓形辦公室裡就坐著這樣一個人(時任總統的是唐納·川普——譯註),根據他的公眾形像,他的情感年齡顯然只有8歲,儘管他的性慾像15歲的青少年。他不相信任何人,很可能是因爲他實際上並不完全掌握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而他在操縱名人效應方面的能力簡直出類拔萃。

他已經佔據了我們所有的想像力——最重要的是,即便是那些最討厭他的人也免不了無時無刻不想著他。他一直(現在也是)渴望成爲最有名的人——一個我們非常熟悉但卻根本不瞭解的人,因爲實際上他也沒打算得到真正的瞭解。他一直以來想要尋求的不過是名聲和它所帶來的獨特現代力量,但在尋求到這一目的之後,在撒但顛倒濫用福音應許後,所有這些其他的東西也都加到了他的身上——包括假想的親密距離,以及允許他做任何他喜歡的事,甚至包括全面戰爭。

至少這讓我們對本週發生的事情有了更深的認識。

少有人走的路

對教會來說,情況可能不是這樣。在耶穌所處的世界裡,只有一個名人,每個硬幣上都有一張臉,每個人的嘴裡都有一個名字。當耶穌看到那張臉和那枚硬幣時,祂輕蔑地建議把硬幣還給那個急於把他的形像印在帝國每個角落的人。耶穌說,把他王國的硬幣歸給凱撒,把任何帶有祂形像的物/人,都歸給上帝(可12:17)。不可見的上帝沒有留下任何可見形像的畫像。祂唯一一次寫字,是在灰塵中寫的(約8:6)。祂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不同的使用權力的方式,這種方式結果是超過了所有的君王,包括基督教的君王。

祂沒有提供虛假的親密關係——祂的傳記作者約翰說,祂不把自己交託給任何人,因爲祂知道每個人心裡想什麼(約2:24-25)——但祂也沒有與人保持距離。祂讓小孩子到祂那裡去(太19:14)。祂讓馬利亞坐在祂的腳邊,讓另一個馬利亞用眼淚給祂洗腳(路7:36-50,10:39)。祂赤身被掛在十字架上,饒恕、祝福,並確保另一個馬利亞仍會有一個兒子(路23:34、43;約19:26)。祂的能力,確實不屬於這個世界。

在20世紀下半葉,名人的力量超過了機構的力量,我們本可以在教會中做出不同的選擇。事實上,一些教會和一些領導人確實這樣做了。從最好的意義上來說,英國聖公會牧師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是20世紀福音派中一個無可比擬的領袖。他在生活中對權力有一種神聖的漠視。他在冷戰時期被稱爲「第三世界」的地方度過了漫長而默默無聞的生活和服事生涯,不像今天很多宣教士巴不得在Instagram上昭告天下他在幹什麼。他很拘謹,就像他那一代人和那個階層的幾乎所有英國人都學會的拘謹。他從未結婚。然而,他的生活對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完全開放,他也會邀請助手(總是男性)進入聖公會牧師所擁有的最私密的地方(他的書房),他的生活都向跟了他55年的私人祕書弗朗西斯·懷特海德(Frances Whitehead)開放。他一生的成果不可估量。

作爲一個年輕人,我對斯托得的一些神學感到不耐煩。我發現它沒有足夠的創造力,沒有足夠的想像力來回應植入人類和上帝鮮活話語中的創造性形像。在某些方面,我仍然這樣認爲。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他培養的領袖、他建立和服事的機構以及他留下的屬靈遺產越來越敬畏——儘管他生活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可能只有百分之一自稱「福音派」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同樣的,葛培理(Billy Graham)也是如此。事實上,我並沒有那麼嚴格地遵守「葛培理原則」(一個男人絕不能與他妻子以外的女人單獨在一起)。一方面這是因爲我並不認爲這會帶來太大幫助,另一方面來說它會剝奪女性尋求男性幫助的機會,讓她們無法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權力面前得到幫助和提高,而這些權力應該是由上帝的聖靈賜給所有聖徒的。但大多數人都忘記了那條規則的背景,就是一套更廣泛的承諾,是在加利福尼亞州莫德斯托的一個酒店房間裡敲定的,因爲他們神聖地擔心幾代「傳道人」所特有的權力濫用會使這位年輕的傳道人和他的團隊受到牽連。他們做出了四項承諾,這僅僅是其中一項,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對財務透明和簡單性的承諾,對數字和歸信報告完全誠實的承諾,以及對我們的目的來說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始終與地方教會合作的承諾。

葛培理犯了嚴重的錯誤,正如他後來坦然承認的那樣,最重要的是當他的名譽與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產生了過近的距離、隱私和偏執交織在一起時。他可能是一個比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試圖帶領的復興更健康的名人。但他用簡單、負責和自願限制自己權力的方式來調和他的名聲,這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當他在永恆中交帳時,這很可能成爲與其他事工之間產生差異的原因。

斯托得和葛培理已經離世。儘管他們努力建立的機構還在運作,但卻已經非常脆弱。美國基督教仍有無數的牧師、傳道人和其他領袖,他們生活簡樸,出於對基督的敬畏而聽從勸告,並正在建立比自己更大的東西。但本週的啓示提醒我們,我們正處於危險的境地。不是因爲這些指控一定是真的,而是因爲我們許多看似最強大的機構實際上在最重要的方面是軟弱的:它們不夠強大,以至於無法讓我們相信對其領導人的指控不是真的。

在本週出現在我桌上的令人沮喪的電子郵件和新聞報導中,最令人震驚的事實不是關於對某些領袖的行爲指控——從我有限的觀點來看,有些根本不能被確定爲事實——而是圍繞這些領袖所在系統的不明確和部分反應。

當理事會聽命於創始人時;當長老們允許教會公開說「沒有一個人可以取代」主任牧師時;當信息系統可以看到高級領導人與某個人之間的電子郵件數量,但不知爲何內容卻無法恢復時,這些都不意味著存在任何瀆職行爲。但這確實意味著,這些有魅力的人物效應已經使該機構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實際上也使其領袖失去了免受合法和虛假的不當行爲指控的保護。

無論任何特定案件的事實如何,任何去過基督教活動後臺的人都知道,某些在舞台上看起來如此透明、如此自然和毫無防備的名人,他們是那麼遙遠、那麼不可觸及、多麼有距離。即使本週我讀到這些的指控最終沒有一項能被證實,但親密關係的力量轉化爲權力的距離,也是我們許多教會和事工中不可避免的特徵。

改變從我們開始——從我開始

我們需要深刻的改變,與其說是從我們的公眾人物開始,不如說是從我們自己開始。矛盾的是,我們將需要期待我們的公眾人物減少透明度,減少誘人的親密關係和「脆弱性」的展示,以及對他們周圍的系統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們將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體制上,包括考慮到權力誘惑的體制,這將持續幾代人。我們將需要以某種方式平息我們的慾望,那種讓我們感到與那些能夠吸引鏡頭和保持聚光燈的人很親近的慾望。我們需要認識到領導力的半衰期一直是以年爲單位,而不是以代爲單位,而現在的數字更像是幾個月或幾天。我們將需要對那些一直保持誠信的機構作出承諾,有時是通過痛苦的公共問責事件。我在兩個這樣的組織的理事會任職,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機構。

同時,我們這些發現自己有一定公眾名氣的人必須做出激進的承諾來限制我們的權力。當我意識到我的公眾形像和影響力正在增長時,我自己也試圖這樣做。我的一些服事和承諾應該有所保密,所以我的右手不知道我的左手在做什麼,更不能讓我的右手在Instagram上發佈我左手正在做什麼。

我曾與女性並肩服事,向她們學習,指導她們,並提升她們;而作爲我在福音事工中夥伴的各代女性,都是我生命中的偉大禮物。我經常有充分的理由需要與她們一對一地見面(儘管我也發現,幾乎所有的工作、事工,甚至是輔導,在三四人的小組中要比在一對一更有果效)。二十年來,我們的見面總是故意地安排在公共場合,即使偶爾在晚餐時見面,也是在傍晚時分,在餐廳的前面,而不是在後面。每一次這樣的會面,我的妻子凱瑟琳都會提前知道,並在事後會了解談話內容。凱瑟琳擁有我所有的密碼。我確保每一個把祕密告訴我的女性都明白,我的妻子會知道她說了什麼。

我加入了一個不是我創立的組織,由一位首席執行官領導,我向他報告,而他又向一個嚴肅的、被授權的、獨立的理事會報告,在這之前我爲另一個組織工作了12年。我把我所有的旅行和演講決定提交給我的首席執行官和我的妻子凱瑟琳,並最終能夠欣然從自由職業者的演講生涯(收入流向我的機構)轉變爲所有費用流向該組織的職業。我在網上公佈我的演講費用和條款。我盡量減少使用經紀人,因爲他們會有經濟上的動機來提高我的知名度,並且會在我和希望讓我擔任演講者的教會和事工之間插手。在一些有爲演講者提供「綠屋」(green room,休息室)的會議上,我只在演講前進行禱告和準備時使用。其餘時間,我像其他人一樣坐在觀眾席上。如果某些會議要求參會者掛名牌,我也會掛一個。

每個主日我都會休息。每年夏天我都會關閉我的電子郵件,完全關閉兩週。(我休假時自動回覆信息的開頭是:「不幸的是,我永遠不會讀你的電子郵件。」)每過七年,我的目標是離開我的日常工作和它給我的所有意義。有兩次休假是因爲我想做的事情失敗了。它們都是我生命中最富有創造性的時期。

每年一月,我都會與其他七個擔任類似公開領袖職位的人會面。我們自稱爲「致悼詞者」(The Eulogists)。我們的目標是互相瞭解,而且要了解得如此之久,以至於我們能夠在我們的葬禮上對彼此的生活作出真實、誠實和完整的描述。我們的目標也是讓彼此對值得謳歌的生活負責。我們彼此之間完全透明。我曾告訴他們關於我的生活、我面對的試探、我得到的安慰和我惆悵的一切實質內容,我們一起哭泣、禱告和歡呼。這就是我將要告訴你的關於致悼詞者的全部內容。

這只是我所做的。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背後的原因。我之所以有這一切,是因爲,還是那句話,如果你知道我內心的全部狀況,我的幻想和不滿,我的焦慮和我最黑暗的孤寂想法,你會宣告說我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危險。我不能被賦予自己權力,當然也不能稱自己是名人,你也不能。

但我們不必自己抓住權力,但我們可以不斷地傾注我們的力量,直到把它交給別人,把我們的任何力量再投資於一個比我們短暫的生命更長久的社區,建立一個甚至會延續到我們孩子的孩子的社區——一個我們真正對其負責的社區,一個會把我們從自己身上解救出來,讓我們自由地成爲我們想成爲的人,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成爲怎樣的人,當我們第一次開始這個生命旅程時就曾經充滿那樣的希望。

現在還不算太晚——爲了我這週一直在爲之悲傷的三個名字,爲了你所知道的和爲之悲傷的名字,爲了你,爲了我,爲了教會,也許甚至爲了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很晚了,但在神的仁慈和恩典中,還不算太晚。


譯:STH/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It's Time to Reckon with Celebrity Power.

Andy Crouch(安迪·克勞奇)是Praxis的神學和文化合夥人,Praxis是一個爲救贖性企業家精神提供創意的組織。克勞奇在《今日基督教》擔任了十多年的編輯和製作人,包括從2012年到2016年擔任執行編輯。他的工作和寫作已被《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時代》雜誌報導。
標籤
教會
醜聞
名人
權利
機構